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形態的改變,是造成現代國家興起的主因,決定國家的最適規模的關鍵因素就是戰爭形態的改變與課稅權力的集中化。步兵的戰鬥效率提升後,小國寡民已不符經濟效益,中央集權化的國家,在國防優勢上比地方分權型的政府有利,15世紀中葉火礮廣泛應用後,大幅提升國家的最低效益規模,減弱了封建領主對抗中央政府的能力,西歐的封建領主在1500年時,幾乎已經屈從中央政府,國王因而取得完整的課稅權。
過去的稅收基本上是包稅制,中央要求各省每年上繳多少金額,各省收到命令後,要求各縣每年上繳多少,各縣再向各鄉鎮要求上繳額,各地的實際稅收額,與實際上繳額之間的差額,就是各層級的盈餘。
普魯士稅制的一項特點,是只對城鎮課稅,普魯士國王對各階層的官員有直接控制權,要發揮朝廷的絕對主義,必須有兩項前提:
明清的貪污是普遍行為,從朝廷到地方的各級官員,呈現金字塔型:高官的個人貪污金額大,但人數較少,離朝廷的監督較近,所以總額較小,相對地,愈靠近基層,官員人數愈龐大,雖然個別的金額較小,但總貪污額會組成金字塔的厚實底端。
明代規定國家財政收支的《會計錄》,三百多年間總共才修訂三次,分別在洪武、弘治、萬曆三朝,再以清丈田畝為例,每丈必反已成常態,清朝在17世紀時,也試過三次清丈田畝,皆未成功。這表示明清時期,隱匿財產田畝避稅的事態相當嚴重,愈有田產的人愈有辦法逃稅。20世紀初期時,約有33%到40%的家戶,完全未繳土地稅,逃漏稅的嚴重性,其實就是反映貪污的普及性。
16世紀時中國約有3.6萬官員,要管理1.5億人口,比例約1/4200,官員人數和人口總數的比例太低,被舉報者占貪污者的比例太低,因嚴重貪污而被革職者,19世紀時只有6%-9%。1880年時的官員總數約2.3萬人,非法所得每年約1.15億兩白銀,換言之,平均貪污所得是本薪的18倍,但這1.15億兩中,有一半是被上層的1700位官員分掉,明清時期官員的總貪污額,大約是總薪資收入的14到22倍之間。
16世紀末時,西歐不再是由領主割據的小國,而是被幾個大型國家,如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荷蘭、波蘭、德國分治,這種局面能維持好幾百年,主要是因為在政治與軍事上形成新的均衡,國家規模經濟化之後,國防效益明顯提升,只有在進入國家的層次後,海權與帝國主義才有可能。
若以國防軍費占國民所得(GNP)的百分比來說,羅馬帝國時約為6%,中世紀的歐洲約1%,16世紀時約2%,18世紀時是6%至12%,美國在第二次大戰後約為10%,這些高額的軍事開支,當然要靠國家的課稅能力,大體而言,15世紀末期,英法兩國平均每人的稅負額大約加倍,西班牙約增10至20倍。
明代邊鎮糧餉對國家財政的耗竭,並不亞於內府、宗藩、冗官三大項。
屬地與殖民地幫助英國的成份,其實遠大於英國幫助屬地的成份,整體而言,英國大約支出國民所得5%的成本,就可享受到許多優勢與資源,國協之間的貿易,更帶來相互的繁榮與成長,1870-1913年間,國內投資的平均報酬率約4.6%,海外投資則有5.7%,這1.1%的差別,約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9%,換算成國民所得約有2%,不是個小數目。
英法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s),大約從1792年4月打到1815年11月,英國想要封鎖歐陸,所以禁止中立國,尤其是美國的船隻進出,在禁運期間,美國因為無法銷售到國外,導致稻米的批發價格下跌50%,棉花和麵粉跌了30-40%,煙草跌了20%左右,相反地,原先從外國進口的物品,在禁運期間平均飊漲1/3以上,整體而言,這14個月禁運對進出口的打擊程度,相當於美國把進口關稅提高到60%,禁運大概使1808年的GNP減少了5%,閉關自守的代價高昂,14個月後就廢止鎖國禁運政策。
17世紀上半葉的中日都在鎖國狀態,最早看到遠東地區貿易機會的是葡萄牙,荷蘭東印度公司(VOC)進入亞洲的主要目的,是看上日本的白銀與中國的絲綢,荷蘭人到遠東做生意的手法是內海貿易(intra-Asian trade),拿台灣的鹿皮與糖去換日本的銀子,再去換中國絲,再去日本換金銀,以及從印度買棉紡織品,帶到印尼群島換香料。
