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WJZ悲觀地認為歷史是一個偶然隨機的過程，許多事件的發展形塑往往都是錯綜複雜、幽暗深微的，永遠無法化約成幾條簡單的定律或規則，但是我還是要說說令我震驚的體會，小時候對於故事裡頭秦檜以十二面金牌召回岳飛，並以莫須有的罪名加以殺害總是恨得牙癢癢的，結果事實的真相卻是秦檜只是在執行宋高宗的意志，就像今天行政院長在執行總統的政策一樣，只不過執行手段有輕重緩急，有殘暴粗糙的差異而已，然而我們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背後的藏鏡人，讓秦檜在岳王廟前跪了幾百年。建炎四年(1130)，婁寅亮上疏，正值高宗被金人逐至海上，新政權飄搖不定之際，根據一種天人報應的信仰，即以北宋之亡歸咎於徽宗以來皇室祭祀過偏，以致上天與太祖之靈都不再保佑趙家，所以這一信仰深深打動了他，激起他通過太祖之靈以祈求天命的強烈願望，伯琮即以宗子身份被召入宮。
潘賢妃是已故元懿太子生母，吳才人也是得力助手，高宗未便完全越過此二人，而逕以孝宗託付於張婕妤，所以才特有三娘擇子的安排，此三妃之中，潘賢妃名位最高，但她甫喪子，觸景生悲，自然沒有收養的意願，吳氏雖有意爭取，然而才人地位在張婕妤之下，不能先開口，張氏則事先與高宗已有默契，所以才主動向孝宗招手，高宗當時也在場，這一切早已在他預料之中，故在孝宗走向張氏之後，便立即命婕妤母之。
張婕妤和吳才人爭養孝宗的理由：
- 可以固高宗之寵。
- 孝宗的前途此時雖尚在未定之天，但其為奇貨可居則顯而易見。
後來，吳才人亦請得育一子，於是得伯玖，更名曰璩，伯玖生於建炎四年(1130)，比孝宗小三歲，紹興五年(1135)孝宗就傅時，他獨居禁中，可知他受養於憲聖當在紹興三或四年，比孝宗入宮晚一至二年。
孝宗在張氏死後次日即出外第，又六日封王，則已自有府第，其間絕不容有與璩並養於憲聖，雖一食必均的機會，憲聖在很長時期內一直在為她的養子伯玖爭政治地位，意在取孝宗而代之，無論她和孝宗之間的個人關係如何，在客觀上她構成了孝宗繼位的最大阻力，紹興二年孝宗與伯浩的競爭僥倖過關，但緊接著與伯玖之間的對峙則是一場延續了二十年以上的苦鬥。
趙鼎等都支持對孝宗授節封公，以為立儲的初步準備，岳飛(1103-1141)嘗面奏，虜人欲立欽宗子來南京，欲以變換南人耳目，啟皇子出閣以定民心，以領兵大將越位進言，發為此論，確是非同小可，引起高宗疑忌，大有可能。
高宗御筆除節封公，第一次露出他偏袒伯玖的意向，趙鼎、王庶、劉大中三人堅不從命，可見他們支持孝宗的立場十分明朗，秦檜不肯公開表態，但暗中卻附和高中的意旨。
建國只是小國，吳國公卻是全吳，高宗最初提議封伯玖為吳國公，表面上雖與孝宗的建國公相等，實際上政治比重尚在其上，這是偏袒的明證，趙鼎因力阻伯玖建節封公而大拂高宗之意，致為秦檜所乘，失去相位，則高宗此時扶持伯玖之心堅如鐵石。
紹興八年(1138)金國正式提出和議條件，以河南、陝西之地歸宋，並送還高宗生母和徽宗帝后梓宮，但高宗必須屈膝稱臣，南宋第一次定國是曾有意識地參考了北宋第一次定國是的前例，從紹興八年起，和已正式成為南宋的國是，終高宗之朝再也沒有改變過。
李綱的提議第一次顯示出國是觀念的超黨派性質，李綱所提出的和、戰、守三策才是貫穿南宋的國是問題，以後的爭論即環繞著這三者而展開，不論章惇、蔡京、秦檜、湯思退、錢端禮，還是哲宗、徽宗、高宗、孝宗，國是為奪權與保權而服務，此之謂濟其私心。
