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6日 星期二

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省思(2)西漢東漢 - 編戶齊民的轉變

從大汶口文化中出現的木槨墓為起點,一直到西漢初年,大約有三千年的時間,中國的墓葬都是以豎穴木槨墓為主,反映出中國文化圈宗教倫理觀念或意識型態的綿延性和一致性,豎穴墓的發展在商代已經到達一個高峰。

西漢時代,四川地區流行豎穴木槨墓,東漢時幾乎絕跡,而磚室墓較盛,崖墓的出現亦在東漢時代,古代埃及墓葬形制的發展與中國有相類似的步驟,即由早期的豎穴土坑墓發展為土洞墓,再則為磚室墓,進而為崖洞墓。


漢代豎穴木槨墓的基本結構與先秦木槨墓相同,即由地面垂直向下開掘一長方形土壙,作為放置棺槨的墓室,在挖掘墓室時為取土方便,其墓坑口通常呈斗形,在楚文化影響區內,墓道為相當普遍的設置,亦為施工方便而設,與墓主身分之高低並無絕對之關係。

豎穴木槨墓的墓坑口一般分為斗形和階梯兩種,均為上端寬下端窄的形狀,在先秦時代尚有上窄下寬的墓坑,其要是則與新石器時代以來的地穴式房屋和地窖(灰坑)有相似之處,但此種上窄下寬之墓坑構造寬窄之間的差別較上寬下窄之墓坑口的差別為小,因為相差過大時易造成崩塌。

在無墓道豎穴墓中,西漢中晚期乃至東漢早期之墓葬,不論是各地方或全國都較西漢早期為大,顯示出一種普遍對墓葬的重視的風氣由西漢中期至少延續到東漢中期,從西漢時代經濟發展的情況來看,自武帝時代國力恢復,民間財富增加,遂促長厚葬之風氣。

無墓道墓中楚與秦地區西漢早中期均較中原地區為大,也都高於全國平均,而西漢晚期之中原墓反而比楚秦墓及全國平均數為大,說明中原地區之經濟力原本不如楚地區的富庶,但是到了西漢晚期之後則有漸漸趕上的趨勢。

豎穴墓楚地區之棺槨一般均較中原地區為大,在同一地區之中,有墓道之墓一邊較無墓道者為大,而西漢之墓一般又比東漢為大,是全國性之趨勢。

墓道之設置原有其建造墓穴時之需要,在大型豎穴墓中為挖土、運土,以及搬運棺槨之便利而設,一般趨勢為墓道之距底高愈來愈低,最後與墓平齊,原本以墓穴為一豎坑的觀念逐漸變為以墓穴為一橫室,這顯然與將墓室進一步想像為地下房屋有關,表現在木槨的構造上,就是由從槨頂上封蓋的方式改變為由面向墓道口的封門的方式,有了門,槨室就很具體的象徵了墓室為死者之居所的概念。

先秦至兩漢的豎穴木槨墓,在其墓葬結構中可以稱為新的因素的,是棺槨上門窗結構的出現,代表著人們對於人死之後的居所有了比較具體的想法,漢代的黃腸題湊墓中有梓宮、便房等擬似生人居宅的稱呼出現。

門戶的大小看來,應當不可能有任何實用的功能,因此我們可以將其解釋為一種模仿生人居室的房門,其意義就在將棺室想像為居住的堂屋。葬式均為仰身直肢葬,棺槨之上有裝飾花紋,自殷王大墓中已然,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黑漆。

腰坑為先秦時代墓葬中常見之設置,自殷王大墓以下,腰坑中埋有殉葬之人,也有殉葬動物,通常為狗,由於腰坑位於墓穴正中,通常即在棺槨之正下方,與墓主之關係應相當密切,可能為保護墓主於地下之忠僕或愛犬,在漢代木槨墓中,腰坑已不佔重要地位,其中埋有動物或陶器,使用腰坑之墓大致分布於西漢早期兩廣地區。

在某些墓中,槨室尚且分為上下兩層,有樓梯上下,槨下層上放置雞、豬圈等陶明器,其為模仿當時人的居宅,應該是相當謎顯得,當時人已開始將此類墓室視為地下房屋了。到了西漢中葉,以墓室為地下房屋的觀念已經成熟,意味著漢人對死後世界的形象已經逐漸的明朗。

一棺一槨墓中分室者之比例均相當地低於二棺一槨之墓,顯示墓葬等級、墓葬厚薄、與分室結構有直接相對應關係,秦地區之墓似乎缺乏分室之習俗。

棺槨層數之多寡與墓室大小一般成正比關係,西漢墓一般平均都較東漢之同等級墓為大,在相同等級之墓中,楚墓之棺槨一般較中原為大,而秦墓又較楚墓為大。楚地區之漢墓普遍較春秋戰國墓為大,而中原地區之漢墓則比春球戰國之墓葬趨向狹長形。合葬墓之墓室平均較同等級之單葬墓為大,東漢時代合葬墓較西漢時代更廣為流行。

在墓室大小方面,豎穴墓表現出的是一個由大而小,也就是由盛而衰的趨勢,在豎穴墓方面,西漢楚墓一般要較同等級之中原墓為大,反映出,西漢時代之楚地區較中原地區為富庶,而到了東漢時代,中原地區一般的財力、生產力則超出了楚地區。

豎穴木槨墓的使用在漢代大致呈隨時代前進而漸漸減少的趨勢,以西漢中期為一分水嶺,西漢中期至晚期為極盛,此後墓室和棺槨之規模由大趨小,填土材料之逐漸不受重視,反映出木槨墓使用者之一般經濟力量在逐漸降低之中。

漢代豎穴木槨墓中所填充的材料,基本上有白黏土(即白膏泥)、黃沙、木炭、原坑土或雜土,白黏土與木炭為最重要的防潮材料。自西漢晚期之後,楚墓葬中使用白膏泥、木炭、黃沙者急速減少,而原坑土或其他雜土之使用幾成為定例,人們在建造豎穴墓時已不如從前慎重,因為原坑土或雜土當然是最容易取得的材料。

防腐防潮設備的成功,槨四周用大量的木炭與膏泥封固,棺槨使用上等梓材,棺槨板結合緊密,厚途以油漆,以達到密不透氣的效果,在棺內,除屍身以多層絲絹包裹,可防昆蟲入侵之外,也可能使用藥物作為防腐劑。源流至少當上溯至戰國時代的楚文化圈,可能繼承了商周以來的最佳傳統。

排水設施,常為在墓穴底部沿四周挖掘水溝,鋪以卵石,不限於豎穴木槨墓,在磚室墓、崖洞墓中均有發現,中原地區之墓葬則基本上不使用排水設施。

土洞墓在漢代乃屬於社會中財富、地位均處於最不利的階層所使用。大部分出土洞之地區均為黃土區,土質一般比較堅硬,適合土洞之開鑿,土洞墓之墓主均為身分低、財富少者,其所代表之社會階層應與磚室墓與木槨墓有所不同,墓主的身分不可能太高,可能為低級官吏或士人。

墓主的財力多少很可能是土洞墓是否最後能成為磚室墓的原因,戰國中期時在山西、陝西有使用土洞墓的習俗,由地面向下開掘一豎穴通道,到底部之後,再向旁邊橫挖一洞穴,最初做為放置隨葬品之用的龕室,後來逐漸擴大,成為放置棺木之墓室,惟此時洞穴之形狀為寬淺洞,而後來的洞穴為深長洞。

漢代豎穴墓一般上面均有封土,磚室墓情況亦然,在皇帝陵有享堂,東漢時代磚室墓墓前有祠堂之建構,目的主要在於提供死者家屬一個舉行墓祭儀式的場所,是一般人受到東漢皇室將廟、寢合而為一的上陵制度的影響。

漢代磚室墓很可能就是將豎穴磚槨墓的磚槨移置到洞室墓的橫穴中的結果,戰國初年至西漢初年墓葬依年代早晚順序排列,最早為豎穴土坑,次為豎穴空心磚槨墓,其次為土洞墓,再而為土洞空心磚槨墓,也就是橫穴磚室墓,最後有狹長土洞墓。

磚室墓的使用在全國各地均為從東漢初期始發展,至東漢末而大盛,幾乎完全取代了木槨墓,在西漢時之分布地區大致局限於中原、關中等地,直到東漢後始普及於全國各地。空心磚墓最初為平頂,後則改變為人字型頂,而後有小磚卷頂墓之出現,從此小磚墓之結構由簡趨繁,有穹窿頂、橫前堂墓之出現。依山開鑿的橫穴崖洞墓,則通常有墓道、甬道、墓室等三大部分。

