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建武16年(40年)以青、徐、幽、冀四州為中心而漫延全國的度田事件，從豪族引發的農民起義，光武帝一面將激起民便的禍首十餘人皆下獄死，以為和緩懷柔的處置，一面又實行了以盜殺盜的分化政策，以及官吏的補盜競賽辦法，恩威並施，起義的農民，變成了脫離戶口年紀的流民，或失去生存條件的貧民。
兩漢的正宗思想都負有反對農民戰爭而為漢代統治階級辯護的宣傳任務，東漢光武帝建武2年(26年)，博士范升上疏指《費氏易》與《左氏春秋》為異端，極言不應立博士，此即為異端與邪說同義的開始，東漢初葉的的異端多出於古文經學的左派，多受天人感應說的影響，鄭興也未能免俗，右派的代表如賈逵等，則已投降了讖緯的正宗以致貴顯，光武時代的思想統治，與西漢武帝時代相較，已經更為嚴厲而黑暗，所以異端思想無不帶有鮮明的悲劇氣質。
今古文經學之爭的外表雖表現為儒家經典的解釋，而爭論的實質則為在中世紀王權的思想統治夾縫裡爭取合法的地位，從經學內部鬥爭出發，終於循著由量變而質變的原理，導出了經學自己的炸裂。
王充(27-104)，對於班彪，以信徒而來，以叛徒而去，在背師初期，似有一段京師流亡之苦，家貧無書，常遊洛陽書肆，閱所賣書，生平行事可以終身潦倒、終身戰鬥八字概括。著作《譏俗節義》是對俗人的戰鬥或對社會的批判，《政務》是對人君的政治批判，《養性》是戰鬥生活的晚年自我檢討，《論衡》85篇，20餘萬言，前後歷時凡30餘年，是對於唯心主義和有神論的戰鬥或思想批判。
王充思想的社會根源是代表著農民以及微賤階級的要求，在階級立場上樹起了反抗皇權和豪權，思想的理論根源是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批判方法充分地滲透了矛盾律的精神，普遍地以不矛盾的說法為是，而以矛盾的說法為非，勇於文化批判而怯於政治鬥爭。
單就《論衡》來看：
- 〈問孔〉、〈刺孟〉、〈非韓〉是對於古書及古代思想的批判。
- 〈書虛〉、〈道虛〉、〈語增〉、〈儒增〉、〈藝增〉、〈對作〉是對於當時偽書的批判。
- 〈變虛〉、〈異虛〉、〈感虛〉、〈福虛〉、〈禍虛〉、〈龍虛〉、〈雷虛〉是對於緯書裡天人感應說的批判。
- 〈寒溫〉、〈譴告〉、〈變動〉、〈抬致〉是對於當時俗儒天人感應說的批判。
- 〈講瑞〉、〈指瑞〉、〈是應〉是對於祥瑞思想的批判。
- 〈死偽〉、〈紀妖〉、〈訂鬼〉、〈四緯〉、〈讕時〉、〈譏日〉、〈卜筮〉、〈難歲〉、〈詰術〉是對於當時一般社會迷信的批判。
《論衡》稱引孔孟者凡440餘處，可見王充並非根本反孔，以孔子為人而不以孔子為神，借矛盾律以打破對於孔子的偶像觀念，歸結於暴露讖緯正宗神話孔子的無據，批判孟子，主要見於〈刺孟〉、〈本性〉二篇，主要在批判孟子邏輯概念的混亂與其推理的不合於矛盾律，以及其目的論世界觀，批判荀子，見於〈本性〉篇，但王充從荀子所接受的思想影響，實遠過於其對荀子的批判之深厚。
接受墨家的節葬之義，而反對其明鬼之論，重在揭發明鬼與節葬不能兩立，以暴露墨家的矛盾。對於公孫龍《堅白》之論，純為概念遊戲，而實質上則殊無道理，更不能做實踐的指導，在中國思想史上，有總結性的價值。
通過自然無為的道家思想，批判了漢室的嚴刑峻法的統治與干涉，未必是以古代法家為批判的真實對象，對於韓非的邏輯思想與批判精神，具有深刻的理解與高度的同情。桓譚是王充最佩服的人物，《新論》是王充最稱讚的著作，王充受桓譚的影響是深刻的，以韓非的〈四難〉與桓譚的《新論》評為同類，可證〈非韓〉實際所指乃是非漢的酷吏。
桓譚，字君山，《新論》反對神學目的論的重要命題，為萬物自生，而非天所故生，反對圖讖，只是依據著五經以仁義正道為本的儒家思想，來屏棄奇怪虛誕之事，並沒有堅定的無神論世界觀，本質上與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態度，顯示著常識的健康理性的看法，政治思想以抑商賈防兼併為其方略，《新論》軼於南宋，沈陽、孫馮異所輯《桓子新論》一卷並非本書。
魂為少陽之氣，魄為少陰之氣，精為太陰之氣，神為太陽之氣，精神魂魄既然都是氣，則氣之神祕性就可以明白了，王充提出反對命題，天和地一樣，是體，而不是氣，天地既然是體，便顯著地是物質，把神性的天還原為自然的天，根絕了天的感覺性、意志性，從而否定了它的神性，天與地既然同為體，就其物質性而言，無復有尊卑高下。
破除了體、氣的混淆，根絕了由氣通往神的神祕隧道，在王充看來，氣從屬於體，在氣的這一唯物主義的涵義中，採用了陰陽的範疇，以陰陽為天地之氣，即為物質的體的氣，天地作為具體的有形的東西來說，它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樣，含氣之類，無有不長，是運動的、發展的，體動，氣乃出，萬物即由此發生，但作為整個宇宙的本身來說，則是不生不死，無始無終，陰陽無始終的命題正反對了太初為氣之始的命題。
漢儒的十二肖獸相勝論：
| 肖獸 | 鼠 | 牛 | 虎 | 兔 | 龍 | 蛇 | 馬 | 羊 | 猴 | 雞 | 犬 | 豕 |
| 地支 | 子 | 丑 | 寅 | 卯 | 辰 | 巳 | 午 | 未 | 申 | 酉 | 戌 | 亥 |
| 五行 | 水 | 土 | 木 | 木 | 土 | 火 | 火 | 土 | 金 | 金 | 土 | 水 |