紹興十二年(1142)從北方歸來的顯仁太后，即高宗的生母，顯仁在原則上反對高宗以帝位傳給旁支，未必於孝宗與伯玖之間有所軒輊，但是客觀地說，時間的拖延對於伯玖是有利的，因為孝宗年長，又入宮在前，在起步時佔了先著。
憲聖則後來居上，吳才人初不以色幸，在高宗心中佔有那樣重要的地位，與張賢妃不同，她才兼文武，既有應變的機智，也有判斷能力，在張婕妤死後第二年便正式冊封為皇后，她的影響力越往後越大，紹興十五年(1145)伯玖封王，與孝宗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她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高廟賜二王宮女各十人，史浩云當以庶母禮待之，高廟問二王待遇之狀，言普安加禮，恩平無不昵之者，十人皆犯之矣，普安者，完璧也，大計由此而決。
寫藍亭序五百本當在前，因為這是較早階段的書法訓練，賜宮女則非在兩人都以年逾弱冠不可，孝宗幼年的性格顯然屬於沉穩的一型，書蘭亭序至七百本之多，又能於所賜宮女待之以禮，這一高度自律的表現當是他獲得高宗信任的終極原因。
紹興二十二年(1152)，高宗內心雖已有此決定，但在紹興二十九年(1159)九月顯仁太后逝世之前，他仍然不敢有所洩露，所以從孝宗方面說，他在長達三十年的期間都一直處在期待與挫折交替的焦慮狀態之中。
一般而言，心理延展發生在一個人從少年(adolescence)到成人(adulthood)的兩階段之間，這是人生最關鍵性的階段，必須先總結早年的生活，展望成人後的前景，審量一己的才性，並參考別人包括父母師友對他的判斷與期待，然後立定中心方向，畢生獻身於所擇的志業，三十而立在現代心理學上也有特殊意義，即認同確立與思想定型。
紹興三十年(1160)，孝宗三十四歲，立為皇子，更名瑋，伯玖三十一歲，加恩稱皇姪，伯玖緊追在孝宗之後，一步不鬆，直到孝宗三十四歲時勝負始分，可知兩人都經過了心理學家所謂的持久的認同危機，伯玖的表現很近於心理學家所說的認同分散(identity diffusion)，在孝宗即位後即不願任事，累章乞閑，這雖是爭位失敗後的必然反應，但其遠源已見於危機時期。
紹興三十一年(1161)，由於金主亮南侵，和局已破，原有的國是面臨著能不能持續下去的絕大危機，高宗已不可能再堅持他親定的國是了，不但宰相往往視國是為進退，皇帝也要對國是負責，高宗在這一年的六月禪位於孝宗與當時國是危機必有密切的關係。
高宗所建立的意我理想顯然是中興，他的楷模則是東漢的光武帝，但高宗所認同的理想最後並沒有充分實現，他實際作到的祇是東晉元帝偏安江左式的中興，而不是光武盡復漢家故物式的中興，他早年一意屈辱求和，除了力不能敵之外，還別有不可告人的隱衷，即唯恐金人擁立欽宗，奪去帝位。
然而孝宗受禪以後，直到淳熙中期，他仍然堅持和議不可變更，因為這一偏安式的中興則完全是靠他早年所堅持的和議得來的，一言以蔽之，他的全部政治生命已與和議合而為一了，他不可能公開致疑於恢復的正當性，但由於恢復最後不可避免地要棄和而就戰，在他的潛意識中，這便等於否定了他的最後認同及其實際成就。
高宗自紹興三十二年(1162)退位到淳熙十四年(1187)逝世，二十四年間始終在幕後暗握皇權不放手，祇要孝宗的意志和他的意志之間發生些微不同，前者便非徹底屈服不可，由於他是南宋王朝的創建者，這個得字便體現在對於政治權力的無限依戀，他可以讓出皇位，但絕不肯放棄皇權。
高宗雖然退位，但絕不會完全放手，在以往三十年中高宗對於孝宗一面調教，一面觀察，最終目的便是要使他成為一個能先意承志的繼位人，孝宗也一直在戰戰兢兢，唯恐失歡於父皇。