磚室墓之墓道通常有豎井式與斜坡式兩類,有的斜坡式墓道為階梯形,這些都是通天式,亦即挖掘時由地面向下切割,墓道縱剖面之土全部取走,先秦以來豎穴墓之墓道即為此種,另外,有隧道式的墓道,即由地面向地下切開一洞道,至預定之深度後再橫向開挖墓室,中原地區多用豎井墓道,秦地區多用斜坡墓道,而楚地區則豎井斜坡並用。

空心磚墓由戰國晚期之豎穴轉變為橫穴,主要集中於河南地區,而以西漢中期為最盛,空心磚墓之頂部最初為平頂,即以長方空心磚橫架磚槨壁上部而成,西漢中期後,則有人字形之頂式,由兩排空心磚斜搭而成。

人字頂空心磚墓則由於其斜坡屋頂式的結構,極為像生人房屋頂,再加上有橫樑、雕刻畫像、墓門等裝備,更加強了其為地下居所的象徵意義,人字頂空心磚墓大約於西漢中期首先出現於河南地區。

到了小磚墓有了前後室、耳室、卷頂又發展為穹窿頂,前室又可作為祭祀的享堂,耳室被視為廚、庫,磚室墓就更明白地成為陰宅了。代表了一種集體意識,人們希望提供給死去的親人一個比較更與其生前相似的環境。

純小磚築成之墓室出現於西漢中期之河南,墓頂有券頂與穹窿頂兩式,墓室結構由單室趨於多室,小磚穹窿頂單室墓則由於穹窿頂之特性而多呈正方形,若論及有前後兩室之墓,則可分為三類:
券頂-券頂
穹窿-券頂
穹窿-穹窿
雙室墓中以前後均為券頂者較寬大,而中原地區之墓又普遍大於楚墓,前室之寬大於後室之寬為共同的趨勢,雙室墓之個別墓室要比單室墓同型墓室為小。

假耳室,就是在墓室壁上砌出一扇門的形式,象徵門後還有一耳室,由於施工者的怠惰,或墓主家屬財力不足而以明器的觀念套在耳室的建築上,因而只築一象徵性的耳室門。兩漢時代中原與秦地區之磚室墓中耳室之位置主要在後室,而楚地區則前後室並重,到了東漢時代,楚、秦地區墓中耳室多位於前室,中原地區耳室在前室之比例亦增加,與位於後室者相當。

由於磚室墓即為槨之替代,磚室墓中一般並無木槨之設置,惟棺具則仍然具備,但因磚室墓之防腐防潮設施無法與一些木槨墓相比,墓中之木槨極易腐朽無存,葬式與豎穴墓相同,絕大多數仍以仰身直肢葬為主。

在墓室壁上以圖案加以裝飾是由來已久的習俗,商代大墓中就已發現有雕刻花紋的木板,由於磚室墓的規模一般較豎穴墓為大,形制又近生人居所,於是在墓中壁上施以某些畫像裝飾就比較容易為人所考慮採行。

由木槨墓轉變為磚室墓之後,墓室內空間增大,又與生人之居室愈為相似,既然木槨墓中可以有象徵生人居所的門窗結構,磚室墓中出現模仿生人居室中的壁畫,應該不足為奇。

畫像裝飾之技法又大致可分為雕刻畫像石、模製畫像磚、彩繪壁畫等三大類:
雕刻畫像石出於以石塊或磚石混合建構之墓室,畫像浮雕於石塊表面,其雕刻之技法大致又分為以線條刻劃為主者與有立體感之浮雕兩種不同的表現方式。
模製畫像磚在磚塊製成後但尚未完全乾燥時,以預先雕好之圖像模板印在磚塊上而成,因此相同的畫像磚可以大量複製以供市場需求,磚面上除了有印出的畫像之外,還在畫像上施以彩繪。
彩繪壁畫在沒有畫像刻紋之磚壁上所作之彩繪。
在所有各類圖像中,又以祥瑞圖像、日常生活、人物建築等類為大宗,神話故事次之,如果將祥瑞圖像和神仙故事一併考慮,有關渺茫的超自然世界的描繪應該是漢代畫像墓中最常見的主題。隨著豎穴墓在東漢的沒落,畫像磚、石墓遂成為東漢墓葬中有關死後世界的唯一圖像證據。

墓中有裝飾的習俗雖至少可上推至商代,然而有比較明確之對墓室本身作為裝飾之用的畫像,要到西漢中晚期始出現,壁畫的出現,基本的動機,應該是作為一種隨葬品。

畫像內容的重複出現及其規格化,作用主要應該是為了希望藉圖像之力而使墓主人有安樂的死後生活,其作用就如隨葬明器一樣,明器可供死者在死後世界中使用,畫中的世界亦可以成為死後真實的世界,讓死者的靈魂進入其中。

一些羽人在壁畫中的出現似乎暗示主人也可以成為其中之一,神仙思想的源頭甚至可能上推至戰國初期,方相逐疫圖,其作用就有如戰國末年以來就開始在墓葬中出現得鎮獸墓一樣,具有保護墓主的功能,對於來世生活的具體化的關心應該就是整個墓葬形式由木槨墓轉變到磚室墓的過程中的重要推動因素。

墓室壁畫不僅是對生前實際生活的描述,更是具有實質意義的一種隨葬物,這種現象,被解釋為古代人思維中對於文字、圖像所具有的魔力的相信,即凡是可說出、寫出、繪出的事物,在一定的宗教儀式的轉化下,即成為真實存在於此世或另一世界中的事物,這是古代宗教中再生儀式和死後世界信仰之所以能成立的基本原因。

黃泉一詞很可能最初只是指的在挖掘墓室時到達一定深度時所湧出的地下水,後來遂成為墓穴的代稱,並不一定可以引申為死後世界,相對於黃泉,一個比較有規模的死後世界的觀念是在《楚辭》中的幽都,土伯指其中的統治者,到了漢代,一些比較明確的死後世界是泰山以及與之相關的蒿里、梁父。

泰山為人格神的觀念在漢代似乎並不普遍,漢魏時代泰山主要仍為一神聖之地,為人死後靈魂之所歸,泰山府君之名稱見於晉干寶《搜神記》,並非泰山作為一人格神的名字,而只是一種一般名稱或官銜,指泰山地方的府君。蒿里為泰山側之一小山,東漢中晚期蒿里已成為地府的代稱之一。

地下世界的結構是以世間政治體系為模型而建立的,其中官職的分布大致由兩千石郡守之職,下至鄉里父老、亭長、伍長等,間亦有虛構者,如倉林君、武威王,以君王對稱,東塚侯、西塚伯以侯伯對稱,很可能就是為了對稱之故而設的。相對於地下世界,天庭的主角,常以天帝、黃神之名出現,而替他們傳遞旨意的,就是天帝使者、黃神北斗、黃神越章、皇帝使者、天帝神師等。

魄的觀念較早起,西元前6世紀,在子產的時代由南方傳來魂的觀念,二者匯而為一,產生了二元的靈魂觀,到了秦漢時代,又有人死之後魂歸於天,魄入於地的觀念。魄為人身體生命力的作用者,魂應就是人知覺分辨力,也就是人精神生命力的作用者,兩種不同的精神性存在,兩種不同的靈(soul)的觀念。

古代埃及宗教中甚至具有三種不同性質的靈魂的觀念,akh為一種超形體的精神,ka為人的生命力,而ba則為人死後的另一形體。至少在漢代一般人的觀念中,魂為人死後的另一種存在的狀態,一種靈。

漢人的死後世界,在表面上看來是樂觀、愉快、無憂無慮的,是理想生活中一個永恆的橫切面,與這樂觀的心態同時並存的,是一種焦慮、疑懼的心態,可分為對死者的關切和對生者的期待兩方面。

因為相信人死後的生活基本上與生時相似,於是對於某些不算太富有的家庭來說,死者在地下就有可能遭遇到與生時相似的困難,首先就是作為臣民,即使是在地下世界中為民,無所逃的賦稅問題,黃豆瓜子就是給死人持付地下賦。

在鎮墓瓶中置一鉛人,施以法術咒語,僕役俑,或者其他各類俑人,是預備道地下去服侍死者的,而鉛人卻是代替死者去地下服侍他人,無怪乎使用鉛人的墓葬大多非富人家之墓,在世時社會身分不高者大約自然會擔心死後可能有相似的命運。

古埃及墓葬中,烏夏提(Ushabti)形制一致,均為一站立之木乃伊像,專門為死者在死後世界作替身,服勞役者,其數目多少不定,也正如漢墓中一墓可出一個以上的鎮墓瓶相仿。

