把許多古代各族的帝王編排成的古史系統，由於種族的融合，把各族的祖先歸到一條線上，把原有的橫的系統變成了縱的系統而形成的，禮樂制度則是由於地域的擴張，和大一統的形勢，把各地不同的器具、禮法，依了他們的想像，再加上一點杜造，分配到虞、夏、商、周去，算作四代的不同制度。在戰國以前，古史的性質是宗教性的，其主要的論題是奇蹟說。
所謂諸夏，是夏、商之後，和由西方入主中原的姬、姜兩大族，在這四族以外的，都被看作蠻夷。對於自己的祖先，都以為由於上帝的命令而出現，不承認始祖的前一代是人，他們不承認本族和別族有共同的祖先。
本來楚的祖是祝融，到戰國時改為帝高陽，後人說他就是顓頊，本來秦是玄鳥隕卵，女修吞而生子，到這時也是顓頊的苗裔了，趙祖非子，非子也是女修之後，秦和趙就同祖了。本來越是純粹南方部族，和諸夏沒有絲毫關係的，到這時也是禹的子孫，越和匈奴也就共祖顓頊，田齊自稱舜後，而舜是顓頊的六世孫。帝嚳為商族的宗神，周的始祖后稷。
據他們說，自古以來朝代只有唐、虞、夏、商、周五個，照這樣分配，虞、夏屬於顓頊系，唐、商、周屬於帝嚳系，黃帝本是一個最有權力的上帝，於是他們就把他從天上拉下來，說
| 黃帝 | － | 玄囂 | － | 蟜極 | － | 帝嚳 |
| － | 昌意 | － | 顓頊 |
本來所謂中原，不出黃河下游及濟水流域，禹在古代傳說中，本是平地成天的一個神人，到了秦始皇統一的反映，逼得古帝王的土地必須和他一樣廣，於是禹的偶像遂重新喚起，而有〈禹貢〉一篇的著作，把當時的境域分作九州，硬叫禹擔此分州的責任。戰國、秦、漢之間，造成了兩個大偶像，種族的偶像是黃帝，疆域的偶像是禹。
墨子打破孔子維持舊制度的政策，直截痛快，主張兼愛以毀滅宗法組織，主張尚賢以破壞世族專政。一定要先有了墨子的尚賢主義，然後會發生堯、舜的禪讓故事，這些故事也都從墨家中流傳到儒家，《堯典》中分明說堯直接禪讓予舜，孟子偏說舜是由臣民擁戴起來的，儒家講親親，儒家還要保全貴族的世祿，而《堯典》所記的竟是墨家的堯舜。墨子是創造理論以順應戰國時勢的第一人，因為他鼓吹的最早，所以由這一學派發生的故事最為深入而有力，一般人也忘記這是墨家所創造的了。命本是古人所最信仰的，到墨子始因激勵人們奮鬥的勇氣，主張非命。
孟子絕不是純粹的孔子之徒，乃是孔、墨兩家的調和者。在孔子的說話中，只把歷來名人的性格加以批評，雖有傳聞之誤，卻不致有何妝點，孟子簡直不管古代的事究竟如何，只盡力把古代王公硬裝到他的王道模型裡去，作他宣傳自己學說的手段。
楊朱覺得世界之所以亂都由於心的外騖，一個人的慾望是永遠填不滿的，不幸大家要求盡量的滿足，就激起了許多鬥爭，主張保全自己的精神和形體，不受外物的引誘，拔一毛以利天下人是不做的，把天下的東西來供一己的使用是不取的，他的主義被稱為「為我」，孔、墨、楊三派鼎足而峙，一派主張復古，一派主張捨身救世，一派主張捨世救身。
宋鈃的學說，在外的是禁攻寢兵，在內的是情慾寡淺，就是說，用墨子之學做事業，用楊朱之學修身心，兼顧別人和自己，使之得到同樣的滿足。人格並不因為別人的侮辱而有損傷，所以你受的侮辱並不是你的真羞恥。老子這個人必在孔子之後，《老子》這部書又在老子之後，老子不是道家的開創者，道家的成立又遠後於儒家。老子主張柔弱和謙下，是宋鈃的見侮不辱的演進，是楊朱的全生學說的變相，則老子應是宋鈃的後輩，是戰國中期的人，《老子》這書是戰國後期的。
法家專為統治者說話，主張遏滅私家之學，禁止游談之士，平民都需專力農作，不得隨便發議論，把這個意思講得最清楚的是韓非的《五蠹》和《顯學》。
把戰國的偽史做一番大淘汰工作的是司馬遷，審查古史料的標準是六藝，不能記述一事而互相差異的材料，斷定這個真，那個偽，只能說這個那個一齊對，把那些雜異之處想法安插得當，這種整齊故事的方法，是漢代儒生和經師的基本方法。戰國是一個大時代，什麼都須創新，然而創新的事業卻掩護在復古的口號之下，所以那時無論什麼制度和思想都會反映到古代去，戰國大都是有意的作偽，而漢代多半是無意的成偽。