一月四朝始於孝宗受禪之後，高宗即一直運用這一定期集會阻止孝宗恢復並干預人事的安排，外面卻不露痕跡，孝宗繼之，也持此為政治部署的主要管道，但因責善過甚，造成光宗精神錯亂的悲劇，換句話說，一月四朝表面上雖是兒子向父親盡溫情定省的孝道，實質上則具有重大的政治功能。
孝宗生於靖康之恥的後一年，成長於二帝蒙塵的氛圍之中，更親見高宗稱臣的屈辱，不難想像，他大概很早便激發了復仇攘夷的悲願，南宋諸帝，祇有孝宗一人特重擊鞠，可見確與平生雄武心有關，未可純以戲視之。
孝宗雖在三十四歲建儲，三十六歲受禪，因而取得了認同恢復的正式身份，但他此後二十多年高踞帝位，竟始終不能推動恢復的大業。
孝宗深明高宗意向，故將恢復之意完全寄託在張浚此戰之上，符離一敗，他的壯志成空，這是大慟的真正原因，他的政治生命與恢復已合而為一，但高宗所認同的則是和與安靜，這構成了孝宗無可奈何的宿命，孝宗恢復之志不能實現主要受阻於太上皇，財屈兵弱兩項客觀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
高宗對朝廷上的一舉一動隨時在密切注視中，臺臣論劾鄭藻娶嫂，他或直接得之於鄭藻，或另有其他管道，總之他是明知故問，鄭藻是高宗特別安排在孝宗身邊的。
高宗絕不是計較進奉的多寡，而是從忽減數項這件事上發生了深刻的疑心，是不是孝宗在位十年，自覺羽翼已成，因而開始改變遵奉上太德意的最初誓約了呢？藉端發作一方面在探測孝宗和外廷的動向，另一方面則在以雷霆萬鈞之力防患於將然未然之際，所以他既對孝宗大怒於前，又對虞允文盛氣於後，他之所以轉怒為喜，則是因為發現自己的餘威尤在，則以鎮懾兒子皇帝與宰相，使兩人不勝其惶恐。
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於有成，這次談話發生在淳熙中，是父子關係關於恢復問題的最後默契，這是淳熙八年孝宗除王淮為相的心理背景，但孝宗大書太上皇告誡之語於殿中，所重者僅在末二句，觀其所持擢之試卷可知，此時他已年過五十，恢復之志曾未一日去懷，然而卻不能不強自壓抑，所以堅忍兩字成為他終身信奉的座右銘，幾年後太上皇逝世，他立即佈置大規模更改，在此已露端倪。
王淮所執行的安靜政策，其實是太上皇高宗和孝宗之間協議的結果，才能執政七年之久，而且在高宗未死之前他的相位一直是相當穩固的，在這一長期執政過程中，他早已成為職業官僚集團的最大領袖，他的勢力遍佈於朝廷之上，大部分臺諫都是支持他的，因此沒有人肯出面攻擊他，但並不僅限於臺諫，這個集團需要他主盟，以阻止理學型士大夫進入權力世界的核心。
中國傳統職業官僚的升遷主要繫於對下面兩大條件的運用：
- 常規化的行政作業
- 個人化的人事關係
從淳熙十年(1183)王淮執政集團陳賈、鄭丙開始發難禁偽學，淳熙十五年(1188)林栗的繼起攻擊劾奏朱熹，下至慶元二年(1196)慶元黨禁正式禁偽學，反道學運動先後持續了幾十年，三次反道學運動雖然表面上都以禁偽學為號召，其實則關繫學術思想的爭議者甚少。
王淮執政集團建立道學朋黨之目，意外地為理學集團的形成與擴大起了催生作用，在淳熙十年之前，所謂道學大致僅指張栻、朱熹一派的性理之學而言，其涵義較狹，陳賈奏文將附之者與庇之者也一併歸入道學朋黨之內，其結果則是擴大了道學的政治涵義，使本來在學術上屬於不同系統的人在政治上也都蒙上了道學之名。
道學作為一個政治概念是官僚集團的創作，其確切的涵義便是道學朋黨，這一涵義的道學最初雖也指朱熹及其門人而言，但它的範圍隨著理學集團在政治上不斷擴大而相應推廣，但是這絕不意味著當時朝廷上士大夫不歸於楊，則歸於墨，人人都可以劃入兩大集團之內，事實上，在位士大夫中仍不乏獨立於此二集團之外者。
