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與西周王朝以及其所屬邦國，與北方山岳、草原地帶諸部族間的經濟往來仍很密切，要到西周中期以後，北邊混合經濟人群往南爭奪農牧資源之勢愈來愈強，華夏認同與華夏邊緣才出現並逐漸強化，華夏認同的形成與黃土高原北方邊緣人群之全面游牧化有密切關聯，西周亡於戎禍申侯與犬戎之亂，不只是一個偶發政治事件，它是早期游牧或混合經濟人群往南爭奪資源的一個歷史表徵。
秦人在周室東遷後驅戎，黃河中、下游諸國的華夏認同意識逐漸增強，並互相奧援以對抗戎狄，內諸夏而外夷狄。華有眾多或繁盛之意，華夏或諸夏意義相同，都只的是一個多元聯合體。首個統一的中原帝國，以及統一的北方長城線，是華夏資源共享群體及其所宣稱的北方資源邊界的表徵與表相，也具體呈現其強化華夏及華夏邊緣此一人類生態本相，迫使長城以北各人群全面游牧化，由戰國至漢初，長城在農牧混合地帶之人群資源競爭中產生，也因此長城內外社會政治變化有相生相成的關係。
長城本身便是華夏認同發展下的產物，用以維護、壟斷南方資源，並藉以排除北方游牧社會人群的工具，匈奴帝國組成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為突破此資源邊界。國家違反並嚴重妨礙其民眾之游牧經濟，國家威權及其一體性也時時受游牧社會所蘊含的平等自主性、分群性的威脅。
一個具意義但被忽略的變化是在華夏或漢族的祖源記憶上，他們由黃帝之裔成為炎黃子孫，黃帝為打敗其主要對手炎帝的英雄祖先，成為凝聚華夏認同為重要的同源記憶，漢代到魏晉南北朝，絕大多數的華夏家族都自稱是黃帝之後，漢晉時，炎帝並非普遍受人們攀附的英雄祖先。攀附炎帝為本族群祖源，中古時期許多北族以此別於自稱黃帝之後的華夏家族，華夏逐漸普遍接受炎黃子孫記憶，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秦漢華夏帝國轉變為隋唐中原王朝的關鍵時期。
兩個關鍵因素影響草原帝國的發展：
- 國家造成的政治權力集中化與社會貧富貴賤階序化，不斷受到游牧社會中的分支分散性與平等自主性之挑戰
- 游牧帝國主要對應於南方中原帝國的資源封鎖線而生，長城為其具體表徵，存在主要功能也在於突破此資源封鎖線。
若缺乏與定居國家政權的緊密互動，則游牧人群傾向於分散為小的自主群體，或為依血緣遠近而凝聚的親族人群，因情勢變化的族群認同(situational ethnicity)，為了適應多變的生活情境，他們可能透過改變祖先譜系記憶來接納新族群成員，或脫離原來的群體。
讓個別牧戶、牧團能行其游牧其逃避風險的平等自主，與維持部落整體競爭力的集中與階序化，在各類型游牧社會中都是常見的兩種相互矛盾的社會構成因素。對外關係最能影響一個游牧社會的平等自主程度，簡單的說，愈是在不賴外界資源，而每一基本游牧社會單位(家庭或牧團)皆自產自用之經濟生產模式(domestic mode of production)下的游牧人群，愈能夠平等自主。匈奴牧民相當程度地受國家及國家行動影響，而不能自由、自主地決定其游牧事宜，更難以應付突來的環境變化。
匈奴國家的主要功能之一，應是分配各個部落的草場，在匈奴國家組織及國家策略行動下，國家設置的各級部落長是常設的政治機構及威權，而每一部落又由國家分配牧地，各有分地。游牧部落聯盟及其王的出現，生存策略為避免同一生態區各部落相爭，而組織成較大的群體向外爭奪資源，以政治力明確劃分游牧範圍，固然能減低內部各部落間的衝突，但對個別游牧群體來說，它也減損了游牧社會之移動性在適應環境變化、逃避風險上的優勢。
理想的匈奴牧區應包括三種生態環境：
- 廣大的草原，在不同季節提供牲畜所需的水、草資源
- 有森林的山區，供應獵場與製作車具、穹廬、弓矢的木材，且能在夏、冬季節得到豐富水源、草料及避風寒的場所
- 鄰近定居村鎮、半游牧聚落或重要貿易路線的地理位置，以取得自己無法生產製造的日常用品或穀類，或由保護定居城邦及商旅中獲利。
在蒙古草原游牧中，出冬場一般是3月下旬，5至9月進入夏季，放牧場所在大河邊上或沿溪谷的山坡上，也是牧人生活較清閒的季節，9至11月為秋季放牧季節，為了搶膘，也就是利用好的草地及運動，讓牲畜脂肪厚、肌肉實，人畜移動較多，又須打草儲備為冬季之用，因此相當忙碌，冬季定居不移動，夏草場是公有的，冬場則為各牧戶私有。
畜群是以馬、牛、羊為主，又以羊的數量為大。山羊與綿羊大致相等這樣的比例，顯示與現代蒙古牧民之畜產相比，匈奴牧民之畜產中山羊所佔比例較大，在無現代動物防疫、繁殖技術而羊毛又以自用為情況下，多養移動力、抗病力、繁殖力與產乳量均高的山羊是相當合理的。
馬、牛、羊都不是適當的馱獸，因此匈奴的移動非常依賴車，不僅速度慢，而且常有天候、路況及車輛維修上的困擾。匈奴的帳幕是置於車上，車帳一體，移動時主要以牛牽引，一般牛的年繁殖率約只在3%左右，而羊則高達20-40%之間，牛能很快的吃足所需草料，然後休息反芻，不需人來照料，由留守帳幕的女人來照顧。
