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4日 星期四

真實預言!不連續的時代 - 知識經濟的特質

在美國,政治統一後經濟才統一,法律事實先出現,稍後才產生經濟結果,且共同貿易領域出現後,經過幾十年才形成共同經濟認知及共同需求時間表,美國經濟是個政治想像的行為,而不是經濟力量的產物,目前的世界經濟跟政治想像幾乎無關,目前的世界經濟是一種認知,而不是制度,營運單位不是依地區,而是根據發展階段制定。

世界經濟在關鍵貨幣的概念下運作得愈成功,銀行營運就愈危險,亦即關鍵國家的營運愈危險,且關鍵國家因自身貨幣制度瓦解而癱瘓的風險也愈高。國際貿易的衝力主要是由競爭貿易提供,市場會被曲解,但不會被妨礙,消費者有任何選擇時,市場就會主掌大權,跨國企業和它分佈在世界各地的事業間的關係,不再是建立在所有權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策略結合的基礎上。


援助只能當作一項刺激,主要的成長必須源自貧窮國家本身的資源,有效的援助扮演著釋放當地能量的催化劑,世上沒有哪一個社會沒有足夠的資本,缺乏的是資本的有效需求、真正利用資本的需求。問題裡沒有發展潛力,處理問題只能防治崩塌,無法以這種方式建立新發展。

從本質上來說,援助會導致問題,而非機會,援助將往需求最大處,而非成效最大處前進,援助比較可能製造依賴,或至少是讓依賴繼續存在。仰賴援助讓經濟學家的道德主義凌駕於經濟學之上,激起他們掌控並阻礙發展的慾望。檢驗援助貧窮國家的方法就是,接受援助是否讓窮國更具生產力,經濟的成本水準,是由最具生產力資源的成本所決定的。

經濟學中不可能有穩定的均衡,唯有動態不均衡(dynamic disequilibrium)才能提供全面就業,成長總是不均衡,不過,唯有成長中的經濟可能處在均衡狀態。馬克思超越了他的時代,知道成長將成為一個重要問題,而19世紀的經濟學家卻把成長視為理所當然,生產力是經濟理論及經濟政策的主要變數,利用生產力是否增加來檢測經濟理論及政策的正確性,才是現代經濟生活的重要事實,也是自工業革命以來兩世紀的重大經濟改變。

經濟政策將以經濟資源生產財富能力的真正改變為核心,而不是經濟資源的重新安排,理論必須以這項假設為出發點,經濟理論的焦點,必須從以往一直強調的成本轉移到風險。在成長經濟中,經濟政策的目的必須是讓經濟能承受更大但更適當的風險,獲利的主要問題是利潤是否夠多,足以容許經濟承擔成長所需的風險。

人們必須付錢購買天然資源、勞力和資本,資本就是控制當今資源及將資源應用到未來期望的力量,在一定限度內,人們將可將這些資源互相替代,但目前經濟學家把這些要素是為對生產的限制和束縛,得支付某種代價才能克服。技術的變革與創新,是經濟事件,以經濟目的為出發點,存在於經濟資源發展改變中,並使資源重新分配。

是新知識而不是資本,更非勞力,引發生產力,資本流動是為了回應由更多新知識生產力所創造的更多機會,而創造這些新知識者就是工作者與管理者,企業家精神,是為新事物創造並指揮一個組織的能力。

不滿意外在報酬有損績效,滿意報酬卻對績效無益,外在報酬稱為保健因子(hygiene factors),知識工作者需要的是績效導向的組織,而不是權威導向,知識工作本身沒有階級可言,因為知識不分高低,對特定工作而言,知識只有有關與無關之分,我們必須讓人們退出組織的主要原因不在於員工年紀大,而是必須為年輕人創造機會。

一直以來,我們所能做和所做的事,都是目前稱為技術二大要素的工具和工作組織所塑造出來的,工具和工作組織大多決定了人們想要成為什麼,知識已變得有生產力,是有系統、有目標獲得資訊並系統化應用之,而不是科學或技術。

知識可能是中立的,但我們處理知識的方式絕不可能是中立的,我們正碰到追求知識的實際限制,必須把資源做合理的分配。邏輯與法則都無法被預測,一切都只是後見之明的重點,歷史邏輯與法則可預期的只是可能性,所有事情同樣可能發生,也同樣可能不發生。