鎮墓文的其中一個作用就是在為死者解除過失,在施行法術之後,天帝使者被請來執行解除之任務。墓葬不只為了死者,也是或者更是為了生者的福利,漢代一般民眾對待死者及死後世界的想像,有相當大的部份是為了生者本身的利益而發展出來的,厚葬之風俗,也正源於相同的心態。

整體而言,漢人對於死亡抱持一種排斥、懼怕之心,生者雖悲悼死者,其實並不希望死者再與生者有何牽連,由於人們預期死者在地下將不會有好日子過,因而多予裝備。

自先秦以來,社會中就有由親友故舊向死者葬禮致贈財物之俗,名為賻贈,漢代政府對於官員死亡有賻贈之定制。

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代皇帝陵墓中實有極多奢侈品隨葬,以節儉著稱的文帝陵亦不免。

成帝的反對厚葬,是本著一種以禮制分別貴賤尊卑的態度,以維持一有秩序,順服權威的社會,逾制與奢僭是其反對的重點,漢律對葬禮設有定制,不合制度者即可能受罰。

東漢政權的政治基礎,對那些貴戚近親和世家豪族根本缺乏約束力,安帝永初元年及元初五年之詔已經是措詞婉轉,不敢直接攻擊貴戚近親,而在安帝元初五年詔之後,約有一百年的時間,漢朝廷不再有詔書禁止厚葬,顯示朝廷已經無心也無力再管此事。

厚葬的事實之所以能夠普遍出現,無疑和當時整個社會的經濟力有直接的關係,漢代社會形態的改變,包括土地私有制度之形成,私營工商業之興起,都促成社會上官僚富貴之家財富之累積。

當時人的觀念中,孝已經成為一可稱道的名譽,但表現孝道的方式卻與崇尚奢侈的風氣相結合,以為所謂的孝道乃是以葬禮中物質的豐盛來表現,這種對孝道的瞭解雖然與儒家傳統觀念不合,卻在社會中廣泛的流行著。

漢代銅器繼承戰國末年以來的發展,器形趨向輕巧圓滑,形式多變化,器上之紋飾則趨於簡單,西漢中期之後,素面銅器愈為普遍,主要是容器,即使皇室使用者亦不例外,但這不表示漢代銅器生產不盛,正是由於銅器製造的手續簡化,使得大量生產成為可能。

銅器以儲炊器最為普遍,在豎穴墓中,儲炊器、飾物、兵器及工具類物件大抵以西漢中晚期最豐富,東漢以後則下降,而磚室墓則反是,至於銅鏡則自西漢晚期至東漢晚期有略增之趨勢。

豎穴墓中,西漢早中期楚地區之墓葬中,各類銅器之數字經常高於或近於全國平均數,而秦地區之墓葬中之銅器又較楚豐富,中原地區之墓葬中,銅器之數量則經常為最少者,從西漢晚期之後,不論是豎穴墓或磚室墓,楚墓中之銅器經常多於秦墓或中原墓。

除飾物和儲容器有時較受歡迎之外,銅鏡是一件廣受漢人喜用的隨葬品,西漢早期銅鏡以蟠螭虺紋鏡類為主,中晚期之後以連弧重圈銘文鏡類為主,東漢以後以規矩紋鏡類為大宗,銘文鏡退居次位。銅禮器在漢代墓葬中不但數量極少,而且愈晚愈少。

羌文化共同的特徵是出一類劍身中部起脊,劍格呈隆起三叉形的長短銅劍,是與漢人文化墓葬中所發現的劍式不同,一直到東漢時代,這些在四川、雲南地區的羌人雖然已經吸收部分漢文化,但仍然保有相當程度的傳統文化特質。

在陶製隨葬品中,仍以儲容、炊煮器的使用最為普遍,在豎穴墓中楚墓隨葬之陶器數量一般較中原和秦墓為多,中原墓在西漢晚期東漢早期所有的陶器量較秦墓多,而在磚室墓中,中原地區之隨葬陶器數量較多,楚墓次之,秦墓中之隨葬陶器數量相對而言均最少。中原地區以俑隨葬之俗顯然又遠勝於全國其他各地。

鐵器的使用自戰國中晚期以來逐漸普遍,其主要用途為農具工具和兵器等,西漢中葉以後鐵器之生產量隨社會整體生產力之增加而增加,出土鐵兵器及工具之墓之比例,不論是在豎穴墓或磚室墓之中,都自西漢中期之後有明顯增高之趨勢,這可能反映出的歷史情況,一是鐵器的生產量增加,一是以這類器物隨葬逐漸成為漢人的習俗,尤其以各類工具,象徵漢人對於死後世界的想像具體化的程度。

東漢時代墓中,不論豎穴墓或磚室墓,竹、木、漆器均甚少發現,顯示豎穴墓之防潮設施東漢不如西漢,而磚室墓之防潮設施不如豎穴墓。西漢早中期在楚墓中凡是出此類器物的墓,其所有的數量均相當大,遠超過出銅器之墓中銅器數,與其出陶儲炊器墓中之陶器數相較,亦不遜色。西漢早中期,楚墓中漆器和墓器之數量最為豐富,其個別之平均數較同時期楚墓大多數之各類銅器為多。

漆器之製作在漢代達到一高峰,以各種容器為主要器形,其價值甚至超過同樣形式之銅器,這也可能是為何漢墓中出漆器之墓不如銅、鐵普遍的原因之一。

西漢墓中使用木俑隨葬之墓較用車船及動物模型者均為多,而東漢中期之後隨葬動物、車船等模型之墓數目大為增加,超過隨葬木俑之墓。

金、銀、玉、琉璃、瑪瑙等類器物,在中南部地區之墓葬中較北部地區普遍,而楚地區(包括湖南、湖北、廣東等地方)的墓葬中所出金銀器者之比例,又似乎較其他地區為多,隨葬玉、琉璃、瑪瑙之墓葬多半分布在中南部地方。

西漢時代楚地區墓葬中各類器物之數量均較中原地區為多,而到了東漢時代,中原地區墓葬出土隨葬品之數量則開始超過楚地區,此點在鐵器和陶器方面特別明顯,而銅器則楚墓中之數量始終佔優勢。

西漢時代中原地區之墓葬一般不如楚地區之墓葬內容豐富,不論西漢或東漢時代,中原地區之墓葬一般並不比楚粵地之墓葬為厚。

薄葬論的共同基本前提應該都是人死無知,並且否認死後世界的存在,這和由兩漢時代葬俗中所透露出那種對死後世界和鬼神信仰的正形成強烈的對比,也和在東漢中晚期興起的道教對葬禮的態度有所不同。

主張薄葬論者的根本立場大致有從社會經濟之角度出發以及從道家宇宙人生觀出發兩大類,道教對葬禮的態度,以《太平經》中〈事死不得過生法〉為代表,事從陰陽鬼神的觀念立論,認為人生為陽,死為陰,故事死不得過生,同時,又以為送終愈為奢華,人心愈不為死者,所謂流就浮華,以厭生人,以致鬼神愈為猖獗,這些觀念都是與知識份子的薄葬主張不相同的。

大多數薄葬論者均為東漢中晚期人,抗世疾俗的宣言,對照著東漢中晚期天災人禍流行,政府屢屢下令收埋無主的枯骨,而富豪之家厚葬之風不滅的情形來看,知識分子這種心情是不難理解的,薄葬的主張與個人主觀情緒有相當關係。

一直到東漢晚期,至少仍有些知識分子,即使是明習經學,他們的思想並沒有一元化,若從漢代思想史的發展來看,這些薄葬論者所呈現出的面貌或許可以說明,由先秦時代所流傳下來的各派學說,到了東漢中晚期,已經在一些知識分子的思想中融合為一體,魏晉時代玄學的興起,其思想上的背景至少有一部分是源於東漢末年的這種情況。

魏晉有舊學、新學,舊學承襲漢人舊說,新學即玄學,以老莊虛無之論為基礎,然新學有可分為激烈與溫和二派,前者積極反對儒家傳統,後者則主調和儒道。

從漢晉之際士的自覺來解釋由儒學到玄學的轉變,是源於一種對抽象原則的追求,此追求在漢末時表現為儒學簡化運動,在魏晉時則表現為玄學的發展,因而魏晉玄學的興起非單純對儒學的反動所能解釋。

