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的趣味 (1)漢代錢幣與賦稅 － 開放創造市場，仿古造就空想

漢文帝登基的第5年(西元前175年)，宣佈兩項新政策：

• ‧鑄造新幣，名為四銖，每銖的重量0.651公克
• ‧放鑄，開放鑄幣權，民間可以自由鑄造，私人鑄幣無罪

這是中國貨幣史上惟一的放鑄時代，文帝的放鑄政策只維持30年(西元前175-144年)，之後收回鑄幣權，禁止民間私鑄，鑄幣權回歸中央後，還繼續鑄造四銖錢，直到西元前119年為止，四銖錢的壽命總共約55年，從出土的錢幣質量分析報告，可以看出漢代的各種錢幣中，四銖錢的品質最佳含銅量最高。

在放鑄政策下，政府賺不到鑄幣利潤，政府把原本由國家賺取的鑄幣利潤，轉讓給民間，鑄幣利潤是君主的重要財政收入，鑄幣權收歸國家因而成為常態，但放鑄並不表示民間可以鑄造任何重量、任何成色含銅量的錢幣，事實是政府會提供標準貨幣的樣本讓民間遵循，重點是要讓民間賺取鑄幣成本與錢幣面值之間的鑄幣利潤。

放鑄的目的是希望：

• 透過民間的競爭，錢幣的品質會愈來愈好，國家的幣制可以更快統一。
• 減少政府的負擔，不必支付鑄幣成本與發行費用。

文帝的放鑄政策，經過4個步驟才能成功：

• 政府提供錢幣的形式和質量標準，稱為法錢。
• 鼓勵民間自由鑄造，但質量不得低於法錢。
• 提供錢衡，作為判別良劣幣的標準與仲裁工具，商民買賣所用的錢，都必須用錢衡(天平)測量實重，不可逃避，否則依條例處罰，錢衡的目的很簡單，持有各種貨幣的人，必須在公平公開的環境下交易。
• 民間為了賺取鑄幣利潤，就會競相提高貨幣品質，良幣逐漸占上風，劣幣被逐出錢幣市場。

文帝之後的錢幣品質持續下降，主因是國家財政困難，必須盡可能賺取鑄幣利潤，到了武帝時，因為討伐匈奴需要鉅額財政收入，就廢止這套世上少見的放鑄政策。元鼎4年(前113年)，貨幣鑄造權又由國家自民間之手收回，水衡都尉監督鑄造全國統一的良質銅貨五銖錢發行，政府收回鑄造發行權，五銖錢為再統一的法定標準通貨。

格雷欣法則，劣幣驅逐良幣運作的前提：

• 在金屬貨幣的時代，政府強制規定好錢與爛錢的購買力相同，或良幣與劣幣有固定的交換比例。
• 對貨幣的品質訊息不對稱，對貨幣的品質訊息不對稱時，劣幣容易在市面流通，行家把良幣藏起來不肯花掉。

但如果

• 政府不必規定良幣與劣幣的交換比例，良劣幣之間沒有固定的交換比例
• 政府放鑄，鼓勵民間自由鑄幣
• 民間對貨幣的品質訊息透明公開對稱

格雷欣法則就有可能不成立，良幣確實有可能驅逐劣幣。

租稅徵收遵行政府收入(公用財政)與帝室收入(私用)的區別，大司農主管官衙，少府與水衡都尉兩單位職司帝室收入，東漢併水衡都尉入少府，漢朝帝室財政的龐大凌駕政府財政。對家內人的個別支配，方式則通過郡縣政治末端鄉的租稅徵收與徭役。

租稅	人頭稅	算賦	別稱口算，以與財產稅算賦區別，課徵對象係15-56歲的成年人，不分男女，每人每年1算，定額120錢為1算。
		口錢	7-14歲的未成年男女，每年23錢。
	財產稅	算賦	別稱貲算，對人民所有財產課徵的算賦，商人緡每二千錢一算，工業末作四千錢一算。
		算車船	交通運輸工具稅，武帝加徵。
		算馬牛羊	家畜稅，武帝加徵。
	山澤園池市井之稅	市稅	具市籍而固定開設店肆的商人，非挾雄資而行商意味的賈人，市有管理的專設官署，於市內營業的商人也除戶籍外需另辦登錄，稱市籍，市內同業商店比排成街，名以為肆或列。
		海稅	漁業的漁稅
徭役	力役	更卒	凡15-56歲男子，每年1個月交代，於居住的郡縣義務勞動，從事公共設施木土工事
	兵役	正卒	自屆23歲的成年男子中，選體檢合格者，接受都試的訓練，亦至56歲服役期滿
		衛士	有徵往首都充當中央禁衛軍(南、北軍)1年的義務
		戍卒	每年3天，調邊境防備部隊，從事國土警戒，得納公定價3日300錢的更賦，由官方代辦代理人擔當

黃金為上幣，秦以1鎰為1金，漢以1斤為1金，錢是通用的計算單位，1金折算萬錢。

新莽王朝的託古改制是空想的國家社會主義，大略有十項：

• 仿居攝事，給自己的新王朝找歷史根據
• 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
• 依古文經書為典範設置郡縣
• 改頒吏祿，重訂官俸
• 復井田制，行王田制，即土地國有制
• 五均賒貸，設五均官平抑物價
• 改革幣制，廢止漢朝五銖錢，改鑄今金1種、銀2種、龜4種、貝5種、錢6種、布10種，共5物6名28品貨幣發行，一系列齊整數字的政策推行。
• 釋放奴婢
• 行巡狩禮
• 改定祭禮

王莽收天下土地均為王田，奴隸改稱私屬，一律禁止買賣，恢復古代井田制度，男子不滿八口家族而田超過一井的，所有餘田分與親戚鄰里。其實王莽要做的是土地國有制以及地權平均，但他又以復古為己任，所以把王田制和井田說勉強牽扯在一起，牽動全國基本生活的王田制，應是新朝崩潰的重要因素。

井有法之義，效法、法則，雖不見於《爾雅》，但在金文中卻可常見，在殷商甲骨文與周金文中，井字未見作水井解的，在《詩經》與《尚書》內，也都看不到井字，在西周之前，水井不像後世那麼重要。軍隊作戰時若需要空地，為了要有平坦的地面供戰車奔馳，以及有足夠的空間讓士兵列陣，可以塞井夷灶，所填塞的井，是軍隊為了獲得飲用水所挖的井(野戰井)，棄井隨即用土塞平，能在短時間內塞井，可見挖得不深。

泉水在西周以前是飲用水的主要來源，尤以貴族為甚，百姓在有天然流泉可飲時，也不太願意鑿井，要到春秋中期人口密度大增後，水井的重要性才漸顯露。在西周之前，沒有用過井水灌溉，大約是要到戰國時，鑿深井的技術較成熟後，井水在灌溉上才逐漸有輔助性的地位，而且是以灌園為主。