學習三大關鍵要素:
  • 資料的有效序列
  • 藉由重複來確認
  • 學習者樂在其中並自我激勵
孩童在韻律、注意廣度(attention span)和學習步調上有極大差異,要外界逼迫和督促才學習的學生,日後就不會學習,督導會引起反抗和疲乏,學習就變得不可能,所有資訊、所有再確認及所有動機,都應該存在於學習過程之中。

學科不是年輕人最重要的學習要項,學習方法才是,最重要的不是特定技能,而是使用知識和系統化學習的通用技能,以此作為表現、技能與成就的基礎,人類的自然演變不是從通才變專才,而是從專才變通才,讓人成為通才的是依據經驗掌握某項專長的能力,亦即將專長與其他東西連結在一起。

蒙古人於13世紀入侵中國後,反對獨立思考和藝術創意,利用儒家學說只講究讀寫能力和純屬模仿的通才教育,把其他東西排除在外,不到一個世紀,中國就變得僵化,失去了從事、想像、感受任何新事物的能力。電腦的目的是要讓我們不必把時間花在控制,而把時間花在需要準備、想像、人際關係和創意的工作上。

教育年限的延長只是效應,而不是肇因,是工業先進國家長期發展,造成預期工作壽命劇烈改變的結果,科學農業及科學管理才是真正的英雄,是延長工作壽命的兩大主因。

青春期不是一個自然的階段,而是人為的文化狀態,青少年同時生活在兩個年齡層,他們的文化年齡(cultural age)比實際年齡要低,文化年齡是由個人預期壽命決定,或至少是以個人有生產力的年限決定,文化年齡主要取決於個人被期望的行為及情緒成熟度,我們預期壽命愈長,人們的文化年齡就愈低,人們在15歲時生理與心理的成熟度與文化成熟度之間的差異,就是青春期,青春期是個人能力被期望、被允許之事的衝突期,是一個含糊不清的時期。

知識經濟的一些原則:
知識工作不會導致工作消失知識經濟的一個重大特色是,知識工作本身又會創造出更多的知識工作需求,顯然是沒有止境的。
知識不會淘汰技能只有當人們將之運用到某件事情上,才成為知識,在知識經濟中,重要的是新舊知識都可應用,知識運用者的想像力和技能才是關鍵。
研究思想或技術的史學家忽略了讓新引擎和新流程得以實際運作的工具專家,工程學出現,亦即整理出每一項特定工作的適當方式,也改變了工作與工作團隊,為工業革命揭開序幕。
擁有更多產量的關鍵是更聰明地工作,生產力的關鍵是知識,不是辛苦揮汗,泰勒否定了一直支配無技能勞工生計的薪資鐵律。
引進知識確實為生產力及工作者的生活帶來劇烈改變目前的問題不是缺乏選擇,反而是選擇過多,有太多選擇、太多機會、太多方向讓年輕人慌張失措和分心。
知識機會主要存在於大型組織雖然知識工作者不是勞工,當然也非無產階級,但他仍是受僱者,但不是部屬。

新技術只是一種潛力,把這項潛力轉變成事實的是行銷,唯有在嚴重短缺的情況下,東西才不需要行銷,要從終端來檢視整個企業並進行行銷,純以行銷觀點來看,產品和企業對顧客的重要性微不足道,或根本不會注意到,顧客只關心滿足、只關心自己的需求和期望,企業界人士必須學會把行銷當成創新的力量來實踐,真正的新事物通常無法滿足已存在的需求,真正的新事物會創造新的期望、制定新的標準、產生新的滿足。

高層人事時常變動就跟高層無法勝任職務一樣糟糕,唯有管理高層認清自己的重要職責是設法以有目的之行動,將半成熟的構想轉變成新事物時,才能真正讓組織創新並脫胎換骨,把目標訂得太低,是創新形組織負擔不起的一項風險,管理型形組織設法將可能的損失降到最低,而創新型組織卻必須把可能的成效擴充至最大。

組織不是為了自身而存在的,組織是手段,是負責執行某項社會任務的社會公器,組織的目標是要對個人和社會做出特定貢獻,除非組織先有目標,否則管理就不可能實現,重點不在媒介,而是依靠媒介所傳遞的特定經濟滿足,以及企業期望藉以獲取報酬的特定貢獻。

