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要求(categorical imperative)，就是具有責任(duty)接受理性先驗的道德要求，與條件性要求(hypothetical imperative)截然不同，這種要求本身就是倫理的目的，而非手段，在形式上，絕對要求的原則即是把主觀的行為準則(maxims)普遍化以後，作為客觀的道德律則(moral rules)來遵守，道德乃得自倫理普遍化原則的先驗概念(concept)，而非感官經驗。本體的自我在倫理的領域，可視為道德的自我(moral self)，現象的自我則為實然的自我(factual self)。
康德道德哲學的特色，即在於設定人在思惟界有意志之自由，以便遵從純粹實踐理性(pure practical reason)的指導，從而產生道德的行為，此一過程時衍發自理性先驗的概念，既非由經驗外爍而致，亦非任何實質的倫理概念。自我的立法，自我的約束，方有所謂的道德自律或道德自主可言，而人作為一個理性存在的意義也就在於此。就理性的功能而言，如將純粹思辨理性(pure speculative reason)與純粹實踐理性結合為一，後者應屬於前者之上，因為理性的旨趣最後終歸是實踐的(practical)。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爍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四端的端字，果作端續解，則惻隱之心只能說是道德意識的萌芽，而非道德行為的完成，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則屬於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的運用。
在實際的生活裡，道德意識源自具體的情狀，而非抽象概念的推衍。四端並非形而上的抽象概念，乃是具有經驗意義的道德感，孟子的四端說實為以後儒家倫理哲學的主流，尤以宋明理學中陸、王一系為是，道德的物質先決條件似乎在中國倫理思想普遍受到重視，從康德的觀點視之，朱陸二位仍不出孟子道德情感說的藩籬，因此皆為道德它律(moral heteronmy)。
於康德而言，倫理行為並不依賴個人主觀的態度，以便求得贊同或即刻心理的滿足，人性或理性存在的尊嚴即在道德的自律，亦即無條件地遵從先驗理性原則的指導。如果把道德的來源建立在道德情感之上，即為道德它律，由此而衍生的行為準則即普遍性與必然性。
韋伯將理性分為價值理性(Wertrationalitat)與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itat)似乎與康德對應然(ought)與實然(is)範疇的區別甚有關連，價值理性本身即是目的，不可能從其他源頭推衍而出，因此無法以科學方式證明之，這和康德對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的看法是一致的，於韋伯而言，學術研討只能涉及工具理性，以及價值理性的判斷結果。
就韋伯而言，科學知識的產生固然具有價值牽聯的性質(value-relevance)，但科學知識的目的在於釐清與發現事實的真相。一個學者當然可以下價值判斷，但價值判斷卻非科學工作的分內事。依韋伯之見，科學本身固然無法制定價值的取捨，但另方面科學卻絕非完全被動從屬於某一價值，而只為預定的價值服務，在價值抉擇的過程之中，科學就其影響最後價值的裁決而言，其扮演的角色不僅十分關鍵，而且舉足輕重。
道德自律則只接受理性的批判，經驗結果不是它形成的要素，責任倫理必須把行為可預見結果列入道德的考慮判斷之內，從而有別於只講動機純正的信念倫理。
南宋淳熙8年(1181年)，呂祖謙去世之後，朱熹與陸象山，朱熹與陳亮之間思想的衝突愈形擴大，終無匯歸的可能，更反映呂氏生前調和的作用。陳亮能夠在呂氏生前留在道學階段，而陳氏功利思想的發展無形中受到牽制。朱熹在與陳亮辯論時，其所謂的道實意涵文化價值，而非形上意義道、器之別的道，陳亮有關道的概念帶有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色彩，道實隱含於歷史之中。
陳亮思想的發展分成三個階段：
- 第一階段：1143-1168年
- 第二階段：1168-1178年，道學過渡期
- 第三階段：1178-1194年，功利思想
理規範氣的運作，但理並非獨立存在的實體，它存在於氣中，若無氣，則理無所依附，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稱，無極則是與使太極生生不息的歷程並具有無限的可能。就理而言，萬物皆無不同，只緣氣的稟受的不同，萬物之間才有分別。心是一身之主，它使人有別於其他生物，是氣之精爽與氣之靈，虛靈為心之本體。
《大學》原為《小戴禮記》的一篇，自韓愈而下，〈大學〉固然漸受重視，但直迄二程與朱熹反覆闡發之後，《大學》一書的地位才屹立不搖。二程於闡發《大學》義理之餘，感於《大學》文義失序，疑簡編散脫，因此各有訂本，理正篇次，從此啟動改訂《大學》的風氣，最引起後人爭議的，仍是改本中，朱熹所添加的〈格致補傳〉。
在朱熹的概念裡，知是先於行的，格物、致知為知之始，誠意為行之始，格物為精一之旨，佛老異端之學所以陷於懸空窮理，其故即緣無格物工夫，格物不說窮理，卻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格物在上古文獻僅一見於《大學》之中，語意饒富而含混(fruitful ambiguity)，難免臆測多端。
