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於傳統的思想材料，改變其形式，進而增補其內容，中國中世紀歷史上的經學箋注主義就是由此產生的，不論秦漢的經學讖緯化、魏晉的經學玄學化、唐宋以來的經學科舉以至八股化和道學化。喜歡臣下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的內法外儒政策，正是漢家歷代皇帝的心傳，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是漢高祖以來的心傳，武帝賜嚴助書，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因為《春秋》嚴上下之分，大一統之治，縱橫便有害統一了。
漢初惠帝4年(前193年)正式命令解除秦朝挾書之禁，由於文字不同，說解亦異，今文經典均秦朝舊儒於漢初所授，傳承系譜分明，代表漢朝官認的學問，今古文經學之爭，以古文學家與今文學家爭立博士始而以綜合今古文學終。
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倉頡篇〉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之前，所謂秦文，即篆文也。
六藝之書，行於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佈於秦，皆以東方文字書之，是六國文字，即古文也，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其源皆出於殷周古文，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由有封鎬之遺，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為近。自秦滅六國以至楚漢之際十餘年間，六國文字遂遏而不行。
在羅馬帝國，儘管拉丁語系被用於各族人民之間的往來，但人們仍然繼續使用著如希臘文、希伯來文、通俗埃及文等其他文字，這樣有助於非羅馬觀念的延續。
秦朝統一前秦國時代，以立國宗周之地，傾向於最能保存西周遺風，直接繼承西周金文而通用籀文(大篆)，天下大定時整理與統一文字，即以籀文為基本，加以簡略化而成篆書(小篆)，乃官方正式字體。較篆書愈益簡化，適用低級公職人員辦事節省時間，方便於竹、木簡上書寫，戰國楚國已常用的實用字體，也被保留由徒隸使用而名隸書，到漢朝實用體的隸書終以普及而正式化，取代篆書的標準地位，漢碑標準字體便是隸書。草書先於楷書發源，隸書追隨篆書，自此單使用為裝飾文字，中國文字書寫系譜，因之便在漢朝告一總結。
毛筆的筆管自殷朝遺址中已有發現，可明瞭中國特有書寫用具毛筆的使用非始自蒙恬，以植物纖維為原料的紙，其製造自1世紀甚至西元前1世紀的前漢時代便已開始，蔡倫須是製造良質紙張而又得以廉價生產的技術改良者，中國製紙術於8世紀時傳向當時的阿拉伯，12世紀再傳播到歐洲。質輕而價值昂貴，僅通行於上流社會，薄而白的縑帛，紙未發明以前便稱之為紙，蔡倫以後今日意義的紙普及，才改稱帛書，帛書約成10公尺常的帶狀，可以捲攏，以便收藏，此型態稱為卷。
自劉歆移書太常為古文竟勝今文之始，新莽篡漢，崇尚古文，東漢嗣興，廢黜莽制，五經博士仍沿西漢之規，而在野巨儒多明古文，一經專門家性格已向廣泛的五經通學者轉換，儒者身通六藝，故今古文學之爭，亦已東漢為最著。
劉向治《榖梁春秋》，詔領校中五經秘書20餘年，乃集合《洪範五行傳》奏論之，與董仲舒不同，序次《烈女傳》以戒天子，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各若干篇，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不僅以陰陽修咎論時政得失，而且引災異推演之術以為政治鬥爭(黨爭)之工具，由虞至漢的歷史，完全用天人感應思想，加以說明，更是世界最古的目錄分類和中國文獻學的創始。
劉向子劉歆，治左氏，傳其春秋，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漢書‧五行志》所載，劉氏父子推演災異者，共182事，言論凡226則。劉向死後，哀帝使劉歆嗣父前業，劉歆乃攝《別錄》指要，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分類〈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伎略〉，〈諸子略〉共輯書10種，187家，4364篇，班固《漢書‧藝文志》即因《七略》之辭，刪存其要而成。
先秦學人論述諸子哲學，只將諸子中學說相契合或互連結的作為一類，並不加以學派的專名，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始以儒、墨、名、法、陰陽、道德等學派專名為標準而評騭諸子學說，太史公所說六分法，大體上足以包舉先秦重要學派，六家皆以學顯，西周以前學在官府，而私學開創於春秋戰國之際，賢人作風特徵之一，即是今不如古的退化史觀，劉向、劉歆父子因校理群書感虞編目分類的需要，遂有九流十家之目。
劉歆表現出存古的主張，反對滅絕各家的專己守殘的政策，反對雷同相從的陋習，劉向指出文化史的發展不但與陰陽災異等神學範疇無甚關係，純屬人事以內，而且還主張存異說，反對專一說，黨同門。在托古改制之中，還看出了禮失求諸野的現實危機，二重真理觀或折衷主義的自我矛盾，一方面暗示了一元論神學思想的危機，另一方面表白了對於中世紀社會矛盾之無力解決，劉歆的自殺悲劇，即其明證，對於不相容的矛盾思想，給以相等同的贊辭，正是折衷主義史家論斷的筆法。