由春秋戰國到漢代,豎穴木槨墓雖然仍是中國葬制的主流,但已經朝下坡而行,代之而起的是橫穴磚室墓。至少從春秋中晚期開始,周代的禮制已經不能為諸侯所遵守,因而發生了僭禮厚葬的情況,僭禮者基本上是承認周代禮制所代表的價值,因而才有興趣去爭取那原本不屬於自己身分所有的葬制,一個社會階層模仿上階層社會的物質象徵的情況。

然而,從另一方面說,僭禮厚葬的事實又是舊社會秩序開始崩潰的一種反映,當周代的封建社會在春秋戰國時代逐漸的轉變為編戶齊民的社會,人們所實行的埋葬制度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了相應的改變,這相應的改變,在基本心態上,是從一種極端重視死者生前身分的埋葬制度,轉變為比較重視死者在死後世界中的生活的埋葬制度,反映出這種轉變的,就是墓形由豎穴木槨墓轉變為橫穴磚室墓,橫穴磚室墓的出現,明顯表示出一種觀念,即墓室是死者在地下所生活的地方。

象徵封建階層身分的鼎、等青銅器逐漸消失不見,而日常用的陶罐、壺、盒、瓶等器物成為主要的隨葬品,象徵舒適的地下生活的各類僕俑、車馬、田產、樓房等隨葬明器也隨時而增加,一直要到西漢中晚期才算定型。

裝飾畫像在墓中的出現,作用有如隨葬之明器,死者藉著畫像之存在而希望能到達畫中之境界,祠堂中的畫像由於有機會為家族鄉黨人士所看見,其內容具有各種不同的教化作用。

墓中壁畫在某種程度上表現了宇宙觀,但是那些畫之所以被採用,其主要理由是為了直接對死者有益,而非墓主、家屬、或裝飾工匠為了要表現他們的宇宙觀的作品,在一種裝飾傳統逐漸定型之後,繼續此傳統者並不一定能瞭解其原始之意義,因而流為純裝飾,而不代表明顯的宗教或道德意義,也是相當自然的趨勢。

舊秩序雖然開始崩解,舊意識型態仍有其勢力,這也是為何自春秋時代以來舊開始走下坡的豎穴墓可以一直延續到東漢時代才算結束的原因,諸侯對墓之興趣與日俱增,廟代表宗族世襲,而墓象徵個人在新官僚系統中的位置和成就。

秦漢編戶齊民社會與周代封建社會之不同,除了封建秩序的紊亂之外,還在於人民的身分區別逐漸消失,國野之間的界線逐漸泯沒,是一個比較重視個人表現,而盡量排除世襲身分的社會,因而其所鼓勵的意識型態,若與封建社會相較,是比較進取而向前看的。

編戶齊民的社會的出現,促使一種新的死後世界觀的形成,也就間接造成了一連串和墓葬形制有關的變動,墓葬形制之轉變和死後世界觀之發展正是社會結構轉變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分別之相應表現,兩這均與秦漢編戶齊民社會之形成有不可分割之關係,遠在佛教進入中國之前,中國人對於人死之後的歸宿已經有了相當成熟的想法。


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省思》,蒲慕州 著,聯經出版,1993年06月。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yptian Tomb Down to the Accession of Cheops》,George Andrew Reisner 著,Martino出版,1998年。
The Rock Tombs of Meir》,Aylward Manley Blackman 著,Egypt exploration Fund出版,1953年。
The Pyramids of Egypt》,Iorwerth Eiddon Stephen Edwards 著,Penguin出版,1991年。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Geomancy》,Stephan D. Feuchtwang 著,White Lotus出版,2002年。
The Treasures of Darkness: A History of Mesopotamian Religion》,Thorkild Jacobsen 著,耶魯大學出版,1978年。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余英時 著,聯經出版,1987年03月。
東漢生死觀》,余英時 著,侯旭東、伍志萍、李彤 譯,聯經出版,2008年06月。
先秦兩漢冥界及神仙思想探原》,蕭登福 著,文津出版,2001年01月。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余英時 著,聯經出版,1980年09月。
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勞榦 著,聯經出版,2006年07月。
漢代豪族研究:豪族的士族化與官僚化》,劉增貴 著,台灣大學博士論文,1985年。
中國古代經濟史稿︰第一卷》,李劍農 著,武漢大學出版,2005年06月。
中國古代經濟史稿︰第二卷》,李劍農 著,武漢大學出版,2005年06月。
中國古代經濟史稿︰第三卷》,李劍農 著,武漢大學出版,2005年06月。
西漢貨幣史》,宋敘五 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2002年01月。
兩漢思想史:卷一》,徐復觀 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1993年09月。
兩漢思想史:卷二》,徐復觀 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1993年09月。
兩漢思想史:卷三》,徐復觀 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1993年09月。
太平經合校》,王明 編,中華書局出版,1960年02月。
編戶齊民》,杜正勝 著,聯經出版,1988年11月。



2010年3月15日 星期一

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省思(1)新石器時代到戰國

從人種方面來說,自新石器時代以來,至少從西元前5000年開始,在中國北方和南方活動的人都屬於同一種族,不過在同一範圍內人們所使用的語言並不一致。新石器時代末期已經有甕棺葬,但甕棺葬通常均為埋葬未成年兒童用,成人甕棺葬數量很少,且多半為二次葬,並非成人通常使用之葬制,兒童甕棺葬通常不在公共墓地內,也可以說明凡是身分不足以成為社會中正式成員的,均不能被葬在公墓中。

新石器時代墓葬絕大多數為長方豎穴墓,多為單人仰身直肢,沒有葬具的痕跡,墓穴的長寬多半在2*0.5公尺之間,深度則在0.5公尺左右,隨葬品方面,以生活用的陶器和生產工具為主,尚無大量非實用器出現。


通觀黃河上游仰韶時代(5000-3000 B.C.)墓葬與其他時代墓葬最顯著的差別,在於多人二次合葬的普遍,到仰韶晚期,多人二次合葬逐漸絕跡,可能代表了社會結構的一種轉變。基本上仰韶時代的墓向是朝西的,西方為日落之處,死者頭向西,墓葬中除了有佔大多數的生活及生產用具之外,還有一些裝飾物,如骨珠及非實用的明器。

還有二層台的出現以及人骨塗朱和甕棺底鑿孔的現象,二層台為墓坑底部四周凸出的平台,可以放置隨葬品,不過二層台的使用一直要到商代才開始普遍,人骨塗朱的現象,有二種情況,一是一次葬,一是二次葬,一次葬人骨上的塗料應該是紋身的塗料,在肉體腐爛之後沾在骨上去的,二次葬人骨上的塗料則可能是後來塗上去的,因而應該是一種宗教性習俗,而與靈魂或再生的觀念有關,二次葬本身也被認為是由靈魂不滅的觀念所促成的。

黃河中游龍山文化(3000-2000 B.C.)的墓葬形制大致上與仰韶文化相同,成人以豎穴土坑葬為主,幼兒則為甕棺葬,常埋在房屋附近或房基下,以單人仰身直肢葬為主,多人合葬墓極少,而墓向則為南向或東南向,與仰韶時代有所不同,在隨葬品方面,由於有些墓有精緻玉器以及代表財富的豬骨頭的出現,而有些墓空無一物,主張這是社會階級的出現,貧富之間差距加深的結果。

在黃河下游大汶口文化(4100-2600 B.C.)中,較重要的墓葬現象是木槨的出現,由原木交叉疊構成為井字型,各遺址本身的墓向大致均一致,但遺址與遺址之間的差別則較大。山東地區典型龍山文化(2600-2000 B.C.),木質葬具出現的比例提高,以單人仰身直肢為主,也有以豬下顎骨隨葬及死者手持獐牙的習俗,顯示與大汶口文化有相當的繼承關係,而卜骨的出現,則又與黃河中游龍山文化有了相接點,隨葬品以黑灰陶為主,此時的陶器已經普遍使用轉輪,造型整齊。

與山東龍山文化同時或稍早,又有黃河上游的馬家窯文化(3100-2000 B.C.)和齊家文化(2300-1800 B.C.),馬家窯文化的年代大約由西元前3100年延續到2000年左右,而齊家文化的年代約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馬家窯文化主要分布於甘肅、青海及四川西北部地區,墓葬型式仍以豎穴土坑墓為主,也有兒童甕棺葬,自馬家窯文化以下各類型文化中都有土洞墓的出現,模仿黃土高原上的半地穴式房屋而成的。

齊家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肅和青海東部,墓葬型式基本上仍為豎穴土坑,每一的墓地中的墓坑通常排列整齊,方向一致,有所謂的殉葬墓的出現,有女子殉男子,或多人殉一男主人,銅器的出現為齊家文化最突出的成就,齊家文化的獨木棺則可能與日後西南少數民族的獨木棺有傳承關係,而與中原地區的木棺有所不同。