不在於組織與管理本身,而在於它們在社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組織所應當關心的,不是本身的生存和發展,而在於如何解決外界社會的問題,然後全心全意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以滿足社會要求。組織必然會破壞社會既有的穩定秩序,以至於和社區發生衝突,社區所追求的,乃是穩定。

組織的問題不是缺乏創意,問題出在組織的惰性,總是促使我們繼續已經在做的事,行動決策極少以意識型態為基礎,關鍵問題是「先做什麼?」而不是「該做什麼?」,各個定義需要不同的才能,也界定出不同的市場和成功,專注是組織的法則,組織本身就存在一種分隔,決策者與執行者之間的分隔。

社會責任法則,是把對人的影響降到最低,組織有義務預期可能的影響,組織的社會責任,就是預期社會的需求,並將其轉化為可創造績效及獲利的商機,尋找機會是組織的道德要求。大企業不是為員工而存在,企業的績效存在於自身之外,機構的目標絕不能是成員自己的目標,滿足成員不是、也決不能是社會中多元主義組織的首要任務和檢驗標準,組織應該要做的是滿足組織外的人,追求存在於組織以外的目標,在組織以外達成績效。

政府是一個防護性機構,推陳出新並非它所擅長,事實上它無法放棄任何事情,無論什麼事,政府一著手進行,那件事就根深柢固,再好的行政團隊也無法改變,在政治環節中,除非醜聞發生,否則沒有人會注意持續進行的例行工作,在所有機構中,企業是社會唯一能使之消失的機構。政府機關是履行明確特殊部分工作的社會機關,政府機關的所有權屬於社會大眾,管理階層由政府當局指派,兩者並無關係,讓政府機關成為主權的一部分便是霸佔權力,有必要在政府機關和政府之間劃清界線。

現在年輕人發現組織社會加諸他們身上的決定重擔,令他們恐懼,因而起身反抗,他們想要退出,這樣就不必決定、不必選擇、不必負責,但規避決定一樣也是個決定。組織的社會要求個人對相關事項做決定,組織社會要求個人付出自由的代價就是責任,對自由的唯一保障,是限制各機構做好自己的工作與使命,蔑視權力只是讓權力更具壓迫性,權力必須被使用。

不論組織的合法地位或所有權,各組織都是有特殊用途的工具,組織為履行其特殊用途而採取必要行動才具有正當性,決定組織在法律上是否具有正當性的是功能,而非形式。在多元主義社會中,個人要有自由,機構就必須有自主性,讓組織發揮執行力並保障個人自由,所有組織都是自治機構且具有限制。

多元主義社會是一個制衡權力的組織,多元主義社會的危險不在於被哪一個利益團體支配,而在於瓦解為無所適從及制衡權力相互競爭的僵局。動亂只是徵兆罷了,這些社會症狀反映初更深一層的社會轉變,症狀本身不是社會改變之處。


真實預言!不連續的時代》,彼得杜拉克 著,陳琇玲、許晉福 譯,寶鼎出版,2009年08月。(1968)


2010年10月12日 星期二

經濟史的趣味 (6)中國經濟發展 - 自主性

直隸(河北)是京畿重地,但本地糧食無法支撐人口所需,幾世紀以來都靠大運河南糧北運,南糧北運是帝國生存的大動脈,隋煬帝開鑿的運河,暢通與停滯足以決定唐宋國運的盛衰隆替,明代每年要從南方漕運4百萬石糧食到京城,就是在這條輸送線的基礎上運作的。

只要各地有餘糧,大都會流入直隸,儲存起來以預防欠收與饑饉,這造成了直隸米糧市場的雙層結構:
  • ‧上層是由國家主導的軍公教米糧市場
  • ‧下層則是農村地帶的廣大民間市場,特點是孤立性較高,商業化程度較低,政府不插手干預

清中葉至清末期間(1738-1911),直隸地區糧食市場的兩項重要特徵:
  • 河北省內的米糧市場整合度愈來愈低,麥與粟的市場整合度在18-19世紀之間,離散度增大兩倍左右。
  • 河北與奉天(滿州)、長江三角洲的米糧市場整合度,卻愈來愈高。
換言之,直隸糧食市場的整合程度,有個奇怪的特性:內部結構鬆散化,外部的聯繫卻加強化。

主要的原因是陸地狀況不佳,陸運成本太高。在水運方面缺乏水路網,東西向的運送較方便(因為大江東去),南北向的運送較困難。走陸路,每石糧的運費約40分錢,走水路的話約6分錢,相差將近7倍,這種不利的狀況,一直要等到有鐵路之後才有明顯的改善。