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後果則是激起了太學生的不平，為理學集團增加了一支有力的盟軍，太學生將周公之聖玉朱熹之賢相提並論，則他們對朱熹的推尊，也可想而知。
鄭丙、陳賈兩人雖達到了禁偽學的目的，但他們想用道學兩字罷黜朱熹的企圖則並未完成，以道學結罪始於劉清之一案，所以葉適特別強調利害所係，不獨朱熹，所攻擊的是闖進了權力世界中的道學，而不是流傳在書院講堂之上或師友商榷之間的道學，這是可以斷言的。
反道學壁壘基本上是由職業官僚型的士大夫構成的，他們大體上安於現狀，朱熹及道學型士大夫則是北宋新儒學的直接繼承者，他們不但繼續開心治道，而且依然念念不忘重建理想的秩序，不過處於後王安石時代，又置身偏安的局面，他們所爭的國是已不再是如何變法改制以回向三代，而是怎樣先整頓好內部，然後再進而圖恢復問題，不肯苟安於現狀，仍力求有所作為，以自見於世。
宋代儒學第一階段的重心在說經以推明治道，其重心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二程開啟了第二階段，其重心轉向道學或理學，從治道轉入理學，也就是從外王轉入內聖，其重心在正心、誠意、格物、致知。
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說，宋代儒學士大夫一共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 從宋初到仁宗朝為第一階段儒學復興階段，確立了治道的大方向，即重建一個以三代理想為依歸的政治、社會秩序。
- 熙寧變法，士大夫從坐而言轉到起而行的時期，由於王安石及其支持者的奮鬥，士大夫至少在理論上取得了共定國是、同治天下的合法權力，使士大夫的政治主體意識得以具體地落實在政治行動之中。
- 第三階段政治文化的特色在於內聖之學的介入，在理學家心中，禮樂雖然重要，卻仍是形而下的，不足以當道體之稱，王安石變法本於經學，而不是理學，南宋理學家便斷言這是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理學起於北宋，至南宋大盛，它所發展的則是儒學中關於內聖的部份，無聲、無臭、無方、無體自然是內聖的極致，但即使已至內聖之最深處，儒家的終極關懷仍然在人間世。
程顥斷定〈大學〉是孔氏遺書，程頤教人先讀〈大學〉，故朱熹繼之，進而為它作註解，置於四書之首，〈大學〉與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發生密切聯繫至遲已始於第二階段，即熙寧、元祐之際，而以理學家為其關鍵人物，但不可否認的，把〈大學〉正式納入理學系統，使之成為內聖通向外王的津梁，則是朱熹的獨特貢獻。
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論本末，修身為本，論輕重，天下國家為重。
內聖與外王很容易從邏輯上講成一以貫之，但在理學家的實際生活中卻顯然背道而馳，形成一股極大的張力，生活與邏輯往往不一致，這是我們研究儒學時所特別要注意的問題，因為儒學從來不是純思辨的產物，祇有放置在生活實踐的歷史脈絡之中，它的意義才能全幅展現。
內聖之學確是他們的精神泉源，不但持此為安身立命之所在，而且也相信這一精神源泉足以滌盪他們的胸襟，不斷改善他們做人做事的能力，從這一角度看，內聖之學的宗教性格是很明顯的。
