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反對全球化的理由之一，就是它在用一套特定的市場經濟理論矇騙世界，而這套市場經濟理論很可能並不適合開發中國家的需求、價值觀和社會背景。治理是國際事務決策模式的問題所在，也是全球化失敗的核心。
跳脫自己的出身背景等立場，在無知之幕(a veil of ignorance)背後思考社會正義的原則。真正的成功是能永續又公平的，而且民主發展的重點是要提高生活水準，而不只是追求GDP，經濟發展是要改變人們的生活，而不只是改變經濟。
已開發國家擁有豐富的資本和科技，開發中國家確擁有豐沛的非技術性勞工，每個國家的生產都反映了本身擁有的資源，擁有技術性勞工的國家會生產技術密集的產品和服務。單純的經濟模型裡，預測生產要素的價格會完全趨於均等，也就是說，無論技術性勞工或非技術性勞工的工資，以及資本回收，全世界各地都將會一樣，即使缺乏自由貿易，貿易自由化還是會帶來生產要素價格均等的情形。
製造業生產力的大幅提高，製造業不管怎麼樣都會失去很多工作機會。快速貿易自由化的結果是失業率上升，一旦勞工從低生產力但至少受到保護的工作上失業時，那麼上升的就是貧窮率，而不是成長率。很多國家的失業率都很高，但那些失去工作的人並沒有轉業到高工資工作的機會，而是加入失業的行列。失業率上升對勞工不利，卻會使通貨膨脹降低，讓債券持有人很高興。
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常以減稅來吸引公司，當國家之間在互相叫陣時，收到漁翁之利的常是想盡辦法少繳稅的那些產業，各國互相有意競爭，其實最後大家都是輸家。
如果你對有錢人課的稅比較重，人們就可能失去努力工作或盡量儲蓄的動機，可是如果一個國家的有錢人不是因為努力工作或儲蓄而來，而純粹是因為擁有石油或其他礦產的好運氣而致富，那這種國家應該可以承受更嚴格的均富政策。錢不僅要花得對，也要花在好時機，這是資源豐富國家兩個最大的挑戰。
荷蘭病(Dutch disease)，指當資源豐富的國家把銷售資源的錢轉換為本國貨幣時會出現麻煩，貨幣升值時，很難外銷其他產品，於是天然資源以外的產品就成長趨緩，接著是失業率上升，即天然資源的詛咒(natural resource curse)，外銷收入都來自天然資源，很容易變成國富民貧，飽受暴力衝突之苦。擁有豐富天然資源的國家成長率更低，貧窮率更高，這就是富足的矛盾(paradox of plenty)。
原則上，民營化或社會控制這兩種做法都能達到效率與公平，然而實際上，民營化總是會造成所得分配嚴重不均，有錢有勢者在其中看到了有利自己的財富重分配機會。在全世界不少地方，民營化都被貼上賄賂化(briberization)的標籤，政府非常擅長以公開標售為幌子，偽裝成公平的民營化。贊成民營化的論點總是認為私部門會比公部門效率高，不僅受意識型態的影響，分析也並不嚴謹。
窮國往往窮到通常只要拿得到錢，他們什麼條件都肯答應。一開始債權國就知道他是在和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談合約，而所有主權獨立國家本來就有權利不執行可能對國家不利的判決。債務的認可，以及債務的償還，都必須經由該國處理，且不損及其天賦的完整主權。已開發國家不要妨礙負債國，不該把償債優惠當成是負債國贖罪、或趁機腐蝕他們民主制度的機會，債務紓困計畫是為了提供債務國一個再出發的機會。
過度借款會增加債務危機的發生機率，而危機的代價不僅放款者要承擔，甚至整個社會都要承擔負外部性。當一個人不用承擔其行為連帶產生的所有風險，並因此不去做能避免風險發生的事情時，就產生了所謂的道德風險。放款者應該確定放款金額絕對在該國償還能力範圍內，這也就表示應該少借些錢給他們。
惡意債務(odious debts)，是指由非民選政府申請借貸，而借來的錢甚至是穩固殘酷的政權，無論放款者係出於政治或經濟動機，迫使負債國的人民償還這種債務，都是不道德的。因此如果認為某項債務屬惡意債務，該國沒有義務償還，那麼債務不履行就不太可能產生不良後果，既然沒有不良後果，債務國就不會有誘因去償還，放款者也就不會想把錢借出去，這就是信用制裁(credit sanctions)。