台灣的地理位置,對荷蘭人是個良好的戰略點:
日本的鎖國政策始於1639年,禁止與外國有任何接觸,1850年代鎖國的末期,日本平均每個國民的進口額約0.6美分,相對地,1840年鴉片戰爭被迫開港通商時,平均每個中國國民的進口額約有9美分,是日本15倍,日本鎖國沒有國際貿易與不鎖國自由貿易的GNP,大概會有8%到9%的差異。
鎖國時期的日本,透過琉球也有一些小額貿易,琉球雖然臣屬中國,但真正控制琉球的,是鹿兒島的薩摩藩。日本在開國時期的貿易約有4項特色:
日本的蠶絲業迅速超越中國的原因:
美國阿米許人(Amish)較不和外界貿易,在分散風險以及追求自保的考量下,必須種植基本生活的作物,也就是說,阿米許人的心態讓他們避免生產專業化。
阿米許人對農地的投資,明顯高於非阿米許人,長輩替兒子準備好耕地,在農業資產上長期大量投資,希望他們成年後不要四散,阿米許人為了文化與宗教的完整和延續性,會把大部分的資金投入購買與改良土地,可用的業務資金相對就少,農業生產力因而比不上非阿米許人。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約有3百萬人死亡,損失全國財富的1/4,太平洋戰爭雖然摧毀了日本,但也為日後的快速復興,提供三項重要的助力:
保守的農業部門,戰前奉守長子繼承、諸子自由的社會規範,使得農業的總戶口數不變,1947年日本採用新憲法,也重新修訂民法,家產的繼承權有很大的改變,從長子單獨繼承,改為諸子平均繼承,長子最多只能分得一半,另一半必須拿出來分給諸子女,日本農村每戶的田地通常不大,所以只能由單子繼承,如果由諸子繼承,就會大家都不夠生活,所以長子就更沒意願留在農村,轉而投入薪資較高的工業部門,或生活較舒適的都市。
外銷並不是日本經濟成長的引擎,真正重要的,是日本國內市場的大幅增長,換句話說,國內需求(內需)才是經濟成長的主力,外銷對日本經濟確實有過助益,但並非不可或缺的原動力,而是在景氣衰退時,幫助景氣加速回升的助力。1895-1990年間,日本的經濟成長三部曲是:
《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 著,允晨文化出版,2010年08月。
《西方世界的興起》,道格拉斯諾斯、羅伯斯托馬斯 著,厲以平、蔡磊 譯,華夏出版社,2009年06月。(1973)
《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賴建誠 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2008年04月。
過去的稅收基本上是包稅制,中央要求各省每年上繳多少金額,各省收到命令後,要求各縣每年上繳多少,各縣再向各鄉鎮要求上繳額,各地的實際稅收額,與實際上繳額之間的差額,就是各層級的盈餘。
普魯士稅制的一項特點,是只對城鎮課稅,普魯士國王對各階層的官員有直接控制權,要發揮朝廷的絕對主義,必須有兩項前提:
- 小國寡民,國土面積不大,人口不太多
- 國王的雄才大略
明清的貪污是普遍行為,從朝廷到地方的各級官員,呈現金字塔型:高官的個人貪污金額大,但人數較少,離朝廷的監督較近,所以總額較小,相對地,愈靠近基層,官員人數愈龐大,雖然個別的金額較小,但總貪污額會組成金字塔的厚實底端。
主要形式 | 高額低收 | 官員蓄意低估納稅者的應稅額,繳稅者用現金或其他好處回報,在兩種情況下較易出現:
|
監守自盜 | 官員從稅收內中飽私囊,通常發生在中央對地方控管不足時 | |
超額徵收 | ||
影響要素 | 領土的大小 | 小國寡民不易貪污 |
地主的實力 | 個別的中小農民不易逃稅,貴族地主必然賄賂或抗稅 | |
統治者的棍子 | 中央政府是否願意付出監督與懲罰的高成本 | |
基層官員貪污 | 特色 | 集體性、結構性、共犯性、長期性 |
主因 | 國家發給的行政費用不足 | |
官員的薪俸太薄 | ||
統治者對策 | 稅官輪派制 | |
加強罰則 | ||
嚴厲監督 | ||