陰陽說最先表現於《周易》，五行說最先表現於《洪範》。五行之說是子思造出來的，子思是戰國初期的人，這種學說佔有勢力，始於齊人鄒衍《主運》說，五行的次序是講相勝的，做天子的一定要得到五行中的一德，於是上天顯示其符應，他就安穩地做了龍位，稱為五德終始說。五德說分了一支叫做三統說：黑統、白統、赤統。
從秦到漢，經學裡就出了《洪範五行傳》一類的天書做今文家議論的骨幹，也常用鄒衍的五德終始說的方式迎合皇帝的意圖，使得皇帝和上帝作起緊密的聯繫，災異說的系統是建立於時令反常上的，《洪範五行傳》建立於君主的態度不正上。兩漢經學的骨幹是統治集團的宗教的創造，統治者裝飾自己身分的宗教，無論最高的主宰是上帝還是五行，每個皇帝都有方法證明他自己是一個真命天子。
仙人是燕國的特產，尚及於齊國。分野說把天上的星分作幾區，又把天上的區域拍合到地上的國家。史官們把天上的星辰組成一個系統，又把天與人的關係組織為一個系統，使得天人之間發生了密切的感應。古代的國王和諸侯都兼有教主的職務，負著以己身替民眾向天神祈免災患的責任。漢文帝的責任心不亞於楚昭王，不願享福而但願受過，後來的皇帝沒有他這樣的好心，天變的責任只得請丞相擔負了去。
《月令》的中心觀念只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八個字，春天是萬物生長的時候，一切的政治和人事都應向生長方面進展，使得可以增加自然界運作的力量，秋天造物者降下一股肅殺之氣，草木隨著黃落，國家也就可以出兵打仗，行法殺人，立說的宗旨只是希望天人合一。
焚書是初統一時的政治使命，坑儒則不過是始皇個人發脾氣而已，把犯禁的460餘人活葬於咸陽，當時儒生和方士本是同等待遇，造謠這件事又是方士闖下的禍，連累了儒生。漢武帝以後不多見方士，原來儒生們已盡量方士化，方士們為要取得政治權力已相率歸到儒生的隊裡來了。
秦的三皇即是漢的三一，他們是天神，地位在五帝之上，發生於陰陽說，天一是陽神，地一是陰神，泰一更在陰陽之前，為陰陽所從出，所以謂之最貴。泰一就是上帝之名，上帝就是泰一之位，終漢一代再也分不開來。五帝是泰一的輔佐，祭壇環繞在下面，青、赤、黑、白四帝個按照五行說中的東南西北的方向，只有居中的黃帝沒法辦，便把祂的壇安置在西南角上。掌祭泰一的助宰穿的是紫色衣，掌祭五帝的分穿了青赤諸色衣，又祭日和月，祭日的穿赤衣，祭月的穿白衣。
周代的祭禮有郊有社，郊以祭上帝，社以祭后土，漢武帝時，天地之祀有了固定的地方，祭天在國都西北的甘泉，祭地在國都東北的汾陰。漢武帝集合一個歌曲的班子，喚作樂府，用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命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作詩賦，每年正月第一個辛日，在甘泉祭上帝時，童男女70人一齊歌唱，從黃昏直唱到天亮。一件事應當怎麼辦，是禮，凡是古人日用的東西都可以叫做禮器，一首詩應當怎麼唱，是樂，《詩》是樂的本子，樂是《詩》的動作，在宗廟裡祭神時用的，叫做《頌》，宴會賓客實用的，叫作《風》和《雅》。
成帝時，國家奉祀的祠廟本有683所，審查的結果只有208所是合禮的，其他都廢了，候神方士等79餘人，也都免職歸家，這是把原有的祠宇作一次總整理、大淘汰，把漢武帝在封禪郊祀狂熱中的建設完全破壞，實在說來，這是儒生對於方士的威脅，用了純粹的陰陽五行說把隨時隨地發生的神仙廟祀打倒了。36年之間，天地之祠搬徙了5次。
泰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這是齊、魯間人的信念，把侯國之望擴大為帝國之望，封是泰山上的祭，禪是泰山下小山梁父的祭。秦始皇到泰山頂上去行封禮，又到梁父山上去行禪禮，禮節大多採自秦國祭上帝時所用的。漢武帝用了祭泰一(上帝)的禮去封泰山，又禪於泰山下的肅然山，下詔改元為元封。元封5年(前104年)宣布改制，定曆法，以正月為歲首，服色尚黃，數用五，官名的印章改為五字，改元太初。用五德說易服色，而用三統說改正朔。漢初百年中，所用的顓頊曆不實用。