王充所謂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之說，後來又被范縝所發展，形成了神滅論的母體，王充的無鬼論的體系，是由宇宙根本規律裡所謂精神依倚形體的唯物主義命題構成其最高出發點，直到了王充的無神論思想裡，才以無鬼為薄葬的根據，使問題得到了首次合邏輯的解決。
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儒意之所失也，儒家之辯護厚葬，完全出於消除不孝獄多的政治動機，仍是有若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西漢大郡太守死，照例收財禮1千萬文以上，東漢數目更大，按照官級負擔長官葬費，最後負擔者當然還是那些死無葬身之地的窮人，而厚葬者卻享孝悌忠孝的美名。
歷史的進展並不是由天在主宰，而且也無關聖王之德，歷史的命定論以為歷史不是人所能控制的，更不是聖王之德所能挽回的，亂世的根本原因只是由於人民的飢寒，而人民之所以飢寒只是由於歲的飢寒，歲的飢寒又是由時數所決定的，這是人所不能控制的，於是歷史就只能在盲目性的自然決定中一治一亂、興廢昌衰相繼地進行著，據自然與無為之義以批判目的論，形式上是在論天道，而實質上則是反抗了漢代的統制政策。
堅決否認生而知之的天賦觀點，知識起源於後天的學習，肯定感覺為認識的基礎，前知與後知乃是邏輯學上的推理之知，而推理則仍以經驗或感覺為根據，否則無由而出，不曾將感覺或經驗視為知識的全部，抹煞理性認識，就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質，在知識論上將感性與理性等同地予以強調，而無所偏廢，與荀子十分類似。
宇宙現象分為可知和不可知兩大類，凡能由學問求出效驗的，是可知的，凡不能由經驗求出道理的，是不可知的，通過實踐的驗證來評價知識的真偽，從諸多事例裡抽出原則，以證明一個命題或判斷的真妄，知識起源於感覺，是以知識連結於實踐，並在實踐中來豐富知識，肯定了知識起源於實踐，特別是起源於耕織生產的實踐。
王充生年正值四分曆與太初曆爭論最烈時期，章帝元和2年(85年)施行四分曆時，王充年59歲，殷朝為適應農業季節，月的朔望周期約29.5日，與太陽年合組的太陰太陽曆骨幹，迄20世紀民國成立以前，本質都無何變化，夏正以正月，殷正以12月，周正以11月，秦朝又以夏曆10月為歲首，漢朝恢復以正月為歲首，自此各朝代曆法，雖有變貌，基準一貫仍係太初曆。
漢朝成立年代最早的數學文獻，係西元前2世紀前半張蒼的《九章算術》，東漢有《周髀算經》，《孫子算經》則是六朝時代完成，觀測儀器自殷朝開始已有表與髀，漢朝更具備了天球儀，2世紀初後漢張衡依此原理發明渾天儀，《九章算術》和渾天儀的出現，也約和王充同時代。
命定論思想是王充思想體系中一個最大的弱點，偶然決定一切，偶然性扮演著必然性的角色，行施著必然性的任務，盲目的必然性、偶然性決定一切，是一個矛盾，命定論的錯誤在於把自然的必然性絕對化，命定論是機械的觀點，而決定論思想確定人類行為的必然性，推翻所謂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話，但絲毫不消滅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對人的行為的評價，唐代的無神論者呂才，特別批判了王充的命祿觀念。
王符《潛夫論》的天道天命觀部分接受了道家的思想，也接受了荀子的學說，採取自然法則說，萬物自化，含有物質自己運動的意義，自然規律都是氣之所為，社會是以自然為最高的樣本，自然有和氣與乖氣，社會也有治世與亂世，人生也有吉凶禍福，順天正者為聖王，逆天乖者為桀紂，存亡既然是沒有一定的，即惡政必亡，天命思想，形式上有二元論的傾向，一方面承認天命，他方面又強調人為，把王充的國命論修改成環境決定論。
多數人的經驗積累愈高便愈善，至於那種以個別人物的獨善來處理問題的宗教思想，是不能作為知識成就的標準的，常把實在之義與虛華之義對立起來，認識的內容要以實際的行為標準，才有價值，反之，以世俗的偶像觀念作為標準，知識便成了偽托的符咒。
虛偽即宗教意識的自我掏空，虛義是衰世的徵候，知識論離開了真實的對象界而延向三代先驗的小天地，聖王經典是最高的範疇，經驗學問往合這種倕心，就成為聰達之明，德義之理，把漢代豪族地主階級的身分性的族位揭破，封建制的富貴階級是和罪惡成正比例的，政論集中於學術和倫理的改造，以政治的開明，只在於賢能的任用。
仲長統(179-220)，字公理，《昌言》所貴乎用天之道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天之道不是別的，僅是自然的規律，人們要懂得天之道不是為了別的，僅是為了有利於生產和工業，是唯物主義的思想，天道是指宗教思想，天之道是指自然規律，以客觀的真實存在為依歸，而反映為主觀的實在把握，天之道即四時之宜。亂源是豪強地主階級的封建剝削，政權之在君長是以財力為基礎，社會的階級矛盾是危機的根源，主張亂－小亂－大亂三個週而復始階段的懷疑論。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 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 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