當國家無力償還債務時，通常有三種選擇：
- 豁免債務(debt forgiveness)
- 債務重整(debt restructuring)：欠債不列入記錄，可延期還款，以期將來情況好轉時再還。
- 不履行還債義務：借錢者不在還錢。
建立一套債務豁免和重整制度，可確保債務重整過程更公平也更快速，豁免的債務必須足夠，讓國家不至於在五年之內就極可能再度面臨還不出債的窘況。
- 發行GDP債券，經濟成長得愈大，債務就還得愈多。
- 制定解決方案時都必須認清，國外債權人並非唯一的催討者，除了法律上的債權人，還有許多公共索賠者，人民是政府盡責的第一優先對象。
- 債務重整必須要快而且保護債務人。
- 無論用什麼程序決定債務重整或債務豁免，決定權絕不能落入債權人之手，甚至國際貨幣基金(IMF)也無權決定。
當個人或國家做了傷害別人的事，卻沒有為此付出經濟代價，就會產生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亦稱外部不經濟。個人誘因經常與社會成本和利益衝突，這時追求自利並不會為社會帶來利益，當個人或公司不願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或接受利益，而產生外部性時，就會出現市場失靈的現象。讓所有國家對碳排放課徵一般稅，也就是課徵排放造成外部性的稅，各國可把稅收納入國庫，而不用把錢給其他國家。
市場、政府和個人，是經濟發展策略成功的三大支柱，第四個支柱就是社區。在自己國內，公司屬於社區網絡的一環，所以個人通常會對自己的行為負起某種道德責任，即使沒有法律或規定、沒有人威脅要控告他們，甚至短期內可能損失一些獲利，他們還是會做該做的事，可是當跨國企業在海外運作時，道德責任感就減弱了。跨國企業對開發中國家造成社會衝擊，是對當地社區的衝擊，一旦它把小企業趕跑了，可能也同時掏空了整個城鎮，小企業通常是一個社區的支柱。
智慧財產權是把智慧財產的使用權獨家給予擁有者，這就產生了獨占，獨占的勢力則會造成獨占的利益，也是過度的利益，在知識的使用上若出現獨占，連帶產生的無效率現象會特別嚴重，因為知識經濟學家所謂的公共財，一個人使用知識公共財時，不會減損別人使用它的機會，每個人都可能因它獲益，而且使用知識不會產生成本。知識就像一根蠟燭，當他點燃另一根蠟燭時，原來的那根蠟燭並不會熄滅。智慧財產權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達成目的的手段，原本它是想藉著鼓勵創新來促進社會福祉。
想擁有經濟效益就表示應該讓知識能自由取得，可是智慧財產權制度卻刻意限制知識的使用。專利制度很可能使很多公司把開支用在增加獨占力量或忙於規避別人的專利，結果減少了有生產價值的創新。智慧財產權並不會導致真正的壟斷，即某一公司生產的產品，沒有任何其他產品可與之有效競爭，可是它的確會改變競爭的強度和性質。大型企業都喜歡獨占，因為強勢的獨占遠比不斷改進效能更容易維持獲利，獨占純粹是獲利問題，而不是社會成本問題。
專利範圍盡量寬廣是申請專利者所樂見的，但卻極可能產生部分公領域被私有化的風險，因為專利領域的知識中，有些可能很多其實並不全然是新的。由於專利會妨礙知識的散播和使用，所以也會減緩後繼的相關研究，以及以他人的創新為基礎的創新。智慧財產權國際規定帶來負面影響，它開啟了世人把土生土長知識私有化的大門。
基礎的智慧概念通常都是從大學研究室和政府贊助實驗室裡發展出來，智慧財產權在促進基礎科學研究上從來沒有什麼貢獻。大多數製藥公司花在廣告上的錢，遠比花在研究上的多，而花在研究生活情趣藥品的費用，如生髮藥和壯陽藥，又比研究治病藥物的費用高。任何人想使用專利構想，都要付費給專利聯盟(patent pool)，聯盟的管理者再根據各種專利構想對最終成品重要性的高低，依序把收入分給相關專利的持有人。
一個良善的智慧財產權制度可以運用各種方法，使獨占的成本和創新的利益兩者達到適度的平衡：
- 限制專利期限
- 要求公開專利細節，使別人能做後繼研究
- 限制專利擁有者濫用獨占權