中國古代的數學，對幾何圖形的研究不夠發達，幾何進展不如同時期的西方，形狀不夠規則的田地面積，不易準確估計，求面積的方法，基本上是長與寬的相乘。對於不整齊圖形面積的估算，慣常的做法是截長補短，這就涉及到人為的估計，如果分割為許多小方塊之後再相加，計算者的判斷更會影響結果，這些技術上的不準確性，會給經手官吏上下其手的機會。

井田說源自《孟子》，孟子在滕國的時間大概是西元前323-320年計3年，然後遊梁遊齊，孟子當初替滕國所規畫的是井地方案，即井字田，目的是在正經界，將每1平方里的耕地，稱為一井，用井字形的阡陌分割成9塊，古時劃分線的實體是封洫，每塊面積約1百畝，以家為單位，而以餘夫之田作為補充。

圭田則可能位於城外郭內的郊，以便照顧，圭田、野地這兩種土地的面積都比較小，價值較低，對公平性的要求也不太嚴格，所以孟子就把稅收的方式留給滕文公自定了。

清初入關後，由於明朝遺下許多無主的莊田，而清朝的東來諸主、勳臣以及八旗兵丁無處安置，就把這些土地分發給他們，圈地是順治11年(1654年)覆准，圈地的分配原則是，諸王以下依職爵不同而異，壯丁每名25畝，普通旗民每人30畝。

清雍正朝要安頓墮落與危害社會的旗民，設立旗人井田區：

時間	從雍正3年(1725年)至乾隆元年(1736年)，只有11年，試行時間很短。
範圍	河北省的順天府與保定府，共2府4縣17村，總面積20939.2畝。
官員	管理員1名	為最高負責人，管理井田相關事務，以革職大員內誠實有年紀者充任，主要的職責是約束井田民戶。
	勸教1名	專管井田戶旗民的刑政與教養，使不敢妄生事端。
	驍騎校	專治軍事，維持井田區的治安。
	催領8員	專事催取公租。
	鄉長1名	專供督率農務交糧，並稽查逃盜、賭博等事。
資格	井戶	受過刑事處分的旗民，送到井田區內約束改造，自16歲以上、60歲以下，各授田百畝。
	堡戶	受過刑事處分的旗民，不種公田也不納糧，只給地30畝。

11年間有180井田戶，其中一半90戶先後退出，其餘90戶不能服田力穡，雖然有免費的耕地和必須的經費，但要他們自食其力，是不可奢求的事，初始的動機與目的成為必然失敗的原因。

戰國到文景時代的氣候是溫暖期，武帝時期是氣候溫暖期轉入小冰期的過渡期，到了元帝時期正式進入小冰期，王莽時代低溫和災害達到高峰，東漢初期的氣候是西漢小冰期的延續，桓靈時代氣候惡劣的程度不下於王莽時期，西漢末期會有嚴重的社會動盪，和當時的氣候有密切關係。

自始建國3年(11年)，黃河堤防潰決，下游河床變到而發生大氾濫，中國南北同以連續的水旱饑饉與被迫流亡，大量人民非餓死、凍死，便轉化為盜賊，北方以山東地方起源，染赤眉毛以與前往征討政府軍區別的赤眉軍，指導者係貧農出身的樊崇，移動至泰山山中為根據地，南方農民軍則以湖北省綠林山(日陽縣東北)為據點而稱綠林軍，首領王匡、王鳳、馬武、王常。


《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 著，允晨文化出版，2010年08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 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胡立陽出人頭地100招：成功人生必勝寶典 － 觀察、想像、判斷

大學階段，因著對於知識的渴望和了解世界的企圖，大量地博雜地閱讀著各式各樣的書籍，舉凡報紙、書店或是文壇排行榜上的重要經典、人生必讀、十大好書等書單，都不會一一放過，因為這個渴望是如此強烈與瘋狂，也曾經有過一年閱讀百本以上書籍的紀錄，而且是在不影響學業成績和社團活動的情形下達成的，不過大概從離開學校開始，我就走上了自我閱讀和教育的路途，對於自我的興趣和需求有了比較清楚的了解和認知，幾年下來都是延續著這樣的道路努力前進著。

最近因為某種機緣，和以前工作過的研究機構的最後一任老闆JKF碰面，她極力地推薦我一定要閱讀這本書，甚至在那個當下，就要拉著我的手到附近的書店去購買了，回來之後，我也很好奇什麼樣的書值得她這樣大力推薦，因此就上網買了。

大概只花了半天的時間，就把整本書看完了，看完之後更加印證長久以來我心中的想法，那就是可以從一個人正在閱讀的書，或是推薦的書，或是贈送給別人的書當中，除了認知到對方的閱讀興趣、品味和關心議題之外，還可以進一步了解到對方的思想高度和深度，這樣說並不是有貶抑之意，而是可以從這樣的互動過中了解到對方的喜好，找出溝通的方式和切入點，進而達到最終的目的。

這種心理勵志類的書籍，大概是長久以來出版社的最愛，因為銷路通常都很好，而且不同的名人可以有不同的包裝和行銷方法，即使內容大多大同小異，因為人是相當脆弱的，總會有學業上、愛情上、工作上、健康上、家庭上各式各樣的問題，除了到廟裡燒香拜拜，除了和家人朋友訴苦抱怨，必須有人可以作為解決問題的榜樣模範。

不可否認胡立陽有他獨到的成功方法，有他叱吒股市的獨特思維，嚴長壽有他成功的模式，郭台銘有他開疆拓土的稱霸戰略，許多的名人都有著不同的成功經驗，但是這些經驗之談往往沒辦法被複製到另一個人身上，就像我最近發現管理不能稱為科學一樣，因為同樣都沒有可證偽性，也就是沒辦法否定他的結論，卻也沒辦法重複相同的結果。

更不用說，許多民間智慧或經驗之談，本身充滿著矛盾和模稜兩可，然而這些智慧俗諺、經驗習慣卻是在有形無形中，有意識潛意識下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思考和行動，非得要非常用力地專心地才有辦法避免它們的影響。但是也不能因此做出悲觀的結論，好似逃不出一張張開的網一樣，只能任由別人擺佈，或許只要保持開放的心胸，就可以避免大部分的陷阱，或許也可以像薛西弗斯一樣，享受著把石頭推到山頂的過程，不過這樣卻又落入了卡繆的哲學結論之中。

胡立陽說，投資股票的主要目的，絕對不應該只是為了賺錢，是要增加生活的情趣。假通膨純由資金炒作而成，並沒有生產過剩的實質問題，是由假性需求造成的。

做任何事，若是一開始就心存退路，很容易因意志不堅而導致半途而廢。許多人尚未成功，就是因為不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總以自我為中心，博得老闆青睞的三種能力：

