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公之祭與孔聖祀典呈亦步亦趨的關係，肅宗上元元年(760年)詔太公望追封為武成王，並申覆擇古今名將，準文宣王置亞聖及十哲等，饗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擇取古今名將仿十哲以享祭，包括秦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唐上書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本朝人物居二，武廟十哲幾乎《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一書所囊括殆盡的武學名將。
建中三年獲祀列名72弟子的古今名將64人，本朝人物竟達10位之眾，武廟從祀制內舉不避親的當下意識，在在令文官階層難以接受，降至北宋，方得宰輔王安石入祀孔廟，時為宋徽宗崇寧3年(1104年)，已晚武廟之制300多年之久。
朝廷雖頒有上元之制，然而有其制，卻未之行，致武廟祠宇日荒。文廟於開元27年(739年)，追贈夫子文宣王時，兩京業已允奏宮縣之樂，宮縣為天子之樂，軒縣為諸侯之樂，文宣、武成雖同列王位，惟禮儀使顏真卿所訂的用樂，不啻刻意貶抑武廟一等。貞元2年(786年)，唯享祭武成王及留侯，而諸侯將則不復祭祀，貞元4年(788年)，朝廷爆發文武官員集體的辯論，綿延經月之久，規模空前，兵部侍郎李紓擬將武廟祀典削致開元19年的水平，禮部尚書于頎等46人議同。朝廷以上將軍代替太常傾致祭，雖可維護武將的顏面，但上將軍秩止從二品，較諸上元之制由位列正一品的太尉領銜致祭，已見遜色，呂尚固得一時保住王位爵稱，卻無法挽回下墜的頹勢。
有唐廟學制的建立，促成文廟祀典、官學教育與科考制度三位一體，相互為用，無論從儀式象徵、價值取向、教育內容、科考利益，文廟在制度上均享有盤根錯節的奧援。朝廷鼓勵百姓勤習武藝以應舉，卻未設有常置教育機構，唐以來武學、武舉積弱不振，令得武廟缺乏持續而有力的制度支撐。
宋真宗曾追加昭烈、玄聖於武成王和文宣王，司馬光藉勇者害上、武以犯禁的意象駭人聽聞，冀收以文御武的效果，適反映宋朝治國的精髓，以孔子兼文武聖的論調絕非宋世文官的專利，文武合一只是古調重文輕武的變奏，下抵明世尚見武學掌教者，亟於武學內改建文廟，儒將必須先仁義文教，後勇力武略方得符合允文允武的至高標準，文武合一的真諦在以文治武，非以武就文，骨子裡仍不脫以文御武的窠臼，到徽宗朝，武廟僅懸浮京師一隅。
蒙元創制三皇通祀，三皇乃伏羲、神農、軒轅三氏，元貞元年(1295年)，成宗初命郡縣通祀，一如宣聖釋奠禮，而以醫師主之，武宗至大2年(1309年)，復詔三皇配位依文廟從祀禮，可見三皇祀典實取法自孔聖廟祀。洪武6年(1373年)，明太祖特立廟於京師，合祭三皇與歷代帝王，廟成且親臨致祭，禮敬過之，蓋欲躬承治統的尊榮，明示帝王之尊非地方所得褻祀，既存有一此象徵治統的祀典，則太公無別樹一幟為武者宗主的餘地，其撤廟只是機緣的問題。
明太祖定下君尊臣卑的基調，而太公王祀之饗為僭越禮之甚者，罷太公舊廟，去其王號，止宜從祀帝王廟，不止人倫，且祭神都需恪守名分之際，不得僭差。太祖允孔聖保留王封的妥協，無非避免激化與文臣緊張的狀態。《三略》乃《太公兵法》，實太祖馬上得天下的利器，太祖以布衣起義，原藉武力取得天下，深黯兵能弭亂，亦能召亂的道理，於承平之時，勢必嚴控武人的忠誠度，斷不容武者別有其他精神依歸。傳統中國的農業經濟型態亟需穩定的壓力，致使武神無法攀上奧林匹克的顛峰，皇帝變成農夫的守護者，而非黷武的君主。
關羽與岳飛，二者自立門戶，聲勢遠軼已故的祀典，下抵明清，關廟特為人所膜拜，上位者取其護國，下焉者求其保民，各有所屬，與民生利用融成一片，除官方為其所立之廟以外，關廟且深入民間各個角落，成為市井商肆及升斗小民私祭的對象。
《聖賢與聖徒：歷史與宗教論文集》，黃進興 著，允晨文化出版，2001年07月。
《關公的人格與神格》，黃華節 著，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1997年11月。
〈武廟之政治社會的演變：武成王廟．關帝廟．關岳廟〉，陶希聖 著，食貨復刊，卷2期5，1972年08月。
《遺跡崇拜與聖者崇拜》，傅飛嵐、林富士 編，允晨文化出版，1999年10月。
0 意見: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