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7日 星期四

經濟史的趣味 (2)銀本位與金本位 - 美元腳鐐與金融海嘯

先秦時期的金銀,主要靠長江流域供給,以楚國為主,15世紀初期明朝的版圖大增後,積極開採雲貴的銀礦,但平均年產量只有4-6噸,頂峰時約20噸,不夠急速增長的人口與經濟使用。美洲白銀約有1/3流入中國,明代中後期張居正推動一條鞭法,在稅制上最大的變革,就是用銀繳稅,1643年明代滅亡之前,大約有2.5億兩(9375噸)白銀,在中國地區流通。

1500年左右,中國的金銀比價約是7.5比1,每兩黃金的價格,約是每兩白銀價格的7.5倍,同一時期歐洲的金銀比價,以法國為例,約是13比1,歐洲與中國之間的金銀價差,在套匯的積極作為下,很快就收斂了,到了1650年時,中國的金銀比價已高達14比1,和法國的15比1相當接近,這表示兩件事:
  • ‧中國的白銀存量已大幅增加
  • ‧已追上世界的金銀比價,從銀荒時期的金賤銀貴,轉為歐洲式的金貴銀賤。
美洲白銀在16-17世紀大量流入歐洲後,產生兩項長久的影響:
  • 解除了15世紀以來的流動性危機:金銀的供給數量,原本不敷鑄幣的需求。
  • 造成物價革命:1世紀之內物價上漲3倍,但也播下17世紀經濟蕭條的種子。
1450-1650年間,中國米價的趨勢一直在爬升,開始大幅下跌是1660,一直跌到1700左右,有人稱這40年間為康熙不景氣,1500-1650年間,進口白銀大幅上漲時,地價卻長期下跌,表示外國白銀在明朝中葉到明末,確實幫助了中國經濟,但清初的康熙不景氣,恐怕要從內部去探索各種因素。

1870年以前,英、美等列強都是金銀複本位,黃金與白銀都是中央銀行用來發行貨幣的信用準備,國家規定黃金與白銀之間有固定的交換比例,19世紀中期約15.5比1。

英國因為貿易順差,累積的白銀太多,加上採礦與提煉技術的進步,導致白銀產量過多,造成銀賤金貴,1870年左右,以英、美、法、德為首的列強,因為國際銀價大貶,逐漸放棄白銀的貨幣功能,改採黃金單一本位制,簡稱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國必須公告幣值,金本位制是一種固定匯率制,英國在經濟衰退時,必須苦撐住這個匯率,目的就是要維持金本位制的基本特徵,即鈔票與黃金之間的自由與強制兌換。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一心想加入黃金俱樂部,但外匯不夠改採金本位,解決的辦法就是1894年發動甲午戰爭,痛打中國一頓,要求大量賠款,才夠本錢買西裝領帶在1897年加入列強的金本位行列。

中國因為外匯存底不足,沒有足夠的黃金當作發行貨幣準備,和外國貿易時只能用白銀報價,外國商人付款時也用白銀清算,所以稱為銀本位。因白銀的價格起伏不定,所以就稱為浮動匯率,1870年左右,由於英法德列強改採金本位,白銀失去貨幣功能,國際銀價大貶,因而大量流入中國,造成銀賤銅貴。

白銀價格下跌,等於是貶值,表示中國的出口品價格下跌,對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有利,更刺激國內產業的發達,中國的絲綢茶業磁器出口,只能換到不斷貶值的白銀。但是中國貨幣跟著貶值,進口買外國貨,就要付出更高的代價,但購買外國的輪船槍礮時,就要付出更多的白銀。簡言之,白銀貶值導致中國的貿易條件惡化。

中國在對外貿易上,是個銀本位的國家,自從國際放棄白銀本位後,中國貨幣的對外購買力大貶,真正的破壞者,是英法列強改採金本位,所造成的國際銀價長期下跌,1890-1898十年間貶了44%,對中國這樣的銀本位國家而言,這等於是外力強迫她的對外購買力貶值,1885-95年間,白銀的購買力跌了將近一半。

中國是銀銅本位,不是西洋的金銀本位,對中國真正有殺傷力的,不是銀而是銅,銅元價格因銀價下跌而相對地高漲,各省競鑄銅元所產生的劣幣效果,破壞了民間日常交易的銅元體系,日常交易的銅元劣質化,等於是物價急速上漲。

晚清的鑄幣權不在中央而在各省,財政困難的地方政府,立刻掌握機會大鑄銅元牟利。
  • 相對於白銀,銅元的購買力上升,所以只要能鑄出銅元,民間就有需求。
  • 為了大賺一筆,新鑄的銅元會保持原有面值,但減少成色含銅量。
  • 財政困難的甲省,會去搜購含銅量較高的乙省銅元,熔化後鑄出成色更低的銅元來牟利。
  • 民間自然會把成色較佳的銅元留下,把爛錢用出去,造成劣幣驅逐良幣。
1869年之後美國物價會下跌,那是因為貨幣供給的增長速度太慢,趕不上整個經濟體的成長速度,實質所得的成長速度,遠遠超過強力貨幣的成長速度,事情變成物賤錢貴,產品雖多但換不到錢,主要因為美國在1873年放棄原本的金銀複本位,要追隨英法德列強的金本位,也就是說,原本有貨幣價值的白銀,現在已不具貨幣功能,成為和銅鐵一樣的金屬而已。