• 觀察力：老闆最想達成的目標是什麼
• 想像力：為老闆設身處地地著想
• 判斷力：怎樣才能助老闆一臂之力

出人頭地的八大法則：

• 不要只聽周遭朋友的話，一般的建議只會讓你成為平凡人
• 不要只知道用功讀書，更重要的是要讀對書
• 不要只知道努力工作，更重要的是做對工作
• 不要只結交志趣相投的朋友，否則你永遠只看到一半的世界
• 不要只是默默期待等升遷，要勇於創造自我推薦的場合與機會
• 不要以為機會是只留給準備好的人，它會留給主動向它叩門的人
• 不要以為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只是你必須站對地方接
• 不要只會正面思考，要逆向思考，不正常的人才能出人頭地

《胡立陽出人頭地100招：成功人生必勝寶典》，胡立陽 著，天下文化出版，2010年05月。

石聲漢農史論文集 (2)氾勝之書 － 關中的農業智慧

百榖或五榖、六榖的糧食作物在史前便已開始種植，百果或五果也在史前就開始馴化，油料中，最早的是大麻種子和大豆，還有荏(蘇油)，纖維中，大麻(雄麻)、苧麻，也是西元前5世紀就見於記載的，六畜也是史前遺產，養魚事業，至少在西元前3世紀便已經開始了。

《詩經》所保存周民族的詩歌，顯示著農業生產是周民族的特長，從戰國起，一般只有由關中出兵向東作戰，關中本身很少直接成為戰場，所以關中的農業生產，很少直接受到戰禍。戰國時代至少已有過兩種專門農書《神農》、《野老》，而且，至少在西漢時它們還在流傳。

《管子》中〈牧民〉、〈權修〉、〈立政〉、〈五輔〉、〈八觀〉等篇，所記各種保證農業生產的良好政治措施，如果沒有很先進的技術知識做根據，以很難想像。

《呂氏春秋》共十二紀、八覽、六論共26個部分，六論中最後一論〈士容〉，共有6篇：

第3篇	〈上農〉	專談怎樣以政治措施保證農民能夠及時地從事農業生產操作，凡替統治階級效勞的諸子，所談的農本或重農思想，利用農民熱愛土地的心理，盡可能地不擾亂他們的生產勞動過程，讓他們固著在土地上。
第4篇	〈任地〉	是利用土地的原則。
第5篇	〈辨土〉	即以人力改變土壤現狀，對性質不同的土壤，在耕種時間上做不同的安排，由耕作不良而引起的三種弊害，稱為三盜：地竊(播種過稀)、苗竊(缺苗)、草竊(雜草妨苗)。
第6篇	〈審時〉	討論操作及時與不及時，對作物各方面作了一個總結性的比較。

西元前1世紀初，漢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趙過發明的新式農法代田法，以5頃為經營基準，推廣於關中地區，田作區分相互間隔的甽與壟，甽中播種，育成苗時，以壟土覆甽中苗根，作物成長收根深之效，耐於亢旱害與強風而茂盛，收成較普通之田每畝可增1-2石，甽與壟每年交代互換。三腳樓更是每犁三叉，二牛耦耕而三人操作，播種與覆土同時進行的進步技術，1日可播種1頃，后稷始甽田，甽田是耕種時在田中留出的行道。

《漢書‧藝文志》所載9種農家書，除《神農》、《野老》外，其餘7種中，不知何世的4種後來都已失傳，剩下3種是《董安國》12篇、《蔡癸》1篇、《氾勝之》18篇。漢成帝劉驁時，議郎氾勝之教田三輔，出現了現存最古的農書《氾勝之書》，原為18篇2卷，現存材料則只有3500多字，提出一條基本法則：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獲。

趣時	趕上雨前雨後最合適的耕地時間。
和土	耕、鋤、摩平、消滅土塊，保持鬆軟細密。
務糞澤	極力保持土壤的肥沃與水分，旱農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保存土壤中的水分來供給植物的需要，保澤即是今日口語所謂的保墒。
早鋤	目的一面是消滅雜草，避免草竊，一面有以土壤覆蓋來防止天然蒸發的效果。
早獲	愈原始的品種，種實全部成熟所需要的時間愈長，落粒的現象也愈嚴重，提前收獲，便可以避免落粒的損失。

耕種操作中必須注意土壤條件，特別是水分條件，降水特別是大雨的打擊、涇流的沖動、人類在田間操作時的踐踏，都會使地面變緊密，因此毛細現象水上升快速，增大蒸發。庄稼長高後，耕有許多困難，因此以人工精細地鋤整，便是改良土壤結構最常用的方法，在華北地區，這別是西北，春天乾燥多風，蒸發量很大，這時進行淺鋤，一來可以消滅雜草，減少它們所消耗的土壤水分，在地面造成一層塵埃覆蓋，同時毛細現象上升被打斷，尤其可以保存土壤水分。

治種，也稱糞種，即在種子上加肥料，用一種或幾種混合獸骨煮出膠汁，加上蠶糞、羊糞乃至附子，攪成稠糊糊，把種子泡進去再攪和，讓種子外面粘上多層糊，晾乾，收藏起來，等候播種。

適合於小農經營的集約農法區田法，或稱區種法，是在小面積土地上，做成小窩窩區，向地平面以下洼陷進去，作為區，在防止水分與養分的損失上，都有益處，田地每畝區劃一定規格的多數區(溝)，於溝中定額播種，實行深耕細作，集中地使用灌溉水和肥料，乃應用於零細農地經營，以發揮肥效而提高單位面積上的高度豐產的農作方法，但是人力浪費嚴重，招致大量的水土流失，在當地和下游地帶造成災害。

農業操作的季節性極為重要，24節氣便是一項特創的製作，陰曆或農曆月份的變化參差太大，而要依靠節氣，以至於星躔(星座位置的年週期性變化)或物候(自然界氣候或生物現象)作指標。雌株(麻)是收種子用的，要到霜下實成時才收，雄株(枲)是取纖維的，在夏至後20日，沒有漚以前就要收，要利用雄株的花粉，要等雄株穗勃，勃如灰，才拔之。

崔寔在五原教民耕織，反對讀書與勞動二者的對立，而主張手腦並用，農事已起則勞動，農事未起則學習，這種實際學問，保存於《四月民令》農家月令書，本書已散佚，現在存在的只是從《齊民要術》中輯佚出來，是農家月令書的開創者，也是一種代表作，只是一個熟悉農業生產技術的地方官而不是農業技術專家，農本觀念在《政論》中表現得非常明白，不僅要求不違農時，而且還要以提高生產技術的方法教民耕織。