提高官員薪資(養廉) |
明代規定國家財政收支的《會計錄》,三百多年間總共才修訂三次,分別在洪武、弘治、萬曆三朝,再以清丈田畝為例,每丈必反已成常態,清朝在17世紀時,也試過三次清丈田畝,皆未成功。這表示明清時期,隱匿財產田畝避稅的事態相當嚴重,愈有田產的人愈有辦法逃稅。20世紀初期時,約有33%到40%的家戶,完全未繳土地稅,逃漏稅的嚴重性,其實就是反映貪污的普及性。
16世紀時中國約有3.6萬官員,要管理1.5億人口,比例約1/4200,官員人數和人口總數的比例太低,被舉報者占貪污者的比例太低,因嚴重貪污而被革職者,19世紀時只有6%-9%。1880年時的官員總數約2.3萬人,非法所得每年約1.15億兩白銀,換言之,平均貪污所得是本薪的18倍,但這1.15億兩中,有一半是被上層的1700位官員分掉,明清時期官員的總貪污額,大約是總薪資收入的14到22倍之間。
16世紀末時,西歐不再是由領主割據的小國,而是被幾個大型國家,如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荷蘭、波蘭、德國分治,這種局面能維持好幾百年,主要是因為在政治與軍事上形成新的均衡,國家規模經濟化之後,國防效益明顯提升,只有在進入國家的層次後,海權與帝國主義才有可能。
若以國防軍費占國民所得(GNP)的百分比來說,羅馬帝國時約為6%,中世紀的歐洲約1%,16世紀時約2%,18世紀時是6%至12%,美國在第二次大戰後約為10%,這些高額的軍事開支,當然要靠國家的課稅能力,大體而言,15世紀末期,英法兩國平均每人的稅負額大約加倍,西班牙約增10至20倍。
明代邊鎮糧餉對國家財政的耗竭,並不亞於內府、宗藩、冗官三大項。
- 13邊鎮糧餉是國家財政危機的主因
- 若無邊鎮的負擔,政府的財務結構應該會有明顯的改善
- 若無北虜的侵擾,明代中後葉的經濟會有更好的榮景,朝代的壽命也能顯著地延長
屬地與殖民地幫助英國的成份,其實遠大於英國幫助屬地的成份,整體而言,英國大約支出國民所得5%的成本,就可享受到許多優勢與資源,國協之間的貿易,更帶來相互的繁榮與成長,1870-1913年間,國內投資的平均報酬率約4.6%,海外投資則有5.7%,這1.1%的差別,約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9%,換算成國民所得約有2%,不是個小數目。
英法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s),大約從1792年4月打到1815年11月,英國想要封鎖歐陸,所以禁止中立國,尤其是美國的船隻進出,在禁運期間,美國因為無法銷售到國外,導致稻米的批發價格下跌50%,棉花和麵粉跌了30-40%,煙草跌了20%左右,相反地,原先從外國進口的物品,在禁運期間平均飊漲1/3以上,整體而言,這14個月禁運對進出口的打擊程度,相當於美國把進口關稅提高到60%,禁運大概使1808年的GNP減少了5%,閉關自守的代價高昂,14個月後就廢止鎖國禁運政策。
17世紀上半葉的中日都在鎖國狀態,最早看到遠東地區貿易機會的是葡萄牙,荷蘭東印度公司(VOC)進入亞洲的主要目的,是看上日本的白銀與中國的絲綢,荷蘭人到遠東做生意的手法是內海貿易(intra-Asian trade),拿台灣的鹿皮與糖去換日本的銀子,再去換中國絲,再去日本換金銀,以及從印度買棉紡織品,帶到印尼群島換香料。
台灣的地理位置,對荷蘭人是個良好的戰略點:
- 當作儲存貨物的倉庫
- 當作船隊的補給與休息站
- 是北上日本、西向福建、南向呂宋、往麻六甲海峽、印尼群島的地理中心
- 還有鹿皮、糖可以換到日本的銀子。
日本的鎖國政策始於1639年,禁止與外國有任何接觸,1850年代鎖國的末期,日本平均每個國民的進口額約0.6美分,相對地,1840年鴉片戰爭被迫開港通商時,平均每個中國國民的進口額約有9美分,是日本15倍,日本鎖國沒有國際貿易與不鎖國自由貿易的GNP,大概會有8%到9%的差異。
鎖國時期的日本,透過琉球也有一些小額貿易,琉球雖然臣屬中國,但真正控制琉球的,是鹿兒島的薩摩藩。日本在開國時期的貿易約有4項特色:
- 出口品的價格來看,國內各行各業的競爭已經相當激烈