19世紀末,美國西部農民反對金本位制,主張恢復白銀本位的功能,所提出的白銀自由化運動,目的是要讓任何人,都可拿銀子去銀行,要求鑄成銀幣使用。

一次世界大戰後,金本位制暫時中止,英鎊若不回復金本位,匯率就不容易穩定,因為無法用固定的黃金含量,來表示貨幣的價值,這樣就容易引發對英鎊的投機買賣,對全球的金融不利,大英國協各國想回復戰前的金本位,一方面用以控制貨幣發行量,二方面穩定各國的幣值匯率,三方面促進貿易的穩定性。

澳洲急著逼迫英國表態主因是擔心國內通膨變劇,澳幣的匯率不穩,熱錢流進流出投機套利,澳洲的經濟規模,沒有大到能獨立自主,國際金融的地位還不夠資格自行宣佈返回金本位,自有資金不足,要靠英國借資金、借黃金才夠用,另一方面,是澳洲的資本市場不發達,必須靠倫敦的支援。最後終於在1925年回復金本位,1931年9月21日,英國宣佈脫離金本位,列強跟進。

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的起因,說法有三種:
說法提倡者說明
產業結構說凱恩斯設備使用率不足(超額設備),雇用的工人數也超過產能的需求,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大恐慌的主因。
貨幣政策說米爾頓傅利曼聯邦儲備體系(類似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過度寬鬆,造成不正常的泡沫經濟,1926年之後的股價短期急速上漲,應該是狂熱性的買進,美國的金融當局已察覺經濟過熱,改採保守謹慎的貨幣供給政策。
企業界從商業銀行貸不到錢,自然轉向股市集資,若以1922年的指數為100,1926年中期就上漲到200,泡沫急劇漲大的時間,是1926年中到1929年10月,指數從200漲到接近400,這是如假包換的泡沫。股市圈內的信用貸款,反而急速上漲供投機買賣股票,這才是泡沫化的主因。1929年末的股價,遠超過上市公司的實質獲利能力,泡沫的必然破滅,1929年10月之後的自由落體,應該是失序性的狂賣與落井下石。
股利指數的變化曲線,在1922-8年間,基本走勢和股價相同,甚至可以說是「亦步亦趨」,表示股價和股利並未脫離,這是很健康的訊息。然而從1928年3月左右,這兩條線開始分道揚鑣,股價指數漲到400時,股利指數才剛超過260,表示股市的投資人,比上市公司的經理人,對公司的預期獲利更樂觀,甚至是太樂觀,這是泡沫化的另一個重要指標。
金本位說Barry Eichengreen、Peter Temin金本位有個大缺點:會員國的貨幣都以黃金為基準,貨幣價值,是釘住黃金價格的固定匯率制。如果美國的金融出現大問題,立刻會透過共同的固定匯率制,迅速影響各會員國的金融體系,稱為金本位的溺斃效果。
英國在強大的壓力下,1931年9月21日宣佈脫離金本位,各國積極跟進,金本位制終於崩潰了,正是因為1931年的金本位崩潰,世界經濟才有可能在1934-5年間復甦。

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後,金本位制在1931年廢除,白銀回復了它的貨幣功能,1934年美國的購銀法案,是把美國從大蕭條救出來的重要英雄,1932-7年間的物價上升14%,批發物價上升32%,農產價格上升79%。

美國硬把銀價拉抬起來,對當時仍採銀本位的中國來說,有兩項重大的影響:
  • 等於是用外力強迫中國幣升值,這會嚴重打擊出口貿易,中國銀子必然受到高銀價的吸引,大幅流向美國,造成貨幣供給大失血。
  • 中國的物價大幅下跌,簡言之,美國的購銀法案是以鄰為壑,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中國的痛苦上。
不論從價格或數量來看,中國的銀子並未被美國吸走,反而還因為國際銀價的持續下跌,而大量流入,購銀法案如果真的傷害到中國,並不是因為它的通過,而是因為它的廢除。

白銀被美國吸走後,貨幣供給減少,政府的財政必然更困難,只能擴大債務讓預算赤字化,1935年11月3日,蔣介石政府正式宣佈終止有幾百年歷史的銀本位,改採法幣制(紙鈔制),脫離銀本位後,政府印鈔票時,就可以不必顧及白銀的準備數量,導致過度印鈔,造成物價膨漲,在8年抗戰期間,貨幣發行量增加300倍,物價上漲得更快,將近1600倍,平均每年上漲150%。不過,對中國經濟有較重大影響的因素,是1931-7年間水旱災,對以農立國的經濟,所產生的衝擊才是廣泛深刻的。

1929-33年世界大恐慌期間,全球貿易量大幅萎縮,4年內萎縮到只剩1/3,929年世界大蕭條後,國際貿易變成區塊化、圈子化,其中的三個大圈子是:以英國為首的大英國協圈、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金本位國家圈、由德國帶頭的中歐圈。圈內各國的幣值相互穩定,但各集團之間的匯率則起伏不定。

哪些因素會讓不同的國家結盟?
  • GNP的水準很重要
  • 距離是最大的殺手
  • 地緣的鄰近性很重要
  • 原來的殖民地關係最重要
  • 共同貨幣圈也很重要
發展亞元有兩項好處:
  • 強化亞洲各國間的貿易、生產與經濟合作。
  • 減少對美元的依賴,減少因匯率波動造成的損失。
然而,亞洲各國沒有亞元的主因:
  • 經濟發展程度差異較大
  • 缺乏共同的政治意願
  • 缺乏有領導力的貨幣(錨貨幣)


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 著,允晨文化出版,2010年08月。
1929年大崩盤》 ,約翰高伯瑞 著,羅若蘋 譯,經濟新潮社出版,2009年07月。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Barry J. Eichengreen 著,牛津大學出版,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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