從後漢初葉起，西域植物成為張騫引入的才漸漸多起來。

葡萄	蒲陶不是張騫帶回，而是張騫死後若干年，另外的十餘輩漢使採取回來的，將引入蒲陶的事歸於張騫，第一次見於文獻的是後漢王逸。前漢以前，中國內地沒有真正的葡萄(Vitis vinifera)，只有薁，在《詩經》中有。
苜蓿	苜蓿無疑是漢代輸入的植物，是張騫死後，漢使從大宛採來，搜粟都尉趙過，發展了很細緻的土地輪休制度代田，引進苜蓿供給著牧草，也增加了土壤中的氮含量，第一次將苜蓿與張騫聯繫起來的仍是王逸。
大蒜	黃河流域原來只有小蒜，大蒜是中亞傳入的，真正野生的小蒜只在準噶爾和吉爾吉斯一帶有，野生大蒜原產於歐洲南部，將大蒜和張騫聯繫起來的第一人仍是王逸。
胡荽	菱、荽、芠、葰4個字相同，將胡荽和張騫合起來，應該以晉初張華為最早。
安石榴	安石榴或石榴這名稱，最早的文獻是《太平預覽》所引曹植的〈棄妻詩〉，陸機稱它為涂林，大概是當時外來語的對音字，張華稍早於陸機，根據當時的傳說將安石榴的傳入歸之於張騫。
胡麻	中國栽培的胡麻肯定非原產，但何時引入，暫無法考訂。
胡桃	胡桃保持萌發力的時間較短，貯藏時間稍長，就會因霉類侵入而敗壞，3~4年以上的胡桃一般很難出苗。飛攘出自南州，胡桃出自西羌，今日秦嶺各地都有胡桃林，很難想像道4世紀以前的漢族，會捨近求遠不從羌族而從中亞去引入胡桃。
紅蘭花	兩漢三國時，中國內地的婦女用來妝點面頰和口唇的紅色顏料，是朱砂或丹砂，即氧化鐵，匈奴婦女則用色彩更鮮麗的燕支，即以紅蘭花製成的色素，匈奴稱妻為閼支(閼氏)，言可愛如燕支，焉支山(甘肅省山丹縣)是種紅蘭花的地方，由甘肅或寧夏等地方引入，但是與張騫毫無關係。晉在晉初到南北朝中原婦女才採用燕支，也就在黃河流域栽培著紅蘭花，作為妝飾品及染料，晉代已用紅花為紅色染料，清代中葉，用紅花染的布，比蘇枋色素好。
胡豆	曾稱為胡豆的應有豇豆、豌豆、蠶豆三種： 豇豆：不是黃河流域原產，在三國以前引入的其他地區栽培植物。 豌豆：在三國時，洛陽及附近已經不把它認為外來植物，但直到明末，仍有人將豌豆稱為胡豆，豌豆原產地是高家索南部乃至波斯、印度北部。 蠶豆：原產於裡海南岸，依西亞至中亞至新疆、甘肅這條路線傳入中國內地的，浙江一帶的蠶豆並非真正的蠶豆，四川從明末一直到現在，稱蠶豆為胡豆，只能證明蠶豆不是四川原產。
胡瓜	原產於印度或喀布爾，通過南疆傳入關中。
無花果	傳入中國似乎不是由西域陸路而是南邊海道，古度應當就是無花果或極近的種。

《本草經》的起源，估計不會早於後漢末年多少，到晉初大概已有定本，萵苣、菠菜、海棠都是北周、隋、唐時代傳進來的栽培作物，隋唐兩代，許多豪家在渠道裡設置水磨(磑子)過多，妨礙灌溉，常常要由政府命令來限制禁止，而且往往無效。由元代司農司主編的農書《農桑輯要》，關中今日是重要產棉區之一，元初便已在陝西取得很好的成績，明清兩代的統治，給陝西農業遺留了一個巨大災害，是罌粟(鴉片)的輸入與栽培。

清初，關中李顒(二曲)提倡躬身實踐以達到修、齊、治、平的理想目標，農業生產受到重視，地方性的農書開始出現。鄠縣王心敬(18世紀前半)有關水利和耕作方法，興平楊屾《豳風廣義》著眼點是在陝西發展養蠶，作為農家副業，同時解決衣著問題，《知本提綱》敘述農業生產實踐，《修齊直指》對於耕作施肥特別注重，三原楊一臣(19世紀前半)《農言著實》。吳其浚《植物名實圖考》刻成於1848年，是中國植物學第二部世界名著。


《石聲漢農史論文集》，石聲漢 著，中華書局出版，2008年01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 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 (7)唯物主義 － 矛盾律的應用

西漢興於秦末的陳涉、吳廣大起義，而亡於哀帝以降鄭躬、蘇令與漫延26郡國農民大暴動，東漢興於王莽末年的綠林與赤眉大起義，而亡於靈獻之際的黃巾與黑山大暴動，兩漢四百年裡共有百次以上的農民戰爭，兩漢皆興於農民戰爭而又亡於農民戰爭。

光武帝建武16年(40年)以青、徐、幽、冀四州為中心而漫延全國的度田事件，從豪族引發的農民起義，光武帝一面將激起民便的禍首十餘人皆下獄死，以為和緩懷柔的處置，一面又實行了以盜殺盜的分化政策，以及官吏的補盜競賽辦法，恩威並施，起義的農民，變成了脫離戶口年紀的流民，或失去生存條件的貧民。

兩漢的正宗思想都負有反對農民戰爭而為漢代統治階級辯護的宣傳任務，東漢光武帝建武2年(26年)，博士范升上疏指《費氏易》與《左氏春秋》為異端，極言不應立博士，此即為異端與邪說同義的開始，東漢初葉的的異端多出於古文經學的左派，多受天人感應說的影響，鄭興也未能免俗，右派的代表如賈逵等，則已投降了讖緯的正宗以致貴顯，光武時代的思想統治，與西漢武帝時代相較，已經更為嚴厲而黑暗，所以異端思想無不帶有鮮明的悲劇氣質。

今古文經學之爭的外表雖表現為儒家經典的解釋，而爭論的實質則為在中世紀王權的思想統治夾縫裡爭取合法的地位，從經學內部鬥爭出發，終於循著由量變而質變的原理，導出了經學自己的炸裂。

王充(27-104)，對於班彪，以信徒而來，以叛徒而去，在背師初期，似有一段京師流亡之苦，家貧無書，常遊洛陽書肆，閱所賣書，生平行事可以終身潦倒、終身戰鬥八字概括。著作《譏俗節義》是對俗人的戰鬥或對社會的批判，《政務》是對人君的政治批判，《養性》是戰鬥生活的晚年自我檢討，《論衡》85篇，20餘萬言，前後歷時凡30餘年，是對於唯心主義和有神論的戰鬥或思想批判。

王充思想的社會根源是代表著農民以及微賤階級的要求，在階級立場上樹起了反抗皇權和豪權，思想的理論根源是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批判方法充分地滲透了矛盾律的精神，普遍地以不矛盾的說法為是，而以矛盾的說法為非，勇於文化批判而怯於政治鬥爭。