- 國際貿易上,日本是國際行情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非國際行情的訂價者(price maker)
- 政府對出口貿易並不獎勵也無補助,反而課出口稅
- 開國後的20-30年間,並未因貿易而改變日本的產業結構
日本的蠶絲業迅速超越中國的原因:
- 蠶隻品種F1
- 新品種的桑樹,一年四季可長出多次桑葉
- 興建專用的產業鐵道,突破原本的運銷瓶頸
- 日本採取團體戰術,各個環節的分工都專業化,把國內市場統一整合,透過合作社產銷,透過契約養蠶、契約收購,把產銷兩大環節整合起來,排除傳統商人的介入。
美國阿米許人(Amish)較不和外界貿易,在分散風險以及追求自保的考量下,必須種植基本生活的作物,也就是說,阿米許人的心態讓他們避免生產專業化。
平均生產作物種類 | 1850年 | 1860年 | 1870年 |
阿米許人 | 6.7 | 6.7 | 9.6 |
非阿米許人 | 6.1 | 6.5 | 8.5 |
阿米許人對農地的投資,明顯高於非阿米許人,長輩替兒子準備好耕地,在農業資產上長期大量投資,希望他們成年後不要四散,阿米許人為了文化與宗教的完整和延續性,會把大部分的資金投入購買與改良土地,可用的業務資金相對就少,農業生產力因而比不上非阿米許人。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約有3百萬人死亡,損失全國財富的1/4,太平洋戰爭雖然摧毀了日本,但也為日後的快速復興,提供三項重要的助力:
- 鏟除老邁建設,重新設計新時代的架構
- 破除舊勢力,方便日後的民主化與土地改革
- 政府積極扶植產業成長,發展海外市場,日本為了備戰,以及戰後的積極復甦,刺激出日本的第二次產業革命
黑谷期 | 1930-1945 | 特點是軍國主義與高壓政權 |
戰後美軍佔領期 | 1945-1952 | 去軍事化與民主化的新日本時期,由占領軍麥克阿瑟元帥主導戰後三大改革,主要目的是打破舊的社會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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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奇蹟期 | 1960-1970 | 高經濟成長期 |
1970年代之後 | 超級經濟強國期 |
保守的農業部門,戰前奉守長子繼承、諸子自由的社會規範,使得農業的總戶口數不變,1947年日本採用新憲法,也重新修訂民法,家產的繼承權有很大的改變,從長子單獨繼承,改為諸子平均繼承,長子最多只能分得一半,另一半必須拿出來分給諸子女,日本農村每戶的田地通常不大,所以只能由單子繼承,如果由諸子繼承,就會大家都不夠生活,所以長子就更沒意願留在農村,轉而投入薪資較高的工業部門,或生活較舒適的都市。
外銷並不是日本經濟成長的引擎,真正重要的,是日本國內市場的大幅增長,換句話說,國內需求(內需)才是經濟成長的主力,外銷對日本經濟確實有過助益,但並非不可或缺的原動力,而是在景氣衰退時,幫助景氣加速回升的助力。1895-1990年間,日本的經濟成長三部曲是:
- 進口國外先進產品
- 國內市場增長
- 進軍國際市場
《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 著,允晨文化出版,2010年08月。
《西方世界的興起》,道格拉斯諾斯、羅伯斯托馬斯 著,厲以平、蔡磊 譯,華夏出版社,2009年06月。(1973)
《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賴建誠 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2008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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