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元前1500年左右，由於氣候逐漸乾冷化，畜牧業在原本宜於農業的鄂爾多斯地區發展起來，像半農半牧的經濟型態轉變，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騎馬術出現，北方才進入以騎馬為標誌的半游牧－游牧經濟階段。歐亞草原經歷了全新世的漁獵採集經濟、畜牧農耕經濟、青銅時代較進步的農牧經濟，最後才走上鐵器時代的游牧經濟，最早出現在西元前1000年左右。
利用馬為座騎並非造成北亞草原游牧的主因，真正造成本地游牧的因素，是西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間的氣候乾冷化變遷。在游牧起源上，歐亞草原東部晚於草原西部，不會晚太多，由南俄哈薩克草原或阿爾泰地區滲入蒙古草原。斯基泰(Scythian)是一種早期歐亞草原游牧人群的稱號，一些文化因素如馬器、有動物紋的牌飾等，被認為是歐亞草原游牧人群的指標性文化遺存。
人類學所見的游牧社會，強調這是人們利用邊緣、不穩定的自然資源的一種經濟、社會生態體系，生活中處處充滿危機與不確定，毫無浪漫可言，需要人們高度技術性地對自然的理解與掌握，包括地理環境與生物，並配合經濟、社會各方面之種種精巧設計，世界幾種主要類型的專化游牧都大約出現在西元前1000-400年間，遠較原始農業的出現為晚。
中國北方游牧社會三階段演化：
| 第一階段 | 西元前9-7世紀 | 以東北方的夏家店上層文化，西元前8世紀中國最早將馬作為座騎的地區是在東北西遼河流域。 |
| 第二階段 | 西元前6-4世紀 | 出現武器、馬具與動物紋飾的斯基泰三要素，政治、軍事卓越地位的游牧豪貴階級(nomadic aristocracy)興起。 |
| 第三階段 | 西元前4世紀中期至前3世紀 | 隨葬品由與戰爭有關之器物轉變為奢侈品，主要得自於貿易、交換，而非來自於掠奪與剝削。 |
歐亞草原西段甘青地區在商周至春秋時出現卡約、辛店、寺洼等文化，由齊家文化的統一漸趨於地方分化，養羊在這些文化有長足發展，羌人到了春秋時還未進入專業化游牧。東段的夏家店上層文化是山戎遺存，山戎是半農半牧的定居人群，桑乾河流域的軍都山類型則是東遷的白狄遺存，戎狄均屬東亞蒙古人種，胡則是從蒙古高原南下的北亞蒙古人種游牧人。半游牧人群(semi-nomads)或農牧人群(agro-pastoralists)，部分家人整年定居，而由部分青壯年人領著牲畜在特定季節外出游牧。
原始混合農業社群的人口增長，使得人們對土地資源的利用更徹底，定居聚落與農地的擴張也使得畜牧必須移至遠離定居聚落外的地區，以避免牲畜傷害莊稼，城鎮不但作為游牧人群貨物交換的中心，都市的專業化工藝更提供他們無法製造的物品。從事工藝只是一種家庭副業，而未形成可能導致社會階層化的社會分工。
游牧不只是一種生產、消費與交換之經濟手段，它還需要特定的社會組織、社會價值來與之配合。游牧是一種不能自給自足的(non-autarchy)經濟生產模式，因此游牧社會人群與外在世界人群有各種的互動模式，以獲得外來資源。
平等自主性(egalitarian)，畜產財富不易儲存、累積，且再多的畜產也可能在自然災害中歸零，富有牧主能將畜產轉變為城鎮中的財富，如房屋、農田，但經常這也讓他們定居下來，牲畜少的貧窮牧人經常放棄游牧，落入定居城鎮成為勞工，最富有的與最窮的牧人離開游牧，也使得許多游牧社會中牧民財富較為平均。
在中國農業精華地區，不到一畝地便能養活一個五口之家，在較貧瘠的山地，如川西羌族地區，約6-10於畝地才能，內蒙要20畝地才能養一頭羊，至少要300-400頭羊才能供養一個五口之家，因此一個牧民家庭至少需要6000-8000畝地。
牧人能控制、管理畜群，除了放牧技術外，更基本的原因便是這些動物原來就喜歡結群活動，並有某種社會秩序，如性別、世代、族群間的優劣階序。以草、葉、嫩枝、荊棘、苔蘚等為食，這些植物或其纖維部分，大多是人類無法作為糧食吃下肚的，在生存環境極端匱乏的情況下，豬是人的食物競爭者，肉食或雜食性的狗，就更會與人爭食而不宜作為牧畜，但狗在人類馴養動物的歷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在游牧社會中常被用於放牧、守護以及協助狩獵。