今古文經學之爭，不在爭取學說之公開流傳，而是爭取置博士，設弟子員，即官學的地位之確立，博士的官階並不算小，漢初俸400石，其後增至600石，內遷可為奉常、侍中，外遷可以為郡國守相諸侯王太傅等等，弟子員年考一次，如能通過一經就可以補文學、掌故的缺，考得高等的，可以做郎中。
《禮記》自漢朝編纂，所收錄關於禮、樂各篇，也經發現乃是荀子相關諸篇的模寫，荀子天道即自然，與人事全然無關的思想相近於道家，漢朝儒學予荀子思想最大的變貌，乃在六藝中《易經》的地位再估定，《易經》原與筮的關係密切，周朝初年尚踏襲殷朝用龜卜之法，所以筮法乃周朝發明由輔助卜法而中替代了卜法，篇幅擴充與理論建立於上下兩篇基礎上成立十翼，其年代也似多數經典文字完成自戰國晚期以至前漢中期。
就經的內容說，常以爭立《左傳》為其中心問題，即是爭論各派《春秋》說解的優劣問題，今文學家有孔子為漢制法之說，《公羊》和後來《榖梁》能夠久据官學的地位，《白虎通義》即為今文學之結晶，古文學家漢為堯後之說，《左傳》在新莽時得立於學官，到漢末，社會的危機暴露出來，不但今文早已失卻其作為統治工具的功用，就是古文的經典注疏也已不足以厭悅人心。
所以馬融、盧植、鄭玄、許慎諸儒也終於撤廢了家法的藩籬，走上了綜合今古文學的折衷道路，兩漢經學的結束的顯明表現，就是今古文經學的合流，鄭玄刮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說文解字》所收錄文字開始一部首編定，成立今日中國字典辭書原型，脫離本屬《禮記》一篇的原型而擴大篇幅，單獨成立專書的《爾雅》，以最早訓詁之書聞名。
而時代思想的主流，則已經開始向著玄學方面潛行了，馬融洽是這一時代思潮轉捩的體現者，兼注三禮，而且突破經學的藩籬，崇奉老莊，而且於絳帳女樂之中講學，也開魏晉清談家破棄禮教的風尚。
東漢經師以及生徒們，常常用韻語來標榜個人在學術上的獨特成就與風格，通常只是七言一句，在第四字與第七字上協韻，韻語當時稱為謠言，或稱為風謠、諺、語、號、論、歌，謠言或風謠的發生，與漢朝登庸官吏的制度有關，漢朝的察舉與徵辟，所憑藉的品評標準，是出自鄉里的意見，其在太學中，則依據學中之語，乃是一種有力的薦舉狀，採取歌的形式，簡短有力，便於流傳，是延譽上達的利器。在漢末宦官們的權勢膨脹以後，官僚們以及官僚的黨羽們為了反抗宦官，便拿來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不但用以褒獎同類，且用以貶斥奸邪。
採集、整理民謠而配以音樂，以便歌唱的音樂詩樂府，也自武帝時代創始，考風謠謠諺之類，直到魏晉之際，也還在高門名族間流行著，魏晉時代題目品藻風氣之盛，可於《世說新語》一書中窺見概略，然而那時所謂的題目，也還是一種概念的比況，並無具體的內容。題目品藻，本來起於東漢，稱號實為題目的濫觴，稱號本身就直指人物，並不取什麼譬況，是從風謠蛻變出來的，後來題目卻有了重大的發展，從直指變為譬況，從具體說明變為抽象象徵。
風謠與題目，正代表著中世紀名門豪族的一種公論，並沒有什麼廣大的社會性，僅發生於名門賓客之間，當時的各種豪族集團，也都各自有其賓客，各自有其公論，只能是一種地望或名望的標誌，把身分性地主階級的狹義的公論稱為清議，是當時名門豪族的賓客自高位置的一種虛矯表現。
當太學生因為反宦官之故而遭摧殘之後，奉旨的鴻都門生徒與宣陵孝子就出現了，這是對豪族地主施行軟化與分化並進的政策，光和元年正式置鴻都門學，鴻都門連像白虎觀的宗教理論也制不出來，抬出來的是孔子的畫像，鴻都門學的辭賦、書畫、尺牘，以及方俗閭里小事，與太學中的五經是大異其趣的。太學生分裂出來的，則以書畫技藝進，別立鴻都門學，一反傳統的經註學風。鴻都門學的主要工作僅是從書法上刊定五經字句而已。
禁錮了的清議，不得不開始轉向，另求出路，其結果是清議轉而為清談，從是非臧否，到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從空洞無物的綱常名教，到綱常名教的否定而叛散五經，滅棄風雅，以至聖人孔子與老莊將無同，流為純概念的遊戲。魏晉清談，以《易經》、《老子》、《莊子》為三玄。
葛洪把華與實，形與神分開來，指出郭泰的彰徨不定，載肥載臞，乃是客觀環境與主觀願望的矛盾衝突，在無法解決時，生活態度便出現一種忽冷忽熱的兩面作風。
《世說新語》的撰集者不僅目郭泰等為清議轉向清談的契機人物，且直認他們為清談的始祖，佔全書1/2以上的篇幅，漢末諸名士在《世說新語》一書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漢末與魏晉，在《世說新語》撰集者看來，同屬於整個清談時代。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 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 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劍橋插圖中國史：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文明奧秘》，伊佩霞 著，趙世瑜、趙世玲、張宏艷 譯，果實出版，2005年04月。(1996)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錢穆 著，三民書局出版，2003年08月。(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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