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統治階級的利害關係，總是要使現狀當做法律，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並且要把它的由習慣和傳統而固定化的各種限制，當做法律固定下來。古代法律上有四民不雜居，這種官手工業的制度沿襲到後期封建制社會，成為國家土地所有制的附屬物。
自然經濟沿襲到中世紀社會便成了統治的形式，表現出的主要方式是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農業的耕和手織業、手紡業的織，結合在一起，成為廣闊的基礎，雖然在商鞅變法中有了萌芽，然而更明顯的是表現於秦漢之際。食指農業生產，貨指手工業生產，食貨即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
租課粟米，調輸布帛，文獻上也稱課調，西漢制度的田租是以粟帛兼輸，東漢的租調繼承西漢制度，利用著農村公社的組織，使耕男織女或人戶匹庶盡其所能地輸納剩餘生產物，因而就成為東方專制主義的基礎。倉，謂貯粟麥之屬，庫，謂貯器仗綿絹之類。
西元前4世紀中，戰國秦國商鞅變法，廢公田，開阡陌，一方面最終打破世襲貴族的身分制，另一方面，對一般人民強行單婚家族分家政策，自封建制下國已可由不同姓的氏族合組此一型態，承襲秦郡縣制下的漢朝社會，構成單位純已係家而非族，社會基部也已非氏族共存的血族集團，而乃分解了的一個個家所聚居。
秦代起始僅是小生產制度的建立，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佔之田，以制賦。秦孝公12年(前350年)開始建立縣鄉亭長制，秦孝公14年初為賦，是裂地名官在法律上的必然典式，裂地名官改變了氏族宗子國食於鄙、野的古代經界制，即古代制的一國不過這樣裂地分官的一縣而已。
商鞅變法以宗室有軍功者始得為屬籍，氏族宗室有戰功的就可做領主，秦始皇26年(前221年)統一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由國有土地的公田中賞賜的，秦人創有爵制20級，以賞戰功，新設定20等軍功爵的授予對象，非限舊貴族而廣泛容納了國民全體，庶人同得躋身爵等稱號的士、大夫之列。
| 1 | 公士 | 2 | 上造 | 3 | 簪梟 | 4 | 不更 | 5 | 大夫 | 6 | 官大夫 | 7 | 公大夫 | 8 | 公乘 | 9 | 五大夫 | 10 | 左庶長 |
| 11 | 右庶長 | 12 | 左更 | 13 | 中更 | 14 | 右更 | 15 | 少上造 | 16 | 大上造 | 17 | 駟車庶長 | 18 | 大庶長 | 19 | 關內侯 | 20 | 徹侯、列侯 |
由一級至二級得列戶籍，有一定的田宅或份地，爵第一級至第八級的下級爵位賜庶民，對象均編戶戶主，以到達第八級的公乘為極限，東漢制度，如有超過，其超過的部分且准移賜其子或兄弟，或兄弟之子，爵位允許買賣，且等於贖罪符意味，得以抵消減免刑罰，爵30級得免死罪。第九級以上的高爵賜秩六百石以上官員，得享受被賜田宅之權，關內侯已賜有食邑，最高級徹侯，又稱列侯，具封邑，以其租稅為收入。
漢相蕭何承秦制而創作的九章，承秦六篇律，後加廄、興、戶三篇，為九章之律，漢代以下各代法律都是根據九章律而增益的，迄至後周，皆名戶律，北齊以婚事附之，名為戶婚律，隋唐循而不改。
漢初，郡國人民逃亡，戶口不過以前的2/10~3/10，須仰賴賜爵復身，以誘人民，故至文景之世，戶口大增，公士與上造乃社會勞動力的最大來源。賜民爵，西漢時代53次，王莽時代1次，東漢時代36次，平均每4~5年便有1次，無籍者、流民與奴隸除外，無此權利，等級的賞賜與贖買是基於超經濟的報償法則，建立不以商品的人格化，而以身分的隸屬關係為基礎的官僚制度。
漢景帝分散其權以封諸侯子弟，各國都被裂封，所謂眾建而少其力，東漢大體上也仿領主制，但削小了郡國的統治權。景武以後，法律規定，領主只能衣食租稅。漢代郡國諸侯王原有政治權支配郡國，但其後逐漸失掉統治權力，僅許有領主的經濟支配，與富室無異，與地主階級並無甚大差異。
食封的土地和戶口都是皇帝所封給的，以區別於不經法律認可而佔有土地的豪強地主的素封，財產所有權應是皇帝所獨有的，而地主階級的土地只表現為佔有權。專地盜土和六條問事的科條，都是武帝所制訂的，土地國有制的法律是武帝26272條法律中的主要項目，也利用這些法律和身分性的豪族地主展開鬥爭，隨著土地國有制的所有形式，在主要的手工業生產方面實行國家管制。