中國古代黃河流域各地區墓葬的發展到了新石器時代末期,已經具備了殷商以後中原墓葬形制的重要因素:豎穴木槨墓、仰身直肢葬、隨葬代表身分的禮器。

長江中游的四川巫山縣大溪文化(5000-3000 B.C.),墓葬多豎穴單人葬,以仰身直肢為主要葬式,但也有相當數量的屈肢葬,此種屈肢葬又分仰曲、側曲、俯曲三類,而以仰曲最為普遍。

縱觀中國長江流域、東南沿海及西南部地方新石器時代的墓葬,可以看出和中原新石器時代墓葬有相似之處,如豎穴土坑、甕棺葬、二次葬、合葬,也有相異處,如屈肢蹲葬、無墓坑葬等,說明此時中國境內各文化圈之相互影響及交融已經相當明顯。

真正賦予黃河中游二里頭文化(1900-1500 B.C.)重要性的,乃是在遺址上層發現的大型宮殿遺跡,以及出土的各種青銅工具、兵器、禮器,說明此一時期的政治和工藝有了重大的發展。

與二里頭上層文化約同時的黃河中游鄭州二里岡早商遺址(1600-1500 B.C.)中,墓葬可分為大型墓、小型墓兩類,大型墓中經常有銅鼎、盤、罍、爵、觚等禮器,有木質葬具,小型墓中則只用陶器隨葬,這種差別很明顯的表現出兩種不同的社會階級,二里岡的墓葬材料較二里頭墓葬更能表現出早商時期社會分化的情況。堲周為一種用火燒葬坑四周使加固的方式,冢墳可能在商代已經出現。

商王大墓十字形的墓道構造,四面皆有墓道的形制固然是為了建築挖取土方面而設,也同時成為墓主人身分的象徵,自商代以下以至於春秋戰國,凡有墓道之墓一般均為具重要政治地位者所有,不過在商代,這種嚴格的以墓道有無或多寡為身分等級之分別的禮制也許並沒有成形,商墓之規模與墓道之有無、殉人之多寡、棺槨之層數有直接之對應關係,仰身直肢葬仍為主要的葬式。

西周時代的墓葬,除了大型的中字型墓之外,普遍要比同形制的商代墓為大,無墓道的小幕較商代晚期的無墓道墓平均長了0.3-0.4公尺左右,寬多了0.4-0.5公尺左右,也許代表了整個社會財富的增加。

殉人的情況,西周早、中期仍然流行,到了晚期,乃至於春秋時代,殉人墓之數目均甚少,葬式方面,屈肢葬佔14%,比例要比商代為高。

黃腸題湊墓墓穴基本上與一般木槨墓相同,為豎穴土坑,具墓道,其特點在使用大量長短寬厚相同的枕木(黃腸)環繞在槨室四周,形成所謂的題湊。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約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

便房應該指的就是棺室外的曲形內迴廊,以次言之,先親身者衣被,次梓宮,次便房,次題湊,次外藏,外藏為便房以外的空間,非外迴廊莫屬,外藏一詞原本可能只是指在正藏之外的空間,並不一定有形式上的限定。

最高級的有五棺二槨,合於天子棺槨七重之制,其次為三棺二槨,合於諸侯五重之數,二棺一槨,僅合大夫三重之數,若由年代先後順序來看,則年代愈後的黃腸題湊墓中,棺槨數目愈多。

棺槨制度在西周時代縱使曾有過確定的等級制,但其後則逐漸廢弛,就如鼎制自西周以來逐漸地崩壞一樣,棺槨制度從來不曾完全定型,只是在每一時代中有其特殊的規範。

主張周代有嚴格墓葬禮制,有一清楚的等級制:
級別身分其他
第一級虢太子7661020
第二級555510
第三級大夫342
第四級2或1有的同出盤、匜,有的同出盆、豆等陶器
第五級庶人無青銅禮器

西周前期,從武王至恭王時期,符合三禮中的大牢九鼎(諸侯)、七鼎(卿、上大夫)、少牢五鼎(下大夫)、三鼎、一鼎(士)的禮制。

西周後期至春秋初期,禮制受到第一次破壞,即有下級身分者僭用高級禮制的情況,西周中晚期之後的葬制被形容為禮制的破壞,也就是發生了僭越的情況,厚葬者是世俗大亂之主,也就是諸侯國君。

如果隨葬品之多寡是依死者身分高低而定,如周代禮制中的棺槨鼎數,代表的是社會統治階層內部秩序(以禮儀為代表)的形成,那麼其本身與墓葬風氣之厚薄與否並無絕對之關係,厚葬者,應包括僭禮和奢侈兩方面。

厚葬可分為三種:
第一種:宋文公的僭禮厚葬。
第二種:魯文公說孟子的侈逾。
第三種:崔寔竭盡家產厚葬其父。
以孔子為首的儒家非常重視禮,也就是有秩序有階級分別的社會規範,葬禮基本上要合於死者的身分,貧富可以由金錢的累積而改變,但身分則否,孔子反對厚葬顏回,主要應該是由於厚葬不合顏淵的身分,而不是考慮顏淵家貧無法負擔費用。

雖然顏淵與孔子之間的關係極近(視予猶父也),但孔子從大夫之後,而顏淵卻為一平民,故在葬始上孔子不願意踰越禮制,也就是不得視猶子也。治喪時重要的是表現出哀戚的情懷,而不止於供給一合乎身分的禮儀。

孟子似乎比較傾向於厚葬,仍是在一定禮制之內的厚,並不至於違禮。荀子也不贊成任何過與不及的情形,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而薄葬的主張也不在他的考慮之內,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殺生而送死謂之賊,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

以厚葬為孝道之表現已經是儒家的特徵之一,儒家所重視的是生者對死者的態度,並不直接觸及人死之後究竟有知無知的問題。聖人之教,希望他們瞭解其本義為盡人之情,而非鼓勵厚葬。

墨家強調鬼神的存在,道家以為人所經驗到的悲苦,如對生死的焦慮,主要來自不瞭解宇宙萬物的本質,如果將人的生命視同宇宙萬物的一部分,生命的消長只是宇宙秩序的反映,則生不足喜,死不足悲,生死之間亦無絕對的分別。

從春秋時代開始,秦人墓中就有很多屈肢葬的情況,而且不限於殉葬者,秦國墓葬的另一特點便是戰國末年洞室墓的出現,一般為在豎穴土坑的底部橫向掘一洞穴,起初放置隨葬品,後來則連棺木一併放入,豎穴中不再置物,成為一豎井墓道。

楚墓之發掘,為先秦墓之大宗,超過5000座,佔全部春秋戰國時代墓葬之80%,基本形制仍為豎穴木槨墓,沒有墓道,但墓坑口上部為梯階式,這種梯階式坑口是楚墓的特色之一,另一特色為其槨室的構造,用槨板隔出頭箱、足箱、邊箱等,以放置隨葬品,大約箱數愈多者,墓室規模也愈大,梯階式墓坑口及槨室結構的特色一直延續到漢代,在楚墓中往往出現兩兩成套的隨葬品,多的甚至有三對、四對的組合。

春秋早期墓較寬,而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較窄,戰國時代甲字型墓大增,有愈晚愈大的趨勢,通關春秋戰國一般的發展,貴族甲字型簋有增大的趨勢,而一般平民墓則有由寬變窄的趨勢。

商代之平民墓規模最小,西周時長增至3公尺左右,寬增至1.58以上,此後之平民墓即維持此規模,僅在寬窄方面有所變化,甲字型墓,以春秋時代晚期規模最大,也許可以做為春秋時代卿大夫之勢力高漲的象徵。

春秋時代,仰身直肢葬佔40%,餘為屈肢葬,戰國時代,仰身直肢葬佔57%,其餘絕大部分為屈肢葬,屈肢葬在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之頻率大增。

以貝殼構築墓室的習俗自然是沿海地區所特有的習俗,從春秋時代開始,在中原地區也有使用貝殼於墓礦中以禦潮濕的習慣,不過漢代的貝墓卻集中發現於旅順、大連附近,貝墓年代分布自西漢初年起,一直延續到東漢末年。