關外走海路運送成本較低,每年有上千糧商,用八百艘船載運幾十萬石糧入關圖利,關內與關外的糧價有同步起伏的傾向,雙方的麥價相當同步化,粟價則較有差距,直隸與江南糧價同步化的趨勢較低,奉天對直隸米糧市場的影響,明顯大於江南的貢獻,清中葉之後影響江南糧食北運的一項重要因素,是太平天國戰亂時期,運糧體系被破壞了,19世紀的濟饑成果,相對於18世紀反而是退步的。

長江以北各省的佃農比例,大約是10%-20%,但在長江以南,除了雲貴的27%,都在40%-50%之間。貧迫賣地說(debt-sales),即生活窮困農民被迫賣地,轉向地主承租耕作,貧迫說在華北與偏遠地區是合理的解說,但對江南富庶區就不適用。

因商業發達而造就不少富商,衣錦返鄉後,通常大買農地保值。但他們又不住在農村也不耕作,因而造成租佃比例增高,江南以稻米為主,很難大規模耕作,屬於勞動密集型的農業,不在地的地主因而有較高的動機把耕地佃出,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農民租佃土地可以擴大耕作規模。

明初到清末(1400-1900)之間,人口大約增加4倍,但耕地只增加3倍,平均可耕地的面積縮減,江南土地的另一項吸引力,是灌溉率較高,平均有70%的農地可以灌溉,而華北農地平均少於15%。天災和太平天國之類的人禍,造成明清時期超省際的大量人口流動(移民潮),圍地活人是華北不具備的條件,而這是江南佃戶大增的主因。

24歲以下的年輕婦女,有放棄母親身分的傾向,因為她們還年輕,日後還很容易受孕,愈年輕的母親,愈有消除女嬰的傾向,因為她們要把生育的資源與機會,留在日後生男嬰。同時有男女嬰的母親,在逃難的狀態下,較傾向於留下男嬰,20歲以下的母親,最有不保留女嬰的傾向,這個比例,隨母親的年齡組增高而下降,年齡較高的母親,子女歲數較大,已無法放棄子女,她們日後的生育機會減少,不敢輕易抛棄子女。

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歐洲人為了賺黑心錢,不顧道德毀了華人健康,吸走大量白銀,1840年之後,雖然有林則徐這類的抵制,但一方面吸食鴉片已蔚為風潮,二方面鴉片的高利潤,吸引華人把進口轉為自產自銷,繼續自我殘害,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40年間,國內的鴉片產量迅速超過進口量,國內大幅種植鴉片的原因,有一項主要因素是財政性的,地方政府可以增加稅收,各地軍閥靠種植與販售鴉片,來籌措軍費與行政費用。

鴉片對止痛、退燒很有幫助,20世紀之前,鴉片是方便、普遍、相對廉價的重要醫療物,通稱為土藥。真正重度的上癮者,在人口比例中不超過2%。1879與1906年比較:
  • 總吸食人口增加約0.5億
  • 女性吸食人口大幅增加
  • 全國的總吸食量大約增加1倍
要禁絕煙賭娼,那是不可能的事,讓它們去污化、地上化、證照化,荷蘭的鴉片政策告訴我們,這些原本見不得人的商品,在公營管理之後,總消費量會減少,價格會下跌,走私會減少,品質更可靠。

在流感發生時受孕的人,健康指標都明顯地差,政府應該增加對胎兒健康的投資,長期的效果:
  • 這對全國人力資本的健全性會有助益
  • 會減少許多慢性病的醫療費用
  • 減少許多社會福利開支
H是血球凝集素(Hemagglutintin),主要的功能是與宿主細胞上的受體結合,以利病毒進入細胞中,病毒要離開細胞時,神經胺酸酶(Neuraminidase,簡稱N)會切斷病毒與宿主的連結,簡言之,H是用來進入細胞的,N是用來離開細胞的,H有16種,N有9種,H與N的組合共有144種(16x9)。

鴉片戰爭後,列強在通商口岸設工廠,雖然清廷未准,但亦無奈,直到馬關條約後才正式合法化。外國在華設置貿易公司,最早是葡萄牙人在1511年,就和中國有貿易關係,1858年首先開放給英國內河航行權,准在長江流域貿易,1907年之前,英國占內河航業相當重要地位,日本也見利介入,另組公司,至1936年,外籍船公司有30家,710 艘船共810萬噸。