單就《論衡》來看：

• 〈問孔〉、〈刺孟〉、〈非韓〉是對於古書及古代思想的批判。
• 〈書虛〉、〈道虛〉、〈語增〉、〈儒增〉、〈藝增〉、〈對作〉是對於當時偽書的批判。
• 〈變虛〉、〈異虛〉、〈感虛〉、〈福虛〉、〈禍虛〉、〈龍虛〉、〈雷虛〉是對於緯書裡天人感應說的批判。
• 〈寒溫〉、〈譴告〉、〈變動〉、〈抬致〉是對於當時俗儒天人感應說的批判。
• 〈講瑞〉、〈指瑞〉、〈是應〉是對於祥瑞思想的批判。
• 〈死偽〉、〈紀妖〉、〈訂鬼〉、〈四緯〉、〈讕時〉、〈譏日〉、〈卜筮〉、〈難歲〉、〈詰術〉是對於當時一般社會迷信的批判。

王充思想雖屬於道家，而卻與先秦的老莊思想有嚴格的區別，王充的道家之義是形而下的唯物主義，是引物事以驗其言行的反自然之說的主驗能動思想與訂其真偽，辨其虛實的認識觀點，王充一面宗黃老之義，一面又拒絕關於黃老的迷信，這正是王充無神論思想的特點，批判的不應為農民戰爭的旗幟，而應為秦始皇、漢武帝以來的帝王長生的妄想。

《論衡》稱引孔孟者凡440餘處，可見王充並非根本反孔，以孔子為人而不以孔子為神，借矛盾律以打破對於孔子的偶像觀念，歸結於暴露讖緯正宗神話孔子的無據，批判孟子，主要見於〈刺孟〉、〈本性〉二篇，主要在批判孟子邏輯概念的混亂與其推理的不合於矛盾律，以及其目的論世界觀，批判荀子，見於〈本性〉篇，但王充從荀子所接受的思想影響，實遠過於其對荀子的批判之深厚。

接受墨家的節葬之義，而反對其明鬼之論，重在揭發明鬼與節葬不能兩立，以暴露墨家的矛盾。對於公孫龍《堅白》之論，純為概念遊戲，而實質上則殊無道理，更不能做實踐的指導，在中國思想史上，有總結性的價值。

通過自然無為的道家思想，批判了漢室的嚴刑峻法的統治與干涉，未必是以古代法家為批判的真實對象，對於韓非的邏輯思想與批判精神，具有深刻的理解與高度的同情。桓譚是王充最佩服的人物，《新論》是王充最稱讚的著作，王充受桓譚的影響是深刻的，以韓非的〈四難〉與桓譚的《新論》評為同類，可證〈非韓〉實際所指乃是非漢的酷吏。

桓譚，字君山，《新論》反對神學目的論的重要命題，為萬物自生，而非天所故生，反對圖讖，只是依據著五經以仁義正道為本的儒家思想，來屏棄奇怪虛誕之事，並沒有堅定的無神論世界觀，本質上與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態度，顯示著常識的健康理性的看法，政治思想以抑商賈防兼併為其方略，《新論》軼於南宋，沈陽、孫馮異所輯《桓子新論》一卷並非本書。

魂為少陽之氣，魄為少陰之氣，精為太陰之氣，神為太陽之氣，精神魂魄既然都是氣，則氣之神祕性就可以明白了，王充提出反對命題，天和地一樣，是體，而不是氣，天地既然是體，便顯著地是物質，把神性的天還原為自然的天，根絕了天的感覺性、意志性，從而否定了它的神性，天與地既然同為體，就其物質性而言，無復有尊卑高下。

破除了體、氣的混淆，根絕了由氣通往神的神祕隧道，在王充看來，氣從屬於體，在氣的這一唯物主義的涵義中，採用了陰陽的範疇，以陰陽為天地之氣，即為物質的體的氣，天地作為具體的有形的東西來說，它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樣，含氣之類，無有不長，是運動的、發展的，體動，氣乃出，萬物即由此發生，但作為整個宇宙的本身來說，則是不生不死，無始無終，陰陽無始終的命題正反對了太初為氣之始的命題。

漢儒的十二肖獸相勝論：

肖獸

鼠

牛

虎

兔

龍

蛇

馬

羊

猴

雞

犬

豕

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五行

水

土

木

木

土

火

火

土

金

金

土

水

王充認為物種的相勝，取決於生理器官的長短利順，萬物的生存鬥爭取決於氣勢，有自然的規律，以個人的切身利益實在是道德的基礎，是古代唯物主義者所共有的，對於世俗禁忌，王充均有批判，其中有一部分思想，到了唐代，曾為呂才所繼承所發展。

王充所謂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之說，後來又被范縝所發展，形成了神滅論的母體，王充的無鬼論的體系，是由宇宙根本規律裡所謂精神依倚形體的唯物主義命題構成其最高出發點，直到了王充的無神論思想裡，才以無鬼為薄葬的根據，使問題得到了首次合邏輯的解決。

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儒意之所失也，儒家之辯護厚葬，完全出於消除不孝獄多的政治動機，仍是有若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西漢大郡太守死，照例收財禮1千萬文以上，東漢數目更大，按照官級負擔長官葬費，最後負擔者當然還是那些死無葬身之地的窮人，而厚葬者卻享孝悌忠孝的美名。

歷史的進展並不是由天在主宰，而且也無關聖王之德，歷史的命定論以為歷史不是人所能控制的，更不是聖王之德所能挽回的，亂世的根本原因只是由於人民的飢寒，而人民之所以飢寒只是由於歲的飢寒，歲的飢寒又是由時數所決定的，這是人所不能控制的，於是歷史就只能在盲目性的自然決定中一治一亂、興廢昌衰相繼地進行著，據自然與無為之義以批判目的論，形式上是在論天道，而實質上則是反抗了漢代的統制政策。

堅決否認生而知之的天賦觀點，知識起源於後天的學習，肯定感覺為認識的基礎，前知與後知乃是邏輯學上的推理之知，而推理則仍以經驗或感覺為根據，否則無由而出，不曾將感覺或經驗視為知識的全部，抹煞理性認識，就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質，在知識論上將感性與理性等同地予以強調，而無所偏廢，與荀子十分類似。

宇宙現象分為可知和不可知兩大類，凡能由學問求出效驗的，是可知的，凡不能由經驗求出道理的，是不可知的，通過實踐的驗證來評價知識的真偽，從諸多事例裡抽出原則，以證明一個命題或判斷的真妄，知識起源於感覺，是以知識連結於實踐，並在實踐中來豐富知識，肯定了知識起源於實踐，特別是起源於耕織生產的實踐。

王充生年正值四分曆與太初曆爭論最烈時期，章帝元和2年(85年)施行四分曆時，王充年59歲，殷朝為適應農業季節，月的朔望周期約29.5日，與太陽年合組的太陰太陽曆骨幹，迄20世紀民國成立以前，本質都無何變化，夏正以正月，殷正以12月，周正以11月，秦朝又以夏曆10月為歲首，漢朝恢復以正月為歲首，自此各朝代曆法，雖有變貌，基準一貫仍係太初曆。

漢朝成立年代最早的數學文獻，係西元前2世紀前半張蒼的《九章算術》，東漢有《周髀算經》，《孫子算經》則是六朝時代完成，觀測儀器自殷朝開始已有表與髀，漢朝更具備了天球儀，2世紀初後漢張衡依此原理發明渾天儀，《九章算術》和渾天儀的出現，也約和王充同時代。