然而為了應付戰爭，以及逃避漢軍及其他敵人的攻擊，他們的畜產中又宜於有大量的馬。駃騠是西域傳入的良種馬，騊駼是蒙古草原野馬，驒騱指的是草原野驢，馬的移動力較優，可以放在較遠一點的牧場上，馬在冬季能踢破冰層以得到冰下的牧草，而羊能啃食冰層下馬吃過的草，在冬季經常結冰的草原上，馬與羊的混養是必要的。
漢軍由西方匈奴部族那兒較常擄獲駱駝，數量也不會太多，駱駝主要是吃矮樹或矮灌木嫩枝葉的動物，馬是草食動物，將這兩種動物混合牧養會有困難，而常須在家庭人力或社會分工上做特別安排，以行分群放牧。
為了應付戰爭，大集團游牧可能早在匈奴時期即已出現，匈奴經常遭受天災或戰禍而有大量人畜死亡或被擄，很可能是因為大集團游牧模式使其人畜相當集中，因而減弱了游牧的避災功能。為了維持其國家組織及應付國家發動的對外戰爭，匈奴在游牧及其他生產工作的人力調配上有相當困難，而在戰爭中擄或向其他部族買中國俘虜，被擄去的漢人可以替匈奴從事農業，也可以為匈奴從事牧業。
匈奴人在戰場上聚、散很快，常見於游牧社會中的分支性社會結構之特色，因需要而聚集成大團體，當不需要時或不利時，散為小群體各自求生。國家此一政治組織無法與游牧經濟相配合，在變數極大的自然環境中，國家的集中性與國家所設立的種種邊界減損了游牧社會攸關生死的分散性與移動性。
匈奴一年有三次部落聚會：
| 陰曆正月 | 小會單于庭 | 氣候酷寒，正是牧民尚居於冬場之時，單于庭應是單于較固定的駐蹕之所，各主要部落首領到單于庭集會，不涉及大規模的人畜移動，符合草原游牧生活的韻律。 |
| 陰曆五月 | 大會龍城 | 進入夏草場的季節，由此開始較為定居的生活，牧民不需常移動，在水少豐美處聚集的社會群體也較大，五月大會龍城，容易聚集大量人群，而又不影響其游牧羅動的時節，龍城是由許多廬落帳幕聚集而成，而非有固定建築的定居城鎮。 |
| 陰曆九月 | 大會蹛林 | 由移動較多的秋牧場往冬牧場轉移，九月大會蹛林是為了課校人畜，以匈奴帝國之大，應不可能將所有人畜集中點校，除了匈奴國家層次的各部落首長及其直屬部眾之聚集外，可能也在匈奴各層級部落中進行，可能源於在秋季集結以對外劫掠的傳統。漢朝廷派兵護衛南匈奴的策略是冬屯夏罷，南匈奴只在冬季需要保護，夏季則無必要。 |
約從西元前129年始，漢軍對匈奴大都選在春季，對任何游牧人群來說，初春都是最艱苦而不宜長城遷徙的季節，漢軍常擄獲相當大數量的匈奴畜產，國家的軍事動員與戰爭發生的季節，都讓他們毫無選擇。
漢帝國賜與匈奴最豐厚的賞賜，穀類也只能供應700個牧民一年之需，匈奴與漢王朝間的貢賜關係，功能主要在於雙方社會上層的物資交換與分配，在禮物的贈予、收受中鞏固雙方之政治體系與威權，與牧民之游牧經濟關係不大。匈奴人用於貿易交換上的主要是畜產，對漢帝國背盟掠邊的事件不見得都是匈奴國家行動，游牧社會中蘊含的平等自主原則，可能讓匈奴單于難以約束其治下所有部落的行動。
生計性掠奪(subsistence raids)為了直接獲得生活資源，一般行之於秋季或初冬，戰略性掠奪(strategic raids)，即外邊疆策略(puter frontier strategy)，為了威脅、恐嚇定居國家以遂其經濟或政治目的攻擊行動，不定期發動，為了遂行國家之戰略性劫掠戰爭，匈奴似乎更需由劫掠中增添、補充牲口及游牧人力。
游牧人群與定居人群間不容易建立起穩定的貿易關係，游牧人群也很難賴出售牲畜來取得所缺的生活物資。漢朝廷藉著開關市來做為攏絡、安撫、貼補匈奴游牧經濟劣勢之手段，而非在內部促進對匈奴畜產的需求以合理化此貿易交換關係，因無需求，所以漢帝國經常以閉關市來做為對匈奴的政治懲罰。
西元前2世紀末開始匈奴頻頻發生雪災，造成大規模人畜損失，後來也因此造成南、北匈奴的分裂。匈奴分裂原因是連年天災造成畜產嚴重損失，而更重要的因素是其國家政治結構與活動嚴重干擾其游牧社會組織原有的避災及災後重生功能。
社會內的階級邊界不因蒙古帝國解體而消失，明清時期草原上的社會階層區分與資源分配問題更為嚴重，原來由於人之移動力所造成的社會平等自主特質消失殆盡，而與長城之南定居農民的階級社會愈來愈無差別。
《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王明珂 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2009年01月。
《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植基文本的歷史情境》，王明珂 著，允晨文化出版，2006年07月。
《北狄與匈奴》，馬長壽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06月。
《匈奴史》，林斡 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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