列強在中國投資消費產業的原因,大約是中國進口關稅提高,且逢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口困難,尤其是棉紡業,各國對華的投資,以運輸最重要,礦業比例甚小,製造業以棉紡為主,初期直接投資大都是用來建築最具革命性的建築-鐵路,列強在華築鐵路,以政治軍事目的為主,旨在侵占勢力範圍、運調軍隊、維護在華利益,商業利益並不重要。

中國尚有自主權,外商僅在通商口岸及租界有自由經營權,內陸的礦業與航業仍受嚴格限制。外來的消費品接納力低,加上國民購買力低,通商口岸的新設製造業利潤不理想,列強很少把投資利潤匯回本國,造成中國經濟枯竭的現象,這和其他落後國家不同,Singer-Prebish-Myrdal的吸光理論在中國並不適用。

中國首次向外舉債,是1861年東南各省因大平天國之亂而向外商借款。1893之前幾乎全是軍事目的,1894-8的借款,則為對日甲午戰役之賠款,1899-1911年間的借款,90%用在建鐵路,至二次世界大戰為止,國內盈餘多用在地區性的建設,鐵路則多靠外資。自首次向外借款(1861),至七七事變(1937)為止,借款的44%花在軍事費用,賠款對象也以日本為主。

清廷向外舉債負擔甚重,利息平均約5%,尚須付銀行佣金0.5%、其他費用和匯率變動之風險。鐵路的經濟貢獻,是減輕運輸成本,刺激各項工業發展、創造就業機會,但盈利幾乎等於應付利息,當時清廷國庫收入的43%,用來支付對外賠款,只好鬻官募款,但仍不足,此種窘況,直到1930年代國民政府財政改革後才好轉。1935年貨幣改革發行法幣後,中國銀行才有能力與外籍銀行競爭,1930年代,上海進出口業90%以上,仍靠外國銀行融資。

1902-1930年間,資金外流反而比資金內流大,因為支付利息與投資利潤的匯出金額,比資金內流量還大,外國匯入中國的投資額,只占直接投資總額的4%,可見外國的直接投資額,多半是轉投資而來,列強之所以對華投資,最有利的條件,是因為不平等條約所享的特權,不願大量增資的原因之一,是利潤率並不高。

1912年之前,是列強資金流向各殖民地的黃金時期,英國有三分之二的資金流向新殖民地,列強對華的投資額比例不大,因為中國已非新殖民地區,可耕地區人口稠密,更重要的是文化相當深固,外來事物不易打入。中國的對外貿易,外貿占國民所得的比例甚小,最高時只有12%,對外依存度甚低,中國與其他殖民地的經濟背景很不相同,沒有出口品過度集中的現象,中國的外貿在1864-1937年間,只有六年無貿易逆差,但這些差額在國際收支帳上,已被各國對華的投資,以及政府貸款彌補而抵消。

1936年中國每人分得的外資額,假定人口為4億5千萬,只有美金8元,日本是中國的三倍。不過外資在沿海通商口岸,畫了一條經濟界線,隔成現代與傳統兩部門,廣大的內陸人口,除了鐵路和部分礦業外,與外資幾乎毫無關聯,所以用per capital來算,並無實質意義。

外資的助益約有:
模擬效果外資替中國創造有利的投資誘因與環境,傳入新技術、新觀念於各行各界,開闊華人眼識,倡導者。
連鎖效果外資在華的活動,並未摧殘傳統部門,反而使其更有競爭力,更趨向現代化。


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 著,允晨文化出版,2010年08月。


2010年10月11日 星期一

經濟史的趣味 (5)經濟生活的限度 - 事出有因

歐洲會發生大規模審判巫者、殺滅巫者,主要是經濟性的因素:氣候轉入小冰期,農穫減少,在糧食短缺的壓力下,必須去除生產力最低的窮人、老人、寡婦,社會給這些邊際人口的罪名。10至13世紀之間的平均氣溫,是四百年的中世紀溫暖期,14世紀起氣溫開始下降,直到19世紀初期才又回暖,在這段小冰期間,最寒冷的是1590年代,以及1680-1730之間,平均溫度約比之前的世紀低華氏2度,16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末,是迫害巫者最嚴重的階段。