秦漢社會存在著大量的奴隸，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或庶人無氏，漢代時常發佈免奴之令，但奴婢制度依然存在，甚至高祖以來買賣奴隸是合法的，官奴婢也盛行，武帝時沒入奴婢，分與諸官，光武帝禁止殺害奴隸等一系列立法，奴隸地位才起變化，奴隸可悲嘆的生活條件才獲得緩和。
漢代大將軍營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部曲是由家族屯墾產生的，平時生產，戰時服役，漢時，徙齊楚富族至諸陵，以彊京師，賤族則多徙邊，部曲是從奴婢家族變化而來的。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古語匹庶或匹夫匹婦之匹，指一對勞動男女。
假豪族土地耕作，變換身分為佃農，假田者謂之客，或者淪為奴隸，奴隸於漢朝稱奴婢，概括了女性的意味，奴隸價格在1-2萬錢之間，顯係高價，主家又須為之負擔加倍人頭稅算賦。漢代有耕當問奴，織當訪婢，到了魏晉時代還見於史籍中，漢代奴婢從事生產，不限於僕役的工作，而養奴之數至萬人，也非家侍的職務所可容納。
漢世以名義上稱為自主的良民齊民以至所謂編戶，作諸種課稅的對象，僅登戶口眾寡之數的編戶齊民，便是通過了家族的血緣及人身隸屬關係而組成的，對地主提供無償的勞動，領客、賓客、宗部和部曲，就是以家族的血緣關係作為紐帶，而束縛於土地。
漢代農業有所改進，新技術包括實行農作物輪種和精心計畫種植時間，農民食不果腹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家產由所有兒子均分，這一繼承方式確立於漢朝，在周代，爵位、官職以及祭祖的義務傳給一位後裔，一般來說傳給長子，小農在農村人口不斷滋長壓力下貧窮化，因而典賣土地，因而愈陷貧窮的惡性循環，乃注定土地經濟的農民致命傷。豪族面目本色，係土地私有制成立後，陪伴土地得以自由買賣而必然產生的地主。
當時政府田租很輕，只需繳收成的1/10-1/30，農民每年一個月的徭役逐漸都改為繳錢替代，而且農民一直必須繳納人頭稅，但是農民卻得繳收成的一半的私租給地主，漢代豪族的地租，大約是勞動生產物的5/10，即100%的剝削率。
漢高祖徙諸族10餘萬口於關中，在政治上謂之強本抑末，企圖利用他們成為封建政權的支柱，然而客觀上卻使他們變為身分性的豪族地主，漢代豪族地主雖然有了功勛和勞績，也可以上升為封建諸侯，因而與皇權有時妥協，但他們始終威脅著漢代皇朝的政權，漢代一直是以身分性的地主階級豪族的土地兼併，為社會最大問題。
漢代選士，是依據身分或財產為標準，漢代任子制度是從氏族制的殘餘而建立的官僚集團，西漢韋平再世宰相，尚屬僅見之事，東漢則有歷世皆為公者，魏晉門閥之來源，實源於漢代的以族舉賢、以閥閱為選，雖然利用了酷吏、宦官閹寺和外戚乳母的集團，以保衛皇權，但結果產生皇權的削弱並造成皇權的新威脅。
閹寺群嚴格地講來，是皇權對付豪權的工具，如果說在西漢最高統治者用的是酷吏以對付豪強，那麼在東漢末年，強宗豪族威脅中央集權專制政權的時候，宦官就取得了生殺予奪的大權。皇族最高地主為了削弱豪族地主，既利用了閹寺群的力量，又培植起外戚群的強宗豪族與宗室群的強宗豪族。官僚群的強宗豪族、儒學的強宗豪族、關隴的強宗豪族實力上不夠強大，集團的傾向也不分明，常常依附著外戚或者閹寺以為進退，階級形勢的變化，不但沒有如皇帝的主觀願望，反而更加削弱了皇權的地位。
閹寺群在順帝陽嘉4年(135年)才由詔許中官養子襲爵這一形式宣告，取得了政治上世襲的合法地位，在桓帝永壽2年(156年)，才由出聽中常侍行三年之喪這一形式宣告，取得了禮俗上的尊崇儀式，世襲制度是強宗豪族之所以確立的政治上的保證，禮俗上的三年喪服制，是強宗豪族之所以被法定的社會地位的標識。中官權勢極盛之期，前後達20餘年。
順帝接受左雄的意見，取消了明帝以來九卿捶扑之罰，相對地提高了官僚的人格地位，限年試才，並不是解決社會矛盾的根本辦法，從主觀倫理方面出發，把改革社會的方案立基於改變人類道德的基礎之上，左雄的言論，和王符相似，並不希望上世理想的治道，而僅以追配文宣中興之軌，苟安垂祚而已。
質帝時，官僚勢力大盛，太學生增至3萬餘人，太學生都是從天下各處來到京師的，所以稱為太學游士、京師游士，或游學，數量尤其眾多的，是郡國學以及私人精舍中的學生，隱居教授的經師們，自立精舍，或稱精廬，以便招致遠方來學之士，讀書的人，便不遠千里，負笈尋師，全國各地，到處有經師講學，到處有生徒聚集，以至分爭王庭，樹朋私里。