所有財產權都是受限制的，政府對崇高的領土有無上的權力，如果政府另有決定，那麼個人就不能對自己的財產為所欲為，顯然有些重要的規定就是防止人們濫用權利。
通貨緊縮是總需求不足的徵兆，總需求不振，生產量就會降低，失業率就會提高，通貨緊縮本身就已經是個問題，借貸者所償還的錢就會高於實際上所借的錢，也超過他預期要還的錢，實質增加的債務負擔，常導致很高的壞帳率，結果又造成銀行體制出問題。政府可藉由增加開支以及降低稅率和利率，復甦國家的經濟。
政府稅收和支出的差額若出現財政赤字，就表示儲蓄是負數，如果財政赤字上升，國家總儲蓄就會減少，若投資額不變，就表示資金會短缺，而國家就得增加國外借款。當一個國家消費大於所得時，這個國家就必須向國外借錢，進口大於出口，所以要用借貸來為其間的差距籌措資金。當政府增加借款，亦即財政赤字上升時，貿易赤字(逆差)也很可能跟著上升。貿易逆差是造成財政赤字的原因，而非其結果。
一個國家的貨幣備用做準備金基準，就表示它在銷售它的貨幣給儲備這些貨幣的國家。持有準備金時，重要的不是美元的數量，而是財富的累積。美元匯率愈是波動，就表示它對全球各國而言，不再具有吸引人的儲存價值。目前的全球準備金制度是在鼓勵赤字支出，借錢太容易引誘國家濫無節制的借貸，一旦美元不再是儲備貨幣，這種誘惑就會降低，美國也就不再需要用龐大的財政赤字去刺激經濟，以抵消貿易逆差造成的影響。
全球經濟和金融的高度不穩定性，以及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時IMF的處理態度，這些國家覺得喪失了經濟主權，更糟的是，IMF強制推行的政策讓景氣更是倒退，痛苦地學到了經濟不穩定的教訓，暴增了準備金數量。已開發國家準備金占GDP的比率沒有多大改變，一直保持在略低於5%。
世界鈔票制度能使美國不需靠龐大的財政赤字以維持國內充分就業。正如中央銀行不需要對它所發行的錢提供後盾，新的全球貨幣管理機構在發行世界鈔票時，也不需持有與所發行鈔票等值的準備金，世界鈔票不是一般交易的媒介，它只是為了儲蓄用，以備不時之需。
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主要有八點：
- 根除極端貧窮和飢餓
- 把基礎教育推廣到全世界
- 促進兩性平等並加強女權
- 降低兒童死亡率
- 改善婦女健康
- 打擊愛滋病、瘧疾和其他疾病
- 保障環境永續性
- 為全球經濟發展培養全球夥伴關係
《世界的另一種可能：破解全球化難題的經濟預告》，史迪格里玆 著，黃孝如 譯，天下文化出版，2007年06月。
《狂飆的十年：一個繁華盛世的興衰啟示錄》，史迪格里茲 著，齊思賢、張元馨 譯，天下文化出版，2005年12月。
《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史迪格里茲 著，李明 譯，大塊文化出版，2002年09月。
《Privatization, Information and Incentives》，David Edward Michael Sappington、Joseph E. Stiglitz 著，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出版，1987年。
《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約翰羅爾斯 著，姚大志 譯，左岸文化出版，2002年11月。
《新世界藍圖：全球化為什麼有效》，馬丁沃夫 著，李璞良 譯，早安財經出版，2006年02月。
《全球化浪潮》，賈迪希巴格瓦蒂 著，周和君 譯，達人館出版，2007年05月。
《在增長的迷霧中求索︰經濟學家在欠發達國家的探險與失敗》，威廉伊斯特利 著，姜世明 譯，中信出版，2004年12月。
《終結貧窮：如何在我們有生之年做到？》，傑佛瑞薩克斯 著，鐵人雍 譯，臉譜出版，2007年10月。
《世界是平的》，湯馬斯佛里曼 著，楊振富、潘勛 譯，雅言文化出版，2007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