構成謠言耳語的前提,是有一批人構成一個訊息網路(information network participants),而這批人所組成的社會網路(social network),又和地緣有密切關係。



1854和1857年發生兩次愛爾蘭人擠兌:
  • 存款餘額愈少的人愈驚慌
  • 開戶期愈短的人愈緊張
  • 在美國居住時間愈短的菜鳥愈慌張
  • 女性比男性有明顯擠兌的傾向
  • 勞工階級比專業人士沒有安全感
中世紀的歐洲經濟尚未起飛,封建領主的莊園是經濟重心,每年能剩餘累積的部份不多,為了維護教會的獨占性特權,最好的策略就是以幾百年的時間,建築超大型的教堂,把該地區的剩餘資源大幅投入教堂,這有兩點好處:
  • 經濟資源與勞動市場都在教會的掌控下,教會的政治、經濟、宗教實力穩居第一。
  • 不同的宗教,例如基督教,若想進入此地區發展,就很不容易搶到所需的各種資源,來蓋自己的教堂。
天主教的策略,就是用超額設備(excess capacity)的手法,來阻擋其他宗教的進入與競爭,有三項好處:
  • 鞏固自己的地盤
  • 向潛在的競爭者與威脅者炫耀,阻擋他們進入
  • 透過這種大型公共建設,繁榮地方經濟,活絡當地的就業市場
天主教在中世紀時,因為在宗教市場上出現新競爭對手,11世紀至少有19種宗教,市場占有率受到挑戰與威脅,不得不推出新產品煉獄說、贖罪說來鞏固地盤,煉獄和破產法的共同特徵,就是在合法的情況下,降低改頭換面重新做人的成本,這種提供新希望的機會,就是一大商機。煉獄的概念出現前,彌補罪過的方法只有一種,用等量的功德來平衡功過,煉獄的概念出現後,功德就可以用金錢來衡量,上帝的寬恕也依罪過的大小,而有不同的價碼。

伴隨煉獄而出現的,還有兩項新觀念:赦免與告解。教皇Clement三世(1084-1110)上任的第一年,就要求主教們募款供十字軍東征,他授權主教依信徒的人品與獻金數量,來赦免他們的罪過,到了12世紀,為了支應十字軍東征,出售赦免已成為有系統的做法,教皇通常可分得1/3或1/2,有時甚至可分到2/3,大地區的主教有樣學樣,開始和轄區教會分享赦免和贖罪的利益,造成教會的地方與中央互搶財源。

基督新教走的路線,是要信徒直接向上帝懺悔,要信徒保有較高的自覺性,透過自勵自勉自修來獲取上帝的慈憐,路德派的新教義,其實也是在提供一種廉價的新宗教產品,讓信徒用很低廉的成本,就可以和上帝直接溝通,逐漸搶走天主教的地盤。

元朝統治者面對漢人的抵抗,在調整法律的施用規定,大體而言有幾個階段性的變化:
1271年之前蒙古人與漢人的法律分開適用
1271-1267法律全面蒙古化
1276-1294逐漸寬鬆地執行蒙古法律
1294-1330蒙古法律逐漸漢化

蒙古講究對女方的聘禮,但女方無嫁妝;漢人的聘禮較象徵性,但講究嫁妝。蒙古婚俗重聘禮,這是買婚習俗的延續,用以補償女方家庭的損失;漢人重嫁妝,等於是從父母那裡提前繼承財產。蒙古要行收繼婚,因為婦女結婚後被視為夫家財產,丈夫身故後不能離開,要由夫家的成員接收為妻子,稱為收繼婚,收繼者通常是丈夫的兄弟,或丈夫與其他妻子所生的兒子,或是其他親戚。

遊牧民族的收繼婚,其實是對族內共同財產(婦女)的效率使用,但對農耕定居的漢人來說,收繼婚是最嚴重的亂倫大忌。收繼婚的好處有三:
  • 家族保有這個年輕的女性活財產
  • 收繼者可接收寡婦的財產
  • 解決寡婦的生活與扶養問題
1303年元成宗下聖旨,明示女性的再婚規定,是中國史上首次明確剝奪寡婦和失婚婦女的財產權,明太祖在1369年頒布相同的規定,清朝的法律完全仿效明朝。1330年之前漢人寡婦選擇守節,主要的考量是收繼婚的亂倫恐懼,1330年之後選擇守節,主要考量是財產權與子女權已移轉到夫家,再嫁就會失去這兩項重要倚靠。