命定論思想是王充思想體系中一個最大的弱點，偶然決定一切，偶然性扮演著必然性的角色，行施著必然性的任務，盲目的必然性、偶然性決定一切，是一個矛盾，命定論的錯誤在於把自然的必然性絕對化，命定論是機械的觀點，而決定論思想確定人類行為的必然性，推翻所謂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話，但絲毫不消滅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對人的行為的評價，唐代的無神論者呂才，特別批判了王充的命祿觀念。

王符《潛夫論》的天道天命觀部分接受了道家的思想，也接受了荀子的學說，採取自然法則說，萬物自化，含有物質自己運動的意義，自然規律都是氣之所為，社會是以自然為最高的樣本，自然有和氣與乖氣，社會也有治世與亂世，人生也有吉凶禍福，順天正者為聖王，逆天乖者為桀紂，存亡既然是沒有一定的，即惡政必亡，天命思想，形式上有二元論的傾向，一方面承認天命，他方面又強調人為，把王充的國命論修改成環境決定論。

多數人的經驗積累愈高便愈善，至於那種以個別人物的獨善來處理問題的宗教思想，是不能作為知識成就的標準的，常把實在之義與虛華之義對立起來，認識的內容要以實際的行為標準，才有價值，反之，以世俗的偶像觀念作為標準，知識便成了偽托的符咒。

虛偽即宗教意識的自我掏空，虛義是衰世的徵候，知識論離開了真實的對象界而延向三代先驗的小天地，聖王經典是最高的範疇，經驗學問往合這種倕心，就成為聰達之明，德義之理，把漢代豪族地主階級的身分性的族位揭破，封建制的富貴階級是和罪惡成正比例的，政論集中於學術和倫理的改造，以政治的開明，只在於賢能的任用。

仲長統(179-220)，字公理，《昌言》所貴乎用天之道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天之道不是別的，僅是自然的規律，人們要懂得天之道不是為了別的，僅是為了有利於生產和工業，是唯物主義的思想，天道是指宗教思想，天之道是指自然規律，以客觀的真實存在為依歸，而反映為主觀的實在把握，天之道即四時之宜。亂源是豪強地主階級的封建剝削，政權之在君長是以財力為基礎，社會的階級矛盾是危機的根源，主張亂－小亂－大亂三個週而復始階段的懷疑論。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 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 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 (6)今古文經學 － 誤讀與再發明

經的起源雖在戰國之季，但經被尊崇，則在漢武帝置五經博士以後，經學形式的固定是從漢代開始的，藝的形式是經，漢朝設五經博士而非六數，係因樂經早已散佚。宋代以後乃以四書為中心的儒學，宋朝以前，唐代儒學固較漢朝儒學思想也已變化，但均係以五經為中心的儒學。

借助於傳統的思想材料，改變其形式，進而增補其內容，中國中世紀歷史上的經學箋注主義就是由此產生的，不論秦漢的經學讖緯化、魏晉的經學玄學化、唐宋以來的經學科舉以至八股化和道學化。喜歡臣下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的內法外儒政策，正是漢家歷代皇帝的心傳，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是漢高祖以來的心傳，武帝賜嚴助書，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因為《春秋》嚴上下之分，大一統之治，縱橫便有害統一了。

漢初惠帝4年(前193年)正式命令解除秦朝挾書之禁，由於文字不同，說解亦異，今文經典均秦朝舊儒於漢初所授，傳承系譜分明，代表漢朝官認的學問，今古文經學之爭，以古文學家與今文學家爭立博士始而以綜合今古文學終。

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倉頡篇〉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之前，所謂秦文，即篆文也。

六藝之書，行於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佈於秦，皆以東方文字書之，是六國文字，即古文也，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其源皆出於殷周古文，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由有封鎬之遺，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為近。自秦滅六國以至楚漢之際十餘年間，六國文字遂遏而不行。

在羅馬帝國，儘管拉丁語系被用於各族人民之間的往來，但人們仍然繼續使用著如希臘文、希伯來文、通俗埃及文等其他文字，這樣有助於非羅馬觀念的延續。

秦朝統一前秦國時代，以立國宗周之地，傾向於最能保存西周遺風，直接繼承西周金文而通用籀文(大篆)，天下大定時整理與統一文字，即以籀文為基本，加以簡略化而成篆書(小篆)，乃官方正式字體。較篆書愈益簡化，適用低級公職人員辦事節省時間，方便於竹、木簡上書寫，戰國楚國已常用的實用字體，也被保留由徒隸使用而名隸書，到漢朝實用體的隸書終以普及而正式化，取代篆書的標準地位，漢碑標準字體便是隸書。草書先於楷書發源，隸書追隨篆書，自此單使用為裝飾文字，中國文字書寫系譜，因之便在漢朝告一總結。

毛筆的筆管自殷朝遺址中已有發現，可明瞭中國特有書寫用具毛筆的使用非始自蒙恬，以植物纖維為原料的紙，其製造自1世紀甚至西元前1世紀的前漢時代便已開始，蔡倫須是製造良質紙張而又得以廉價生產的技術改良者，中國製紙術於8世紀時傳向當時的阿拉伯，12世紀再傳播到歐洲。質輕而價值昂貴，僅通行於上流社會，薄而白的縑帛，紙未發明以前便稱之為紙，蔡倫以後今日意義的紙普及，才改稱帛書，帛書約成10公尺常的帶狀，可以捲攏，以便收藏，此型態稱為卷。

自劉歆移書太常為古文竟勝今文之始，新莽篡漢，崇尚古文，東漢嗣興，廢黜莽制，五經博士仍沿西漢之規，而在野巨儒多明古文，一經專門家性格已向廣泛的五經通學者轉換，儒者身通六藝，故今古文學之爭，亦已東漢為最著。

劉向治《榖梁春秋》，詔領校中五經秘書20餘年，乃集合《洪範五行傳》奏論之，與董仲舒不同，序次《烈女傳》以戒天子，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各若干篇，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不僅以陰陽修咎論時政得失，而且引災異推演之術以為政治鬥爭(黨爭)之工具，由虞至漢的歷史，完全用天人感應思想，加以說明，更是世界最古的目錄分類和中國文獻學的創始。

劉向子劉歆，治左氏，傳其春秋，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漢書‧五行志》所載，劉氏父子推演災異者，共182事，言論凡226則。劉向死後，哀帝使劉歆嗣父前業，劉歆乃攝《別錄》指要，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分類〈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伎略〉，〈諸子略〉共輯書10種，187家，4364篇，班固《漢書‧藝文志》即因《七略》之辭，刪存其要而成。