到了戰國時代,稱王的各諸侯國已經在禮制上取得了與周天子相等的地位,在魏、韓、中山國的墓葬中有一項共同的特色,就是用石塊構築槨室,棺外槨內再積以木炭以防潮溼。

戰國以後,使用陶鼎隨葬之情況相當普遍,足以說明西周以來的禮制已經不再是貴族的專利,在無葬具和單棺墓中都大量出現了陶鼎為隨葬器,有些甚至有隨葬銅鼎。戰國以來明器的使用開始普遍,很可能是整個墓葬制度大轉變中的一環,其中不但包括貴族禮制的平民化,即貴族陵夷平民崛起的雙向結果,死後世界觀的發展,還牽涉到整個社會結構轉變得問題。

風水堪輿之術起源於何時,已不可考,有學者認為與古代黃土高原的居住環境有很大的關係,戰國末年以來,風水觀念與東西南北四方已有極密切的關係,論房宅風水,不但考慮房宅本身的方位,也考慮到與房宅相關的池、圈、囷、井、圂等附屬建築和房宅的相對位置,可說已經是相當複雜的風水觀念。

在招魂儀式中,招魂者升屋,北向呼喚死者,也是由於相信死者靈魂向北方而去,在周文化三《禮》系統中,認為人死魂向北方而去,北首,乃殷人在定居之後追懷北方遊牧生活之表示,後轉為北方代表幽陰之處。

在豎穴木槨墓中,不論有無墓道,東西向與南北向之墓葬百分比並沒有太明顯的差別,即使在西漢早期,北向之墓並沒有明顯比東向墓為多。晚出的磚室墓在墓葬方向的選擇上反而較傳統的豎穴墓更接近所謂的古禮。中原地區之墓葬,不論為豎穴墓或磚室墓,其北向之比例一般均較其他地區高出甚多,這也許可以說明中原地區可能為葬於北方、北首這傳統的發祥地。

戰國時代大的趨勢是以厚葬為尚,一方面包括豐富的隨葬品,一方面包括象徵高級身分的禮器或仿禮器,葬禮的僭越並不是表示當時人放棄了固有的禮制,而是想藉著使用高級禮制而提高死者的身分。

厚葬招致盜墓已是戰國時代社會中的普遍現象,葬也者,藏也,埋葬死者的主要目的是在保護死者,世人之厚葬其親並不是為了死者,而是為了生者之間彼此相炫誇富。縱觀先秦時代主要關心的是葬禮對生者所可能造成的影響,葬禮主要是一種對生者有作用的禮,與死者無涉。

似乎所有早期人類社會之隨葬品均為當時人生活中實用的器具,但是到了後來,就出現了非實用器,也就是專門為了陪葬而製造的器具(Surrogate objects),稱為明器或鬼器,在仰韶文化中可能就已經有了明器。

史前時代之墓葬即有隨葬器物之習俗,早期隨葬品均為實用器具,在仰韶文化中,偶有非實用器之出現,通常即被稱為明器。從二里岡早商時代開始,墓葬中出現了可以被稱為禮器的貴重青銅器皿,如鼎、爵、觚、盤等,此後,青銅禮器即成為商周墓葬中最重要的隨葬器物,惟其中的重點由商代重酒器的組合轉變為周代重食器的組合,春秋戰國時代,仿銅陶禮器開始流行,其重點仍在其為禮器上,一直延續到西漢初年。

不過從戰國晚期開始,隨葬器物的內容開始有了一些轉變,即日常生活用具,不論是銅器或陶製,重新成為重要的隨葬品,反映出一種集體意識的轉變,以禮器為主的隨葬方式所強調的是一種死者生前所享有的政治地位,當然也牽涉到財富,而以日常生活用具為主的隨葬方式擇似乎比較關心死者在死後世界中的財富和舒適生活。

在墓中多埋明器,反映的不只是墓主生前所擁有的財富,更很可能是他所希望在死後所擁有的。墓形改變的結果是要提供一與死者生前相似的生存環境,隨葬器物的轉變則提供了在此種生存環境中生活所需要的各種日常所需之物質配備。

孔子認為既不可以直用死者死矣的態度來對待死者,因為那是不仁,又不可以認為死者有知而隨葬生人之器,因為那是不知(智),於是他主張用明器,至於隨葬用生人之器,或者用象徵生人之俑,他以為簡直是和用人殉葬一樣了。孔子的人道主義一方面強烈地反對殉葬,另一方面又主張喪道,只有採取折衷的辦法,認為隨葬明器是備物而不可用,是介乎有用和無用之間。

荀子主張在葬禮中並用生器和明器,並不是從人死有知無知來考慮這問題,而是從喪禮的社會倫理意義立論,使用生器的意義在於生者為了表現他對於死者仍然有著生時那樣的尊敬。

儒家這種對於明器的意義的解釋並不合於歷史上明器的實際意義與用途。擁有青銅器,是擁有統治權,或屬於統治圈內的象徵,當身分地位不到某一階層時,只能用陶製仿青銅禮器,也就是明器。人們之所以用明器,並非他們在對死者的態度上有何基本的不同,而是社會經濟的條件以及禮俗的規範使他們做不同的選擇,明器與祭器都有著相同的功能。


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省思》,蒲慕州 著,聯經出版,1993年06月。
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編著,方志出版社,1984年05月。
古代中國考古學》,張光直 著,印群 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02月。
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楊寬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05月。
中國古代風水的理論與實踐》,于希賢 著,光明日報出版,2006年12月。
先秦兩漢之陰陽五行學說》,李漢三 著,維新書局出版,1981年。
中國思想史論集》,徐復觀 著,上海書店出版,2004年06月。
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徐復觀 著,上海書店出版,2004年06月。
楚系墓葬研究》,郭德维 著,湖北敎育出版社,1995年。
楚文化》,楊權喜 著,文物出版社,2000年。



2010年3月14日 星期日

獅潭鳴鳳古道-延平古道-綠色步道-南隘勇步道、三湖山-龍骨古道-錫隘古道

苗栗縣十八鄉鎮中,除泰安鄉外,以獅潭開發最晚,獅潭縱谷介於八角崠山脈與八卦力山脈之間,受到地形崎嶇及峻嶺環伺的影響,加上泰雅族和賽夏族原住民的頑強抵制,常從八角崠山越過三尖山,經山羊凸,沿銃櫃山下山出草,遲至清光緒初年,客家人才開始大規模入墾,早期獅潭的拓殖,以黃南球和劉緝光貢獻最大。

黃南球,字韞軒,外號丑仔滿,1840年生於楊梅壢,父親黃梅怡,道光中自廣東省長樂縣(今五華縣)來臺,於楊梅壢設幕教讀,並進行拓墾事業,1850年遷往雞籠庄(今銅鑼鄉)。1863年,黃南球移居南庄,並前往南坪,先後集股創辦金萬成墾號和金協成墾號,抱隘拓墾,並設立糖廍製糖、伐木熬煮樟腦。


1874年,土匪作亂雞籠庄,黃南球率勇會同官軍討平,因功保舉六品官銜,1876年,由大河底率壯丁入山,以軟硬兼施的手段,對原住民或剿或撫,1881年,福建巡撫岑毓英來台視察,委以招撫生番的任務,並授以新竹總墾戶名義專辦內山墾務,授五品銜。至1884年左右,拓墾範圍已推進到八角林,原住民退入泰安、南庄山區。

黃南球曾傳有痾屎嚇番的故事,漢人與原住民爭奪土地水源,雙方連年征戰,黃南球想出以竹筒裝滿香蕉,擠成長條狀,用來驚嚇原住民,原住民一看到漢人留下的黃金那麼大條,以為漢人身體魁武壯碩,驚嚇之餘,趕快退走八卦力後山,讓黃南球取得獅潭縱谷的掌控權。不過,這只是茶餘飯後的鄉野奇譚,黃南球真正成功的方法是人多勢眾,又有長銃和火藥等武器,更有不怕死的黃家五虎將-羅成、張大滿、謝鳳朗、湯龍、劉發。

1889年,黃南球與姜紹祖合組廣泰成墾號,墾闢大湖、南湖、獅潭等處,樟腦銷售海外,遂成巨富,鄉人均以黃滿頭家稱呼,1892年,劉銘傳撫臺期間,協助勦番有功,賞戴藍翎,1900年,日本人任命為新竹廳參事,1902年獲授紳章,1919年去世,享年80歲。

鳴鳳古道,又稱鳴鳳山古道,位於獅潭鄉與頭屋鄉交界的鳴鳳山,早期為賽夏族人狩獵的山徑,黃南球拓墾後,成為獅潭鄉居民通往頭屋鄉買賣農產品及日用品的道路,現存的鳴鳳古道由獅潭義民廟至頭屋鄉鳴鳳村雲洞宮,全長約3.5公里。鳴鳳山區為了防止原住民的攻擊,沿山設隘,因此形成多條隘勇路,現在已整理成南隘勇步道、龍骨古道、錫隘古道、綠色步道、延平古道等,供遊人健行踏青。