求仙和封禪都和山有關係，所以天下名山又經過了一回整理，漢武帝以河南的太室為中岳，山東的泰山為東岳，安徽的天柱山為南岳，陝西的華山為西岳，河北的恒山為北岳，這又是五行思想的具體表現，經學家為要提高它的地位，就說為堯、舜時已有的制度。
秦始皇的統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讀書，他的手段是刑罰的制裁，漢武帝的統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讀一種書，他的手段是利祿的誘引。武帝建元5年置五經博士，後此博士的職掌不為通古今而為做經師，博士的官不算小，漢初時每年的俸祿400石，其後增至比600石，內遷可為奉常、侍中，外遷可為郡國守相、諸侯王太傅等職，所以引得人眼紅，常想標新立異，取得一個地位，以致經書愈講愈亂，這又是漢代經學所以紛歧的一個主因。
漢代四次學術性的大會議：
- 昭帝始元6年(前81年)，桓寬集錄為《鹽鐵論》。
- 宣帝甘露2年(前52年)，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添立了四家博士。
- 平帝元始元年(1年)，王莽徵求天下通一藝、教授11人以上。
- 章帝建初4年(79年)，議《五經》同異於白虎觀，班固集錄為《白虎通義》。
孔子做《春秋》，他自己沒有說過，第一個說的是孟子，戰國諸子以及漢人所引的《春秋》常是《公羊傳》裡的文字。《榖梁傳》中極多災異之說，其立博士在宣帝之末的甘露3年(前51年)，就可知道它必是西漢中葉以後的作品。《左傳》是一部真材料的偽書，真名是《國語》，偽物是經說，它不解經，價值在《公羊傳》上，它一解經，反成了《榖梁傳》的後輩，至於現在的《國語》，那是劉歆的刪削之餘。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不是傳訛，便是作《春秋》的人有一定出來的等級，與真正的古制不合。
一支簡大約寫10餘字至20餘字不等，用繩子或皮帶把許多簡穿起來，就成了冊和篇，還有方塊的木板，叫做方，可寫100字左右，西漢之世，簡、方和帛是併用的，帛可以捲起來，就成了卷。竹簡有長短，官府用的長2尺4寸，私人所用則有1尺2寸，也有8寸的，6寸的木板，備隨時的筆記，稱之為簿，亦名為專，用假借字寫來就成為傳，後人用來做經的補助讀本或參考資料。
漢代通行的文字，據《倉頡篇》只有3300字，《訓纂篇》就有5300字，那時有六種書法：
- 古文：孔家壁中書的遺文
- 奇字：古文的變體
- 篆書，就是小篆
- 左書：秦的徒隸們寫的簡筆字
- 繆篆：用來刻印
- 鳥蟲書：用來寫旗幟
古代人最喜歡作預言，也最肯信預言，史官就是製造預言的專家，還有一種預言，說是上帝傳給人們，叫做讖。《七略》不錄讖諱，沒有別的原因，只因那時上沒有這種東西，這種東西是在劉向、劉歆父子校書之後才出現的，是王莽時的種種圖書符命激起來的，諱的形式，以書籍的體制發表它的，絕不能早於王莽柄政的時代。
讖諱書的出現，負有三種使命：
- 把西漢200年中的術數思想作一次總整理，使得它系統化
- 發揮王莽、劉歆們所倡導的新古史和新祀典的學說
- 把所有的學問、所有的神話都歸納到六經的旗幟之下，使得孔子真成個教主，六經真成個天書，藉此維持皇帝的位置
西漢的末葉，劉歆作《世經》，主五行相生說，這原是一個有計劃的騙局，王莽為主謀而劉歆為助謀，王莽最注重的是堯、舜，全史五德終始表讓五德之運有一個閏統，要從堯禪舜上建出了漢禪新的必然性。歷來得天下有兩條路，一是唐、虞的禪讓，二是殷、周的征誅。中國的歷史上，凡是改朝換代而出於同民族的，沒有不依照王莽的成例行禪讓典禮的，所謂征誅，只供異民族使用罷了，王莽固然不久失敗，但這禪讓心法是長期傳下去，直到袁世凱的籌安會還是如此。