朱熹恰好是第一種形象的原型，重內聖而置外王於度外的傾向，靜思的人生(vita contemplativa)超越了活動的人生(vita activa)，韓元吉則是第二型的代表，與第一型相反，是偏向外王的一端，內聖與外王之間的內在緊張對兩型理學家同樣造成心理壓力，理學家若自外於士大夫，不問當世理亂，正是違背了聖賢用心處，第一型理學家的壓力來自怎樣才能使內聖之學發揮實際的政治、社會效用，第二型理學家怎樣在職務繁忙的生活中仍能不斷汲取精神上的源頭活水，因此他們往往爭取一切可能的空隙進修內聖之學。
天下之共治者與天下之論治者世一個很又有意義的分別，前者指在位的士大夫，後者則指不在位的士大夫，理學家雖然以政治主體的共治者自待，但畢竟仍舊接受了君以制命為職的大原則，開啟行道閘門的最後決定權是由皇帝掌握著的。
理學家得君行道代表了以政治主體自待的群體意識，得君自然不能不通過某一特殊個人，行道則是屬於群體的事，因此任何一個理學家有得君的機會往往都獲得群體的積極支持。
南宋理學家爭取得君行道的一個基本方式，都重視與皇帝面對面談話的機會，認定這是在權力源頭發動更改的最有效的辦法，從外面登朝面對，稱為登對，百官輪流向皇帝進言的常制，稱為輪對，因轉官特別是從朝廷轉為外任，也依制得召見，稱為轉對，輪對、轉對制度已始於唐，而沿襲於宋。
乾道、淳熙間，朝士抱才氣者皆以得見上為善，然士大夫不為大臣所喜者，往往竢其對班將至，預徙他官，蓋輪其官而不輪其人，此立法之弊。
將作監丞不過是主管營造機構中的一個中級官員，乾道以後，人才甚多，監、少、丞、簿無闕，待次為宋制，猶後世候補，凡臺省之久次與郡邑之有聲者，悉寄徑于此，自是號為儲才之地，而營繕之事，多俾府、尹、畿漕分任其責，儲才自然就是為了將來的大用，這是王淮執政集團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阻撓陸九淵新任命的根本原因。
林栗徹頭徹尾是從經學的立場直搗理學的大本營，所以他和朱熹兩人分別代表了宋代儒學舊統與理學新潮，以致處處針鋒相對，太常博士是禮官，林栗所進廟號為詹體仁當眾駁倒，這是他生平的奇恥大辱，新怨舊恨，一時併發，這是他在六月初八朱熹除兵部郎官後發動攻勢的主要動機。
孝宗在高宗死後立即改父之道，可謂不孝，但這個不孝卻是為了更善於盡孝，所以三年之喪，通常為二十七個月，恰好為他提供了一個可以公開反抗高宗而又不露反抗痕跡的機會。
甘昪是孝宗初年最有權勢的宦官，但已逐去多年，高宗之喪，太上皇后需要他辦事，所以又起用他提舉德壽宮，王信獨自出面疏諫，孝宗竟不得不託洪邁向他疏通，則更可見他是一極有威力的諫官。
淳熙十四年(1184)，葉適借輪對時刻的〈上殿劄子〉最早觸動了孝宗的心事，影響力是不容低估的，另一個對孝宗晚年部屬可能發生過作用的文件則是朱熹在淳熙十五年(1185)十一月所上的那篇最著名的〈戊申封事〉。
《朱熹的歷史世界(下冊)》，余英時 著，允晨文化出版，2003年08月。★
《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余英時 著，允晨文化出版，2004年07月。★
《足本宋元學案》，黃宗羲 著，廣文書局出版。
《宋明理學概述》，錢穆 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1992年01月。
《朱子學提綱》，錢穆 著，三民出版，1991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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