到宋代為止的寡婦通常會再嫁,守節是少數例外,元代之前婦女的人身權,基本上屬於本家或自己。到了元代,蒙古統治者把游牧民族的婚姻制度,強加在農耕的漢人社會上,使得原本屬於婦女的人身權、子女權、財產權,轉移到夫家手中,這項制度上的轉折,讓元明清三代的喪夫婦女被迫選擇守寡。
人身權婦女的孝順對象,從本生父母轉為丈夫的父母(公婆)。
子女權宋代喪偶婦女再嫁時,有權帶走子女,元明清的婦女必須把子女留在夫家,子女權屬於夫家而非母親。
財產權宋代婦女的財產權,不會因結婚而受損,元明清的婦女已無財產承分權,婦女結婚後就把財產權轉渡給夫家,失去財產的支配權,若寡婦要再嫁,財產必須留在夫家,但寡婦只要留在夫家,就可以保有嫁妝與從夫家得到的財產。

明代後期,棉花成為主要的紡織原料,棉織品逐漸普及化,適合婦女參與生產,每兩件棉衣中,就有一件是從婦女織造的棉布製作的,稱為棉花革命,棉花革命後,男耕女織的分工才真正落實:婦女從棉紡業的所得,高於在田地的工作報酬,可以養活自己,也可以扶養小孩,換言之,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寡婦經濟獨立的機會,守節的可能性因而增加。

經濟活動中的最底層,是日常生活性的生產與交易活動,並無正式的組織,地理半徑很短,只限於城鄉或稍大的區域內,往上一層的經濟活動,是較具規模的區域性,各省或鄰近諸國之間商業體系,再往上推到國際與洲際的層面,則以經濟世界為探討的單位。

理性的假設,基本上是方便數理模型的設定與數學的演算,假設本身是否真實,符合實況或只是虛擬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根據這些假設,推論出有意義的內容。雨勢愈大,股市的交易量就下降,平均股價也下跌,人是情緒性的動物,處理金錢時尚且深受晴雨的影響,處理感情與糾紛時必然會更衝動。

猶太人貸款給英國國王,賺利息是基本目的,更重要的是希望國王保護他們的財產權。放款收利息時,猶太人之間是競爭性的,國王一方面利用他們的競爭關係,支付較低的利息,二方面在抄家時,也不是全部撲殺,而是選擇性地抄幾家,然後對從前沒做到國王生意的猶太商人示好。

每個時代在經濟生活方面,都有它的底與頂,透過可能與不可能這個上下限度,可以掌握不同時代人們的努力與成就,在15-18世紀之間,人類並未能有效突破大自然的約制條件,達到原本是可能的限度,公平自由競爭的經濟活動,在最低層的日常交易中較常見到,如菜市場,但在較高層次的交易活動中,如批發、遠程貿易、金融兌換業,反而是以投機、市場獨占、價格控制等行為為主,15-18世紀之間的經濟活動,造就了一個新的社會階級:商人。


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 著,允晨文化出版,2010年08月。


2010年10月10日 星期日

經濟史的趣味 (4)戰爭與現代國家 - 海權與帝國主義的發端

戰爭形態的改變,是造成現代國家興起的主因,決定國家的最適規模的關鍵因素就是戰爭形態的改變與課稅權力的集中化。步兵的戰鬥效率提升後,小國寡民已不符經濟效益,中央集權化的國家,在國防優勢上比地方分權型的政府有利,15世紀中葉火礮廣泛應用後,大幅提升國家的最低效益規模,減弱了封建領主對抗中央政府的能力,西歐的封建領主在1500年時,幾乎已經屈從中央政府,國王因而取得完整的課稅權。

過去的稅收基本上是包稅制,中央要求各省每年上繳多少金額,各省收到命令後,要求各縣每年上繳多少,各縣再向各鄉鎮要求上繳額,各地的實際稅收額,與實際上繳額之間的差額,就是各層級的盈餘。


普魯士稅制的一項特點,是只對城鎮課稅,普魯士國王對各階層的官員有直接控制權,要發揮朝廷的絕對主義,必須有兩項前提:
  • 小國寡民,國土面積不大,人口不太多
  • 國王的雄才大略
稅務官員有統一薪俸,高薪的目的是養廉,風險是就業權沒保障,長官或國王有任意裁撤權,薪資以專業考試和業績考核為基礎,目的是避免無能的冗員,降低成本,增進稅收效率。