南隘勇步道,原稱南長城步道,起點為鳴鳳山關公亭,終點為龍珠崠,沿途均在稜線上,凌雲臺微風徐徐,適合睡個午覺,可轉接龍骨古道,也可以續行登三湖山(10-8),海拔540公尺,土地調查局圖根點,基石斷頭模糊不清,之後可循石階可下坡至雙鳳道產業道路,不過少人行走,雜草叢生,而最後一段前往龍珠崠,雖有明顯路徑,但最後山頂的路燈近在眼前,卻無路徑可登頂,需要自行開路,因而作罷。

龍骨古道,舊稱八達嶺古道,本是為軍事目的而開闢的,起伏較大,沿途可經過的兩座山崗,一為烏龍崠,早期鳴鳳村民涂運土曾在附近種植烏龍茶,因而得名,另一座名為坐嬲崠,坐嬲是客家話,指坐著休息閒談,兩座小山現在都建有平台可供休息賞景。

錫隘古道,是黃南球為了獅潭通往苗栗市所開發的古道,是附近古道群中長度最長,共12公里,但其中的10公里已開發成苗26-2鄉道,現存的古道長約2公里,利用石壁縫隙開鑿疊砌而成,以坡度來說,是台灣最陡的古道,以錫隘七十二階最為難行,並有「上崎觸鼻孔,下崎觸髻鬃」諺語流傳。

開墾初期村民認為此地地勢險惡,原住民不會由此攻擊,但後來發現錯誤,原住民在此隘口襲擊,造成慘重傷亡,後來決議增加一個隘口,客語發音為楔,即最後增加之意,故名為錫隘。

大約八九年前,我從雲洞宮下坡鳴鳳古道,再由錫隘古道上坡接八達嶺古道,完成O型連走,當時錫隘古道幾乎沒有人走,道路仍是蜿蜒的一線道農用道路,沒想到今日錫隘隧道開通,一切都變了樣,就連路口的土地公廟都翻新擴建,真有滄海桑田之感。

此次的走法是倒過來,由獅潭義民廟緩上鳴鳳古道,到了情人谷,再轉延平古道,沿途小溪潺潺,林蔭蔽日,還可以看到血藤,以及廢棄的黃宅,再轉綠色步道接南隘勇步道到鳴鳳山最高點關公亭。

中午就在靈洞宮旁的麵攤吃板條和竹筍湯,狠狠休息了一小時,並在香客大樓裡欣賞了鳴鳳村的老照片,之後沿著雙鳳道往石觀音方向,經鳳翔亭到南隘勇步道的另一個登山口,不過無法登頂龍珠崠,遂沿石階上登銃庫崠、三湖山而到凌雲臺。

我們在凌雲臺瞇了個短短的午覺,再續行龍骨古道和錫隘古道下山,由於前一天還下了大雨,讓我們在錫隘古道下坡中吃足苦頭,滑倒騰空摔下達三次之多,真的是差點就要觸髻鬃了!

從苗26-2鄉道回到義民廟可走舊台3線,也就是獅潭新店老街,享受清涼可口的仙草冰,另外還有仙草板條和仙草水餃可供嘗鮮,老街上還有蘆薈花園雲泰食府,結合蘆薈和雲南料理。當然,另一個值得造訪的地點就是當年馬偕為了傳教翻越八角崠山脈在獅潭落腳的獅潭教會,雖然已非當年舊跡,倒是可發思古之幽情。

義民廟後面是月桂冠花園農莊,提供月桂調製烹煮的多項歐式餐飲料理,價格當然不菲囉!對面則是以介紹貓頭鷹生態為主的咕咕嚕博士貓頭鷹之家,還有還有,新鳳吊橋旁的蜥蜴獅潭生態教室,是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李業興所主持建置的,這次的血藤和柚子花都是在新店溪邊和他聊天才知道的。


跨時代的台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黃卓權 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出版,2004年12月。
蜥蜴獅潭生態教室



2010年3月10日 星期三

築夢金字塔 - 專家的迷思

公元前3200年左右,上埃及(南埃及)國王納爾邁(Narmer)北征,打敗下埃及(北埃及)國王,首次將整個埃及統一,納爾邁石板是由一整塊板岩刻成,約60公分高,8公分厚,是全世界第一份歷史文件。法老王是人間的荷魯斯(Horus),是上埃及與下埃及統一之後的國王,同時也是拉之子(Son of Re),也就是太陽神之子。

埃及人是再生論者(resurrectionist),深信人死之後會在另一個世界復活,展開新的人生,整個旅程是永無止盡的,下一個世界延續自目前這個世界,因此一個人生活中所需的東西不會有太大的變化。法老王過世時需要一個大墓室安放他的木乃伊,以及供他在另一個世界裡使用的各種陪葬品,因此才需要建造金字塔,對古埃及人而言,建造金字塔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保護法老王的身軀,金字塔全是為了身後之事而建造的。當今金字塔並非一夕發明,而是逐漸演變而來的。


製作木乃伊,先在遺體腹部左側劃開一個3英吋半長(約9公分)的切口,進行內臟移除,再切開橫隔膜進入胸腔去出肺臟,同時避免觸擊心臟,埃及人相信心臟用於思考,必須利用心臟記住再生咒語,以便復活之時吟誦。再利用一支銅鉤從鼻腔伸入,刺破眼睛後方的一片薄骨後進入頭顱,不斷旋轉鉤子,直到整個腦部完全碎化成液態為止,將遺體倒掛,將腦汁從鼻子流出。

在脫水過程中,遺體完全浸泡在400磅的泡鹼裡,可在35天之內讓遺體完全脫水,同時具有防腐的功能,再用長達數百公尺的白色亞麻布,將遺體層層包裹,以達保護的功效。依照埃及宗教的習俗,木乃伊遺體會在他死亡70日之後,奉厝於專用金字塔內。

埃及人主要崇拜太陽神,而他們相信太陽神拉每日會在西邊死亡,然後隔日破曉時分又從東方重生,所以埃及的墓地都位於尼羅河西岸,因為西邊代表死亡,製作木乃伊的專業技師也都將裹屍間設於西岸,以遠離東岸的家人。

古埃及人以沙坑作為墓地,唯一的不便就是屍體無法永久埋於地下,為了解決此一問題,挖一條深深的通道到地下岩床,然後開始挖掘墓穴,一旦把遺體及所有陪葬品安放入墓穴,再將挖掘出來的碎石回填入通道裡,就能確保遺體及其陪葬品的完整,供家人追思祭拜、供奉祭品的矩形墓埕,則建造於通道出口正上方的地面。地上墓埕設聽室的主要目的,是要作為家人偶爾來此聚餐或像先人祭拜的處所。

階梯式金字塔,有六層,高240英呎(約73公尺),是實心的,塔內沒有任何廳室,使用的石頭並不十分方正,塔身的外牆斜向內縮,以抵銷石塊向外的分立,每塊石頭中都在100磅(約45公斤)以內,可見當時印和闐(Imhotep)尚未想出搬運及高舉巨石的方法。聖䴉,又名黑腰朱鷺,據說是印和闐的神聖化身,因此人們相信只要買一隻木乃伊聖䴉,把牠擺在印和闐的墓裡,印和闐就會保佑你,讓你的病痊癒。

埃及第一座真正的金字塔建築於梅度姆,梅杜姆金字塔將墓室設計在地面以上,成為埃及首座採用地上墓室的金字塔,墓室的天花板必須能夠承受上方成千上萬噸石頭的重量,在塔內作了一個枕樑式天花板(corbelled ceiling),牆壁往上開鑿時愈高愈窄,每往上一層就往內縮大約6英吋(約15公分)。

彎曲金字塔從底部往上2/3處,便開始向內彎折,因為其中的一角是建在一曾砂礫上,石塊滑動的動能傳到了金字塔內部,上方墓室的牆壁開始龜裂,同時逐漸往內傾斜,為了防止墓室整個坍塌,利用50英呎長巨大雪松木嵌入牆壁的兩側,以固定墓室的結構。

斯涅夫魯王第三作金字塔紅色金字塔(Red Pyramid),斜面坡度較小,只有42度,彎曲金字塔及梅杜姆金字塔則都是53度,建造金字塔所需的石塊數量可以減少,較平緩的斜面也能夠降低發生工程意外的風險,一共歷經10年又7個月才完成,平均每年上升30英呎(約9公尺)。