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為《大學》三綱領，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八條目，朱熹《大學章句》可以說是理學和考據學二者由分而合的里程碑，考據學在此一階段只是服務理學的性質。
就《大學》訂本而言，除了尊信《小戴禮記‧大學》不分經傳的學者之外，諸儒大略依下列三種方式考訂《大學》：
- 主張《大學》語義自足，文字無庸調動，而只需分章者
- 主張《大學》有錯簡，文字甚或章節必得更動者
- 主張《大學》既有錯簡，且有衍文或闕文者
王陽明復《古本大學》真正的用意是不滿朱學的支離破碎，王陽明與朱熹的根本差異，可從他們對《大學》最終的目標止至善理解的分歧而略知梗概，於朱熹而言，至善意謂事理當然之極，而王陽明獨謂之心之本體。
1233年，蒙古人採用耶律楚材(1190-1244)的建議，修建孔廟，意謂著蒙古人不僅欲在武力和宋人爭勝負，同時欲在文化上爭取正統地位，為了抵制蒙古人的雙重挑戰，宋代政府感到急需執行一套文化意識型態來團結國內，以抵抗蒙古人的侵略，於是在理宗寶慶3年(1227年)，將朱子的《四書集註》全部列為官學。朱熹一方面藉著詮釋經典的方式來支持自己學說的立足點，另方面他的詮釋又成為後人瞭解經典的重要依據。
《大學》自南宋以來，已成為帝王經筵教育的一環，與政教之關連既深且鉅，自元代懸為科考定本，朝廷受治教合一觀點的影響，不得不壓迫異說，確又默許私家論述的流佈，造成官、私兩分，各行其是的情況，意即私人對經典闡釋(文化解釋權)容或有異，但只要佈妨礙有效的統治或避免像官方立場公然挑戰，朝廷均可包容。讀公本《章句》應試，至於切己用功，須讀《古本大學》，在習舉業者有成規，講道學者無厲禁的口號之下，《大學》改本得以在私家著述之中蓬勃發展著。
清人考據首重復古，力抵改經非是。復古論調瀰漫清代學界，致使各種《大學》改本頓失其義，無所傍依，改本於是大為減少，象徵了理學與考據學由合而分的崩解過程。清初，即使程朱、陸王之徒於《大學》定本的看法雖逐趨一致，但義理上仍是各尊所聞的局面。
陸氏家學是陸象山發展自己思想的重要泉源，象山學說的基礎主要以身教為主，他那獨特的道德感召力(moral charisma)並無法直接傳遞給他的弟子，加上他的學說環繞著本心而發，與禪宗的心學只有毫釐之差，連他的嫡傳弟子都很難分辨其中的精微之處，日後他的幾個弟子，如傅子淵、顏子聖、楊簡等傾向釋學並非偶然。
陸象山比朱熹遲入孔廟近300年確實反映了陸學之晦與朱學之盛，陸象山不十分信任語言的功用，比較強調知識體驗的一面，陸王學說因毫無涉及世俗利益，因此學者欣賞或認同陸王學說僅能就陸王學說內在的優越性來解說。陸學歷史的間斷性遠教連續性為顯著，樹立學承的風尚主要導源於陽明學派的興起，本來王學與陸學的發展並無內在的關聯，但由於陽明力為象山申辯，加上二者學說的相似性大於他們的共同敵人朱學，導致後人把陸王聯想在一起。
以全祖望之見，李紱(1675-1750)《陸子學譜》若只慮及人數的多寡，而不精審陸學學者，則不免譜系紊而宗傳混，適所以為陸學之累，批評的確一針見血，形式上包括總序、章節序文、案主、選文或語錄節要，間或加按語。總序敘述全書要旨與宗派源流，章節序文則交待各個綱目以發揮連結學術傳承的功能，案主則包括其生平歷史與思想論斷，都預設兩個基本指導理念，即道的發現與道的傳承，儒道的再發現，過程是跳躍的，而非持續的。
李紱關心的毋寧是傳承或學統的建立，換言之，歷史編纂的形式不過是表達哲學觀點的手段而已，學譜式的著作並非意在描述各個學派在歷史上的演化，樹立宗派、標榜立場才是他們真正的用心所在，樹立宗傳、學承只是程朱與陸王學者鬥爭的一個層面，另一層面即試圖破解及解消對方所宣稱的傳承，建立學統實為王學興起以後，程朱與陸王學者對抗的一環。
必須先產生門派或學派，學譜式的著作方有可能，學譜帶有極強烈的宗派色彩，不免因宣揚己方的哲學觀點或強立門戶過甚，而損及歷史的客觀性。劉元卿(1544-1609)的《諸儒學案》有濃厚的宗派意識，著作旨意與劉宗周(1578-1645)的《皇明道統錄》相近，而與《明儒學案》不相類，《皇明道統錄》論述明儒偏重言行，雖作於明亡之時，卻以斷代為時限。
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在體例上是承襲學譜式的史著而來，與學承式著作之間最大的區別實為內容的處理，而非體裁，由於著作原則及精神接近現代的學術史或思想史，其發展的潛力與所獲得的評價遠在學承著作之上，摒除宗派觀念，以客觀的原則來鋪陳各家學說，以勾勒有明一代的理學，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並不為之強立門戶，在承認追求儒學真理的大前提，問道方式的多樣性並不妨礙匯歸為一的終極目標。
即使《明儒學案》有取材劉宗周著作之處，仍無損於黃宗羲獨特的貢獻，因其力求擺脫獨門宗旨的影響，而以客觀鋪陳學術源流為鵠的。學譜只能作為宗派意識成長過程的主體印證，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則特重學術宗旨與源流，一般公認為對理學成就的總結，見解可信度極高。
《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黃進興 著，允晨文化出版，1994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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