公孫述和光武帝二人作天子的根據都出現在讖書上，對於讖書，各有各的解法，光武帝利用了王莽說漢為火德的話，將錯就錯，自稱以《赤伏符》受命，東漢的國命既明定為火德，如果不用他的歷史系統即無法把漢排列在火德之下，所以只得承受了。東漢王符作了一部《潛夫論》，把同德的帝王說作祖孫，更加密了他們的關係，把每個帝王說成有三個父親：
- 感生之父
- 母所承之帝
- 名義上的父
東漢一代，博士共14人，都是今文經學，勝利只是表面上而已，鄭玄是兼修今古文，常用古學說去改今學說，又用今學說去改古學說，所以後人罵他為攪亂家法的罪魁。王充《論衡》對於古籍和傳說無所不疑，為中國思想史上的一部偉大著作，許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著書的著眼點在於比較同異，先敘今文學說，次述古文學說，再提出證據，加以批評，實在是一種有組織的辨偽著作，以前所沒有見過的。
《孔子家語》不但是一部偽書，而且是一部雜湊書，這是王肅的造偽以辨偽的手段，在王肅的時代，鄭玄的學說正極昌盛，王肅眼見他說的話有許多錯誤，然而一班學者把他捧作教主，鄭玄是最信讖諱的，常用讖諱之說來注經，把幾部經書染上很濃重的神話色彩。
譙周《古史考》和皇甫謐《帝王世紀》廣搜博採，以多為勝，不問神話傳說產生於何代，統統予以編入古史系統，開了唐、宋以後編古史者廣採雜家小說入史的壞風氣。
唐以後的辨偽，發源於史學家劉知幾和《春秋》學家啖助，劉知幾的《史通》，是中國自古以來講座史方法的第一部有系統的著作，〈疑古篇〉利用了晉代出土的《竹書紀年》與儒家經典的矛盾，加上三代以下統治階級的各種政治陰謀，指出所謂古聖人、古帝王的岸然道貌和政治上的雍容和平氣象都是經過後人塗飾的結果。
啖助直接用《春秋》經文來治《春秋》，因而看出了《公羊傳》、《榖梁傳》、《左傳》三家的是非得失，《春秋集傳》、《春秋例統》雖沒有傳下來，他的再傳弟子陸淳的《春秋集傳纂例》記下了他的批評，站在歷史事實的立場上指出《左傳》勝於《公羊傳》、《榖梁傳》，從《左傳》記載各國史事的不同方式上，可以知道《左傳》確實得到各國的史書做底本，不過從經學的眼光看來，《左傳》解經自有其錯誤之處。左氏不是左丘明。
宋人辨偽始於歐陽修，宋代疑古辨偽的風氣雖然盛行，但是宋人在整理古史時，卻是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廣搜雜家小說之說以見其博，因此宋代所編的古史，不僅沒有把偽史剔出去，反而是偽史充斥其中，常常自相矛盾。到了明代，學風為之一變，理學家勸人不讀書，名士家勸人讀小品文字，學者則勸人讀奇書，宋人疑古辨偽之風幾為歇絕。明代學人撰偽書很多，特別是到萬曆間蔚為一種風氣，明代著名的造偽者豐坊，是一個大藏書家。
晚明目錄學家胡應麟把偽書分成20類：
- 偽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
- 偽作於近代而是反惑之者
- 掇古人之事而偽者
- 挾古人之文而偽者
- 傳古人之名而偽者
- 蹈古書之名而偽者
- 憚於自名而偽者
- 恥於自名而偽者
- 襲取於人而偽者
- 假重於人而偽者
- 惡其人，偽以禍之者
- 惡其人，偽以誣之者
- 本非偽，人託之而偽者
- 書本偽，人補之而益偽者
- 偽而非偽者
- 非偽而實偽者
- 當時知其偽而後世弗傳者
- 當時記其偽而後人弗悟者
- 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偽託者
- 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偽題者
《秦漢的方士與儒生》，顧頡剛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01月。
《古史辨》，顧頡剛 著，海南出版社，2005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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