如果沒有豪族地主作為背景，那就不會有這樣的盛況，如果在經濟上沒有附徒萬千的依附農民作為豪族地主的物質基礎，那就也不會在社會勢力上有門生故吏萬千的閥閱形式，漢代以閥閱為選的舉士制度正是魏晉九品中正的先行制度。太學生不但是豪族地主的子弟，並且是官僚的後備軍，自後太學生屢次上書，攻訐宦官，譏議時政，品覆公卿，裁量執政，大大發揮了所謂清議的力量。
在學生數量發達了之後，為了支援外戚以及官僚的抗宦官行動，交游活動更有政治實際的需要了，一方面，以朋友講習，加強了自己的陣線，一方面，以正人無有淫朋，來相攻擊，分清了敵我的壁壘，與漢代傳統士風不相同，傳統士風是在皇帝親臨裁決同異之下而埋頭章句，今卻結交而擇正黜邪，明明分出邪與正的兩個壁壘，由交游而發展到政治的鬥爭了。
浮華與交會是一件事的兩面，為絕對皇權所深惡的，而浮華交會之所以興起，正證明豪族地主力量的強大而皇權最高地主權力的削弱。自桓帝永興元年(153年)至延熹2年(162年)這10年間，太學生曾三次上書，第一次上書訟朱穆，第二次上書議鑄大錢，第三次上書訟皇甫規，除第二次外，其餘兩次，都是針對宦官。
東漢末年，張綱、陳蕃等的政平吏良的寧民政治主張，對官僚群的強宗豪族最有利，是排除宦官勢力、保持本身地位的好辦法。止役的目的在使農村的必要勞動力得以保持，禁奪的目的在使農民的生產所獲，還能留下必須的生活資料。《太平清領書》雖由御用的方士宮崇、襄楷之流，極力推薦，而一度走上了朝廷，但終於成為禁書。
對羌人的征討，是東漢王朝極力從事的對外戰爭，東漢政府消耗於羌人的戰爭中的錢，共390餘億，這筆錢等於東漢政府6個年頭租稅歲入的總數，皇甫規不但指出長期對外戰爭，則以加深內憂，並且指出外患之來與內變之起，同出一個原因，即郡將的不清平、不奉法。
捧住了綱常名教和神學教條作為護身符，理論淵源是《白虎通義》一書，然後向敵對的一面肆意攻訐，是漢末論壇的一個特點，因為有這樣的護身符，表面上的是非臧否是分明的，但又因為這個理論的敵對雙方都可得而利用，所以實際上的是非臧否是很淆亂的，漢末的清議，形式與內容極相矛盾的本質，言行不一的人格分裂，反映社會危機的自我掏空。
黨錮之禍，乃是漢末統治階級內訌的表現，是權勢漸衰的外戚，官僚黨附外戚，與權勢鼎盛的閹寺，各自聯結了其他的強宗豪族，之間劇烈內訌的爆發。在豪族對宦官的鬥爭中，實質上是身分性的豪族地主和皇族最高地主的鬥爭，所謂共為部黨，誹訕朝廷，就說明其中的階級意義。
第二次黨錮共16年之久，直到中平元年(184年)黃巾變起，才赦免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
| 三君 | 竇武、劉淑、陳蕃 | 君者，言一世之所宗 |
| 八俊 | 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 | 俊者，言人之英 |
| 八顧 | 郭泰、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勛、蔡衍、羊陟 | 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 |
| 八及 | 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 | 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 |
| 八廚 | 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 | 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 |
三君大致是指三公以上的大官，八俊大致是指次一等的卿尹，八顧大致是高名的游士們，八及大致是郡國的名流，這次第也大致依據名行德操的高下而排列，唯八廚以財見稱，雖附於末，而實不與於排列的次序，是當時反宦官集團中公論的結果，也是當時反宦官集團中鬥爭方式的表現。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 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 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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