好的移動力，幼畜在出生數十分鐘內便可行走移動，在配合游牧經濟的移動及節省人力上至為重要，游牧人群難以賴畜肉為主食，經常宰殺牲畜為食難以維持游牧生計，世界上各類型的游牧經濟人群皆普遍依賴乳產品為食，只有學會如何吃利息(乳)，並盡量避免吃本金(肉)，游牧經濟才得以成立。
羊品種繁多，在各種極端環境中幾乎都有宜於本土的羊種，高產乳量、高繁殖率，使得羊成為全球各種游牧經濟類型中最普遍、最重要的牧畜，綿羊基本上是草食動物(grazing animal)，只愛吃青草，山羊雖也吃草，卻是偏愛啃食嫩枝葉的動物(browsing animal)。蹄常濕，羊容易生病，羊相較於牛、馬來說，不太能保護自己，需相當人力來照料它們。
過去蒙古牧人有訓練頭羊來管理羊群的習俗，山羊與綿羊混合放牧有好處，綿羊吃草不太移動，山羊可領著綿羊緩緩前行，可避免羊群過度啃食一片草地，山羊與綿羊吃草都從草株的底部切斷它，而牛與馬吃草則截斷草株的位置較高。綿羊是最不能與農業相容的牲畜，愈純粹的游牧者所養的綿羊也愈多，綿羊肉較鮮美，少腥羶，離市鎮較近的牧民經常養的綿羊較多，是市場取向，離市鎮愈遠的牧民則傾向於養較多的山羊，是生計取向。
馬被大量牧養主要是在歐亞草原，是馬最原始的棲息地，最早被人類馴養的地方，馬的胃只有單胃室，對食物的消化利用不如牛、羊等反芻胃的動物那樣徹底，消耗草食不甚經濟，肉、乳產量與生殖率也不如牛、羊。對當代草原牧民而言，養很多的馬有其情感的、文化的因素而非全為生計。
牛是反芻性動物(ruminants)，一天約花上8小時吃足相當份量的草，然後休息，慢慢反芻消化胃中的草，只要草食充沛，牛無需長時間、大範圍移動以覓食，也較能保護自己，花費的人力較少，因此在各種經濟生業之人類社會中，養牛與牧養其他牲畜通常不會矛盾互斥，也能與其他生業如農業、狩獵等共存。旄牛的舌頭可以舔刮高海拔山區到處皆有的苔蘚植物，重要食物來源，對風雪、低溫環境的抵抗力極強。
駱駝脾氣壞、有體臭、難以訓練，智能比馬低很多，5歲才成熟，且每3年才生1胎，需放牧在外的時間長。一種北阿拉伯駱駝鞍的發明，有助於阿拉伯文明及其勢力的擴張，主要貢獻是在交通運輸方面。
山羊、綿羊、馬、牛、駱駝，蒙古人稱為五畜，駱駝進入蒙古草原游牧經濟的時間相當晚，20世紀上半葉的一般情況，綿羊、山羊、馬、牛的數量比例約是10:1:2:2。一游牧地區之畜產構成及其數量、比例，最能表現地方環境特色(包括對外關係)、各種牲畜之動物性，以及人們如何藉對環境與動物的認識來建立及調整其生計活動、社會組織，並因此產生一些文化價值。
游動、遷徙不只是讓牲畜在各種季節皆能得到適宜的環境資源，更是人們逃避各種自然與人為風險，包括權力掌控與階級剝削，以及利用更廣大外在資源(如貿易與掠奪)的手段，深深影響游牧人群的族群認同、社會結構、領袖威權，以及其社會道德與價值觀。
最基本的游牧方式分為兩種：
- 夏天往北而冬季往南的水平移動
- 夏季往高山而冬季像低谷的垂直移牧
| 平原－山區－平原型 | 冬季住平原，夏季移往山區，秋季下移至平原 |
| 山區－平原型 | 冬季住山區，夏季移往河、湖邊放牧 |
| 山區－山腳－山區型 | 冬季在山區避風處，春季移往山腳，夏季又往山區放牧 |
| 山區型 | 夏季在接近山脊處，冬季下降到山谷森林 |
秋季到初冬牧民的狩獵活動多一些，在添補牧民食物上採集常比狩獵可靠、重要，游牧人群的食物中常有穀類，其中有些是他們自己所生產。生長環境愈差的地方，種植大麥的比例也就愈大，大麥較能耐寒以及容忍氣候的急驟變化。
水草資源愈不穩定，愈匱乏，牧民的游牧遷徙愈有長程、大範圍而多變化的傾向，移動，以及隨時做有關移動的抉擇，是游牧社會人群是存於資源匱乏且變數多的邊緣環境之利器，移動使得他們有能力突破各種空間的、社會的與意識型態的邊界。注重土地資源的使用權，而相對輕忽土地領域之所有權，各個小單位人群(家庭或牧團)都需擁有行動的決策權，也就是他們要能為生存自作抉擇。
游牧之生活環境中多變數，因而牧民需隨時觀察，蒐集各種信息，以作出下一步的行動判斷，游牧民的問候言行就是一種形式的信息交換，不懂問候禮節的人在草原上很難得到信息，不掌握足夠信息量的人，也不可能成為合格的游牧民。
日常生活中直接與牧業生產有關的事務便有放牧、擠奶、製酪、剪毛、韖皮、製氈子、照顧初生幼畜、治療病畜、閹畜、收集畜糞作為燃料等等。擠奶、製酪在許多游牧社會中都是女人與老人從事的工作，在春、夏、秋季，幾乎美日都要擠奶2-3次。青海南部至四川北部的藏族牧民，剪羊毛通常在初夏7月，剪牛毛在4、5月間。
在許多定居農業社會中，特別是在中國與印度，女人只負責家內的事務及生育生產者，也是繼承者，在所有游牧社會中女人都需直接從事生產工作，家庭、社會地位明顯高於農區婦女。