先秦學人論述諸子哲學，只將諸子中學說相契合或互連結的作為一類，並不加以學派的專名，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始以儒、墨、名、法、陰陽、道德等學派專名為標準而評騭諸子學說，太史公所說六分法，大體上足以包舉先秦重要學派，六家皆以學顯，西周以前學在官府，而私學開創於春秋戰國之際，賢人作風特徵之一，即是今不如古的退化史觀，劉向、劉歆父子因校理群書感虞編目分類的需要，遂有九流十家之目。

劉歆表現出存古的主張，反對滅絕各家的專己守殘的政策，反對雷同相從的陋習，劉向指出文化史的發展不但與陰陽災異等神學範疇無甚關係，純屬人事以內，而且還主張存異說，反對專一說，黨同門。在托古改制之中，還看出了禮失求諸野的現實危機，二重真理觀或折衷主義的自我矛盾，一方面暗示了一元論神學思想的危機，另一方面表白了對於中世紀社會矛盾之無力解決，劉歆的自殺悲劇，即其明證，對於不相容的矛盾思想，給以相等同的贊辭，正是折衷主義史家論斷的筆法。

今古文經學之爭，不在爭取學說之公開流傳，而是爭取置博士，設弟子員，即官學的地位之確立，博士的官階並不算小，漢初俸400石，其後增至600石，內遷可為奉常、侍中，外遷可以為郡國守相諸侯王太傅等等，弟子員年考一次，如能通過一經就可以補文學、掌故的缺，考得高等的，可以做郎中。

《禮記》自漢朝編纂，所收錄關於禮、樂各篇，也經發現乃是荀子相關諸篇的模寫，荀子天道即自然，與人事全然無關的思想相近於道家，漢朝儒學予荀子思想最大的變貌，乃在六藝中《易經》的地位再估定，《易經》原與筮的關係密切，周朝初年尚踏襲殷朝用龜卜之法，所以筮法乃周朝發明由輔助卜法而中替代了卜法，篇幅擴充與理論建立於上下兩篇基礎上成立十翼，其年代也似多數經典文字完成自戰國晚期以至前漢中期。

就經的內容說，常以爭立《左傳》為其中心問題，即是爭論各派《春秋》說解的優劣問題，今文學家有孔子為漢制法之說，《公羊》和後來《榖梁》能夠久据官學的地位，《白虎通義》即為今文學之結晶，古文學家漢為堯後之說，《左傳》在新莽時得立於學官，到漢末，社會的危機暴露出來，不但今文早已失卻其作為統治工具的功用，就是古文的經典注疏也已不足以厭悅人心。

所以馬融、盧植、鄭玄、許慎諸儒也終於撤廢了家法的藩籬，走上了綜合今古文學的折衷道路，兩漢經學的結束的顯明表現，就是今古文經學的合流，鄭玄刮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說文解字》所收錄文字開始一部首編定，成立今日中國字典辭書原型，脫離本屬《禮記》一篇的原型而擴大篇幅，單獨成立專書的《爾雅》，以最早訓詁之書聞名。

而時代思想的主流，則已經開始向著玄學方面潛行了，馬融洽是這一時代思潮轉捩的體現者，兼注三禮，而且突破經學的藩籬，崇奉老莊，而且於絳帳女樂之中講學，也開魏晉清談家破棄禮教的風尚。

東漢經師以及生徒們，常常用韻語來標榜個人在學術上的獨特成就與風格，通常只是七言一句，在第四字與第七字上協韻，韻語當時稱為謠言，或稱為風謠、諺、語、號、論、歌，謠言或風謠的發生，與漢朝登庸官吏的制度有關，漢朝的察舉與徵辟，所憑藉的品評標準，是出自鄉里的意見，其在太學中，則依據學中之語，乃是一種有力的薦舉狀，採取歌的形式，簡短有力，便於流傳，是延譽上達的利器。在漢末宦官們的權勢膨脹以後，官僚們以及官僚的黨羽們為了反抗宦官，便拿來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不但用以褒獎同類，且用以貶斥奸邪。

採集、整理民謠而配以音樂，以便歌唱的音樂詩樂府，也自武帝時代創始，考風謠謠諺之類，直到魏晉之際，也還在高門名族間流行著，魏晉時代題目品藻風氣之盛，可於《世說新語》一書中窺見概略，然而那時所謂的題目，也還是一種概念的比況，並無具體的內容。題目品藻，本來起於東漢，稱號實為題目的濫觴，稱號本身就直指人物，並不取什麼譬況，是從風謠蛻變出來的，後來題目卻有了重大的發展，從直指變為譬況，從具體說明變為抽象象徵。

風謠與題目，正代表著中世紀名門豪族的一種公論，並沒有什麼廣大的社會性，僅發生於名門賓客之間，當時的各種豪族集團，也都各自有其賓客，各自有其公論，只能是一種地望或名望的標誌，把身分性地主階級的狹義的公論稱為清議，是當時名門豪族的賓客自高位置的一種虛矯表現。

當太學生因為反宦官之故而遭摧殘之後，奉旨的鴻都門生徒與宣陵孝子就出現了，這是對豪族地主施行軟化與分化並進的政策，光和元年正式置鴻都門學，鴻都門連像白虎觀的宗教理論也制不出來，抬出來的是孔子的畫像，鴻都門學的辭賦、書畫、尺牘，以及方俗閭里小事，與太學中的五經是大異其趣的。太學生分裂出來的，則以書畫技藝進，別立鴻都門學，一反傳統的經註學風。鴻都門學的主要工作僅是從書法上刊定五經字句而已。

禁錮了的清議，不得不開始轉向，另求出路，其結果是清議轉而為清談，從是非臧否，到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從空洞無物的綱常名教，到綱常名教的否定而叛散五經，滅棄風雅，以至聖人孔子與老莊將無同，流為純概念的遊戲。魏晉清談，以《易經》、《老子》、《莊子》為三玄。

葛洪把華與實，形與神分開來，指出郭泰的彰徨不定，載肥載臞，乃是客觀環境與主觀願望的矛盾衝突，在無法解決時，生活態度便出現一種忽冷忽熱的兩面作風。

《世說新語》的撰集者不僅目郭泰等為清議轉向清談的契機人物，且直認他們為清談的始祖，佔全書1/2以上的篇幅，漢末諸名士在《世說新語》一書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漢末與魏晉，在《世說新語》撰集者看來，同屬於整個清談時代。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 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 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劍橋插圖中國史：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文明奧秘》，伊佩霞 著，趙世瑜、趙世玲、張宏艷 譯，果實出版，2005年04月。(1996)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錢穆 著，三民書局出版，2003年08月。(1958)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 (5)白虎觀會議 － 儒學神學化大成

西漢成帝以降，農民戰爭漸趨高潮，而以王莽時代為最高峰，到了東漢光武末年，方告一段落，宣布圖讖於天下，愈加走上神學迷信一途，但董仲舒以來的一元神學系統之不足以解決問題，產生了劉向、劉歆父子及揚雄的二重真理觀。