孟斐斯位於尼羅河三角洲的南端,有專屬的三大守護神-創造之神布塔(Ptah)、布塔之妻雪克美特(Sekhmet)、祂們的兒子那夫特姆(Nefertum),孟斐斯最早的名字叫做白牆,意指四處可見的白色石灰石牆。後來的孟斐斯古城由於地下水位升高,在古代即沈入水面下,幾乎已完全消失,1890年代及20世紀初期的考古挖掘工作也因這裡的地下水問題,而延宕多時。

對埃及人而言,過世的法老王就如同北方之星一樣永恆不變,因此古夫王金字塔的入口必須朝向正北方。大金字塔的四個面確實與指南針上的四個方位非常吻合。荷米耶努(Hemienu)打算在大金字塔裡三個高度不同的地方建造墓室,第一個墓室位於地面下,可在金字塔開工的5年之內完成,如果古夫法老王在50歲之前死亡,便可葬於此地,第二個墓室位於金字塔內部,將在古夫王50至60歲之間完成,第三個墓室則位於金字塔上端,預計在古夫王60歲出頭時完成。

所有工人都是受到法老王英明的感召,而自願投入建設的。古埃及一般的工人很少吃肉,主食是麵包,配上啤酒及洋蔥,金字塔工人則有牛肉、綿羊肉、山羊肉,偶爾還有豬肉。工人的寢室-寢廊(the Gallery),全長約30公尺,最大的特色是正中央有一道泥磚隔間牆,將走廊分為兩半,每邊各約2公尺深。

梅杜姆金字塔塔身角度是52度,而彎曲金字塔在剛開始興建時是54度,到了上方則改為43度,紅色金字塔的角度一直維持在43度,大金字塔則是52度,這些金字塔都有白色的外牆罩石,可以確保在興建過程中,塔身的角度維持不變。先在採石場王成所有外罩石的打磨,再送到工地擺至定位,外罩石上有修補過的缺口,在這些缺口上,可看到古埃及人以質地相同的石灰石,作為填補材料。

古夫王墓室採用平屋頂設計,創造了更多使用空間,需要使用花崗岩才足以承受上方的重量,推算在建塔第12年時,才需要用到花崗岩,荷米耶努利用韌度很高的粗粒玄武岩,作為開鑿及塑石工具,重量最高超過7公斤。黑色粗粒玄武岩,硬度比花崗岩還要高,因此,當工人拿著敲打石,一遍又一遍地重擊石塔的側面,凹痕就這樣形成,這項工作或許是由被判苦力勞役的犯人,集中在採石場裡進行的。

當一大塊花崗岩原石從採石場開採出來之後,古埃及人會先以類似老式雙人鋸的巨型銅鋸,將石塊的兩端切除,所謂的銅鋸,其實只是沒有鋸齒的簡單長方形銅片,古埃及人會在銅片與岩石之間,撒上沙子以利研磨,再由兩個人分持銅鋸的兩端,一前一後在石頭上來回拉動,久而久之便能在花崗岩上磨出一道凹槽。

當工匠水平地來回拉動弓鑽時,繫在弓弦上的一支細管便會轉動,這隻細管末端裝有銅製鑽頭,鑽頭與石塊之間同樣是以沙子作為研磨的媒介,持續不斷地鑽,就能慢慢地在花崗岩上磨出一個圓洞,古夫王的石棺從開採石塊到打磨完成,共需要28000個工時的人力。埃及當時唯一的銅礦來源在西奈沙漠,為了採銅,埃及還特別組織銅礦探險隊,派兵護衛礦工以及採礦設備。

為了確保施工精準,塔身每增高30英呎(約9公尺)左右,會進行一次仔細的水平校正,四邊調整到達水平之後,工程才會繼續,在塔身高度達到約200英呎前,只使用一條簡單的外部運石坡道,金字塔南邊就是採石場,南向的坡道也可縮短搬運石頭的距離。埃及工人搬運巨石用的是木橇,60噸的花崗巨石,長度超過7公尺,厚約1.2公尺,放在9公尺長的木橇上,木橇則由很厚的雪松木製成。

大甬道最特殊之處,在於高度達28英呎(約8.5公尺),看起來是一條坡道,上行到頂端,就是古夫王的王殿,兩側牆壁下建有常常的石凳,各寬約50公分、高60公分、總長150英呎(約45.7公尺),幾乎是整個大甬道的長度。

長石凳每隔1.5腕尺(約75公分)就鑿有一凹槽,兩側牆壁採內縮方式往上修築,共分七層,每層往內縮3英吋,最頂端的跨距有41英吋(約1公尺),坡道斜度為50%。大甬道之所以如此狹窄,目的就是要用來拉動石頭,而長石凳的角色就是軌道。

為了減少台車底部與長石凳之間的摩擦,確保秤錘能順利地滑到大甬道底端,荷米耶努以木頭製成滾筒,兩端架在大甬道兩側的長石凳上,長石凳上的28組凹槽,裝載秤錘的台車,每跑一趟的距離是75腕尺(約38公尺),遠遠短於整個坡道的長度,因此每要將一塊花崗岩橫樑從外坡到底部拉到王殿的高度,就需要讓台車跑11趟。

滾筒並不是固定的,而且只涵蓋了大甬道一半的長度,因此會跟著台車一起滑到大甬道底端,如此一來,台車下滑的速度實際上是滾筒的兩倍。荷米耶努在建造上行通道時,刻意讓底部寬度比頂端窄2英吋的原因,就是為了當秤錘最後一次滑下大甬道,可以自然的卡在底部入口處。

大甬道的南北兩端不僅寬度不同,連牆面的建造方式也截然不同,在較低的北端,側面牆的石塊與北面牆的石塊是交錯疊砌的,北邊與兩側的牆面必須同時建造,然而側面牆石塊並未與南面牆石塊相互交疊,因為大甬道的南端,也就是頂端必須保持開放,才能供秤錘裝置的繩索移動,直到王殿天花板的橫樑都擺定位之後,南面牆的石塊才能砌上去。

王殿的天花板總共使用9支24英呎(約7.3公尺)長的石塊,每塊重量介於47至63噸之間,荷米耶努在王殿正上方,以花崗岩建造了四小間彼此相疊的減壓室(relieving chamber),每間高度僅4英呎(約1.2公尺)。如果將椽架直接設在王殿的天花板,雖然還是可以分散金字塔塔身下壓的重量,但整個壓力反而會導至中空的大甬道,使它有崩塌之虞,荷米耶努很清楚這一點,所以才會設計減壓室來抬高椽架的位置,好讓大甬道避開巨大壓力。

為了保留讓工人與石頭轉彎的空間,大金字塔裡每段直線坡道的尾端轉角處,都是採開放式的大空間,而當需要轉動巨石的搬運方向時,建築工人可能是利用類似汲水吊桿的裝置來輔助,這種吊桿可以將石塊舉起,旋轉90度之後,朝向下一段坡道,再由工人繼續合力往上拉。

坡道大約是5腕尺(約2.7公尺)寬,兩側的牆壁採用枕樑式設計,高度為15英呎(約4.6公尺),坡度約為7%,總長度達1英哩(約1.6公里)以上。拉石頭的工人,先站在轉角的平台上,再將石頭拉上來,以避免無端浪費力氣來拉動自己的身體。

頂蓋(pyrmidion),金字塔的壓頂石,由上等石灰石打磨而成,表面可能覆有一種天然的含銀金礦,稱為銀金(electrum),重量可達15噸。

王殿墓室完工之後不久,在金字塔南面使用多年的外部坡道,隨即進行拆除,體積與質量如此龐大的坡道移除,造成墓室南側的牆壁略微下陷。王殿的南牆雖然只有輕微下陷,但卻足以導致椽架滑動,因而將上方塔身的重量,部分轉移到王殿天花板的橫樑上,花崗岩橫樑在受力不均勻的情況下,由於其堅硬、無法彎曲的物理特性,只能有一種方式釋放壓力,就是斷裂。

王殿天花板的橫樑是在金字塔建造過程中斷裂的,在塔身高度達375英呎(約114公尺)左右時,時間大約是在王殿完工的3年之後。當塔身高度達到420英呎(約128公尺)左右時,上層石塊的重量導致第一減壓室的天花板橫樑斷裂,當金字塔持續上升到約450英呎(約137公尺)高度時,第二減壓室的橫樑也出現裂痕。


築夢金字塔》,鮑伯布瑞爾、尚皮耶胡丹 著,陳瑞清 譯,天下文化出版,2009年10月。
法老的國度:古埃及文化史》,蒲慕州 著,麥田出版,2001年0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