帳通常是游牧社會稱呼家庭的數量單位，每個帳房都只能有一個女主人，游牧社會的多妻家庭(polygynous family)中妻子們都是正妻，她們的子女都有分畜產的權利，多夫家庭(polyandrous family)通常發生在較窮的家庭中，由於畜產少，不宜分成兩份讓兩個弟兄單獨成戶，也不宜在同一帳中有兩個女主人，所以兄弟共有一妻。
幾個家庭(帳)構成一牧團，同一牧團的家庭在同一地區放牧，同時遷徙，或者年中至少有一季節整個牧團聚在一起，駐地放牧時，帳房紮在鄰近課互相守望相助的距離內，牧團大小隨季節而變化，季節性游牧團分出的更小牧群，稱之為牧圈，因其聚散無常、大小不定，所以牧團與牧圈有時並不容易區分。
頭人都由汗正式授命，但也有非經汗正式承認的頭人，首領要慷慨，所以較窮的人無法成為頭人，但也不是畜產最多的人就會成為頭人，很少靠武力威脅他人而得此地位，牧團的凝聚及其頭人的領導力主要靠的是親屬關係，牧團最基本的特質便是其孤立性。
措哇指較大的帳房圈，包含數個日科(牧圈)，措哇的領袖稱措紅，為不能世襲的頭人，由上級部落頭人指定，各牧戶有互助義務，但各戶經濟獨立。青海東南部到川西北一帶游牧藏族是更不受任何結構規範的游牧人群，人們的現實需求與抉擇是牧團構成、凝聚以及牧團變化的重要因素，常常比一切結構更為重要。
家族(lineage)一般是指其成員血緣關係較近且可追溯的親屬群體，氏族(clan)是指宣稱有共同祖先但血緣系譜不清楚的親屬群體，只有以氏族稱號或始祖之名來彼此凝聚。措哇和日科爾內多半是同一家族的親人，百戶與千戶級部落間的血緣關係，則表現在其領袖家族的祖先關係系譜與婚姻記憶上。
游牧家庭的家族譜系記憶在父子兩代之間便有相當差別，在父親死後，他兒子的家族史版本將成為正確的家族歷史記憶，結構性失憶(structural amnesia)將過去的事實視為在現實下被爭辯即可被遺忘、改變的記憶。政治聚合(political consolidation)經常藉著親屬關係來強化，另一方面，任何一種人群聚合都是現實導向，為了現實牧團或部落中可以容納外人，決定親屬關係的組源記憶經常被遺忘或改變。
分枝性社會結構，層層由小而大的社會結群，非經常性社會結構，因應外來敵對力量的大小而臨時凝聚為或小或大的群體，各層級的部落其功能主要都在保障游牧人群的生計，及應付為維持生計而進行的戰爭，日常游牧生活中領袖威權幾乎不存在，沒有常設的、可代代相傳的部落最高首長。部落、部落聯盟或國家是為了配合各種特定游牧經濟所產生的政治社會組織，愈和朝廷以及各級政府關係密切的區域部落，其首領的政治威權愈大，離此愈遠的野蕃，則其部落首領愈無政治威權。
若一游牧社會在牧業之外依賴的是貿易或控制貿易路線，或以武力掠奪威嚇定居聚落城鎮或其他社群，以此獲得貢賦及戰利品來補資源之不足，資源主要得於部落之外的廣大資源領域邊緣，與外在世界接觸與互動多且複雜，較高層次的部落聯盟或國家便非常重要，相關的領袖威權也因此而得以擴張。
掠奪與貿易，以及賞賜，都是廣義社會交換的一部分，兩個或多個群體或個人，透過不同性質的交互作用(reciprocity)，作資源的輸送、轉移與互換，同時也在此過程中產生或強化個人與群體之社會位置與相關權力階序，分為三種：
| 一般交互作用(generalized reciprocity) | 長輩的餽贈、與他人分享或一般宴客 |
| 均衡交互作用(balanced reciprocity) | 親朋之間的禮尚往來 |
| 負面交互作用(negative reciprocity) | 各種程度的詐欺、盜竊、掠奪 |
駱駝游牧之貝都因諸部落有兩種不同的掠奪：
- 各貴冑部落的相互掠奪(reciprocal raids)
- 各部落對外的單向掠奪(unilateral raids)
《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王明珂 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2009年01月。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王明珂 著，允晨文化出版，1997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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