到了班固時代，桓譚及王充的異端體系正在形成中，懷疑和批判的光芒更使正宗思想黯淡無光，因而連白虎觀神學集議的主稿人班固也失去了對正宗的信心，變成了二重人格的折衷主義者，漢行以師為吏之策，而從中竟生出了有離於宗的折衷思想，實為正宗危機的標幟。

揚雄是一個不滿現狀而又不敢鬥爭的人，在倫理問題上，將老子與其他諸派的思想，完全捨棄，而獨尊崇儒教，以為宇宙是一元的存在，其根源的範疇，就是玄，作為宇宙最後根據的玄，實際上就是老子所說的道的同義語，雜以陰陽家的曆法，一與六同宗，二與七共明，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而構成了宇宙的間架。

玄在空間上分為一方二方三方，共為三方，每方又各分為一州二州三州，共為九州，每州又各分為一部二部三部，共為27部，每部又各分為一家二家三家，共為81家。在時間上，玄又綜合了方、州、部、家四者，共為81首，每首附九贊，共為729贊，每二贊為一日，共合364.5日，此外，另加兩贊，湊成了一年365.5日之數。以代表每州第一部第一家的首，為一天，共為九天。

玄

空間

時間

一方

二方

三方

一方

二方

三方

3方

一州

二州

三州

...

...

一州

二州

三州

...

...

9州

一部

二部

三部

...

...

...

...

一部

二部

三部

...

...

...

...

27部

一家

二家

三家

...

...

...

...

...

...

一家(天)

二家

三家

...

...

...

...

...

...

81首

一贊

二贊

...

九贊

...

...

...

...

...

...

...

...

729贊

一日

...

...

...

...

...

...

...

...

...

...

364.5日

人類發展階段：

1 2 3 4 5 6 7 8 9 思心 反覆 成意 條暢 著明 極大 敗損 剝落 殄絕 思之微 思之崇 福之資 福之隆 禍之階 禍之窮 生神 中和 倨勮 貧賤而心勞 富貴而尊高 離咎而犯菑 作息 作消

1 2 3 4 5 6 7 8 9 5 共宗 共明 成友 同道 相守

只要理解了太玄之理，則未來的吉凶禍福，便皆可預卜，無疑地是神祕主義的唯心主義思想，宇宙構成論，剝去了物質性，神化了數字性，宇宙除了數的機械的結合和調和，再沒有東西了，正是宋代周敦頤太極圖的張本。揚雄的世界觀是由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因素所奇妙結合的二元論的體系，揚雄的唯物主義思想，在漢代因了非祿利之學，獨見稱於異端思想家桓譚。

揚雄以孟子自命，所批判的對象，正是一些迷信觀念，具有鮮明的無神論傾向，主張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以加重人為的自我修養的必要性，對董仲舒的性三品說，作出了相反的命題。揚雄並非富於獨創性的思想家，《太玄》全然模擬《易經》而成，《法言》模擬《論語》體裁而成，唯物主義因素與無神論思想，也僅只是一種萌芽的狀態，缺乏體系性。

陰陽五行說神祕主義的原理，原與儒家合理主義鄉拒斥，西漢後期以來讖緯說大流行，讖是符讖、圖讖，是借助於經義附會的一種變相的隱語，乃以隱語預言未來，河圖、洛書便是，從秦代開始利用這種預兆吉凶的符驗，來為王朝統治者服務，史稱秦讖。諱對經而言，是解經家在經的章句以外附會出的一套迷信，利用來為漢代政權編排統治合法化的根據，漢代各經有諱，史稱緯書，如七緯，因此圖讖緯書是神學和庸俗經學的混合物。

讖緯說於漢朝蔚然風行，便以學者幾乎盡行接受而發達為全國上下的共同信仰，伏羲、女媧的人類始源說也於此背景下深入社會人心，讖緯說雖牽涉兩次政治大波折中，卻以光武帝劉秀仍是篤信者，於東漢仍然盛行不衰，7世紀隋朝再統一中國，才斷然禁絕，緯書一律焚毀，載入《隋書‧經籍志》的緯書，數至81種。

光武中興，立14家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1人為祭酒，總領綱紀，建武4年(28年)正月，議立費氏易、左氏春秋博士，中元元年(56年)，宣布圖讖於天下，進一步把經義庸俗化，完成了國教的形式。

漢章帝在白虎觀大會經師，欽定經義，連月乃罷，諸儒所講說的經義，大約都稱作議奏，或通德論，經章帝最後裁決以後，史臣所撰集的就稱作通義，現存的《白虎通義》或《白虎通》，當是班固所撰集的。學校寺院化的宗教思想完成的進程，由董仲舒開其端緒，白虎觀會議集其大成。

白虎觀所欽定的奏議，也就賦予國憲以神學的理論根據的讖緯國教化的法典，親制臨決的欽定的法典形式，企圖使皇帝成為國家的本質，使上帝成為宗教的本質，並使二者的關係固定化起來。作為國憲的欽定經義是集合了大群儒生的奏議而最後由皇帝裁決的法典，在經義統一之後，它是永為世則的統治階級的支配思想，不能再有異議，皇帝是以一個大家長和大教主的身分參與經義的裁決的。

漢代皇帝欽定的宗教天道觀之所以是讖緯式的精義，是因為創造宗教的人是帝王，顛倒的世界意識是從皇帝的角度出發的，不是神創造世界，而是帝王按照他的世界意識創造宗教，才折射出天地日月星辰的宗教觀。宗教是竊取人和自然的一切內涵，轉賦予一個彼岸的神的幻影，而神又從他這豐富的內涵中恩賜若干給人和自然，宗教是人的自我掏空的行為。

如果把緯書列舉的其他陰陽相侵的怪異現象都綜括起來講，那麼漢代社會就經常是處在上帝的譴告威脅之下，成了鬼怪世界了，符瑞表面上看來是怪異妖變的反面，而實質上是另一種怪異妖變，不過把這一些自然現象叫做瑞，把那一些自然現象叫做災罷了。

世界生成理論：
三氣未分別，號曰混沌，上清下濁，號曰天地，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是為五運，始起先有太初，然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約太素，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陽本為雄，陰本為雌，物本為魂，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雌生九月節，號曰太始。

太易 太初 太始 太素 太極 氣之始 形之始 質之始 八月仲節 九月節 物魄 雄 雌 雄 陽 陰 陽

施生精者 = 三光 　　號者 = 五行 － 情性 － 汁中 － 神明 － 道德 － 文章

施生精者為三光，號者為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

明堂是帝王主動和上帝打交道的地方，周旋以水，水以左旋，以象天，其制：

方位	內	南	西	北	東
出	太室	明堂	總章	玄堂	青陽
象	紫宮	太微	五潢	營室	天市

帝王的歷史只是神靈轉化的歷史，三統的命定論不利於為統治階級的時候，就不能不求救於意志論的三教道德觀了，緯書所說的三教，也是一種循環論，夏人之王立教以忠，其失野，殷人之王立教以敬，其失鬼，周人之王立教以文，其失薄。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 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 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