明清的貪污是普遍行為,從朝廷到地方的各級官員,呈現金字塔型:高官的個人貪污金額大,但人數較少,離朝廷的監督較近,所以總額較小,相對地,愈靠近基層,官員人數愈龐大,雖然個別的金額較小,但總貪污額會組成金字塔的厚實底端。
主要形式高額低收官員蓄意低估納稅者的應稅額,繳稅者用現金或其他好處回報,在兩種情況下較易出現:
  • 稅源難以估算,或估算的成本過高時
  • 納稅者的應繳額相當大,賄賂比繳稅更合算時
監守自盜官員從稅收內中飽私囊,通常發生在中央對地方控管不足時
超額徵收
影響要素領土的大小小國寡民不易貪污
地主的實力個別的中小農民不易逃稅,貴族地主必然賄賂或抗稅
統治者的棍子中央政府是否願意付出監督與懲罰的高成本
基層官員貪污特色集體性、結構性、共犯性、長期性
主因國家發給的行政費用不足
官員的薪俸太薄
統治者對策稅官輪派制
加強罰則
嚴厲監督
提高官員薪資(養廉)

明代規定國家財政收支的《會計錄》,三百多年間總共才修訂三次,分別在洪武、弘治、萬曆三朝,再以清丈田畝為例,每丈必反已成常態,清朝在17世紀時,也試過三次清丈田畝,皆未成功。這表示明清時期,隱匿財產田畝避稅的事態相當嚴重,愈有田產的人愈有辦法逃稅。20世紀初期時,約有33%到40%的家戶,完全未繳土地稅,逃漏稅的嚴重性,其實就是反映貪污的普及性。

16世紀時中國約有3.6萬官員,要管理1.5億人口,比例約1/4200,官員人數和人口總數的比例太低,被舉報者占貪污者的比例太低,因嚴重貪污而被革職者,19世紀時只有6%-9%。1880年時的官員總數約2.3萬人,非法所得每年約1.15億兩白銀,換言之,平均貪污所得是本薪的18倍,但這1.15億兩中,有一半是被上層的1700位官員分掉,明清時期官員的總貪污額,大約是總薪資收入的14到22倍之間。

16世紀末時,西歐不再是由領主割據的小國,而是被幾個大型國家,如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荷蘭、波蘭、德國分治,這種局面能維持好幾百年,主要是因為在政治與軍事上形成新的均衡,國家規模經濟化之後,國防效益明顯提升,只有在進入國家的層次後,海權與帝國主義才有可能。

若以國防軍費占國民所得(GNP)的百分比來說,羅馬帝國時約為6%,中世紀的歐洲約1%,16世紀時約2%,18世紀時是6%至12%,美國在第二次大戰後約為10%,這些高額的軍事開支,當然要靠國家的課稅能力,大體而言,15世紀末期,英法兩國平均每人的稅負額大約加倍,西班牙約增10至20倍。

明代邊鎮糧餉對國家財政的耗竭,並不亞於內府、宗藩、冗官三大項。
  • 13邊鎮糧餉是國家財政危機的主因
  • 若無邊鎮的負擔,政府的財務結構應該會有明顯的改善
  • 若無北虜的侵擾,明代中後葉的經濟會有更好的榮景,朝代的壽命也能顯著地延長
英國的國防支出,占國民所得的百分比(2.95%),長期而言和德國相當(2.86%),比法國(4.52%)少1/3,海外的高軍費,也協助國內解決失業問題,大約吸收了3%-5%的男性勞動力,大英帝國內只要支付低廉的軍費,就可保障國協的巨幅貿易,帝國的軍事成本過去被高估了,有不少潛藏的好處被忽略了。

屬地與殖民地幫助英國的成份,其實遠大於英國幫助屬地的成份,整體而言,英國大約支出國民所得5%的成本,就可享受到許多優勢與資源,國協之間的貿易,更帶來相互的繁榮與成長,1870-1913年間,國內投資的平均報酬率約4.6%,海外投資則有5.7%,這1.1%的差別,約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9%,換算成國民所得約有2%,不是個小數目。

英法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s),大約從1792年4月打到1815年11月,英國想要封鎖歐陸,所以禁止中立國,尤其是美國的船隻進出,在禁運期間,美國因為無法銷售到國外,導致稻米的批發價格下跌50%,棉花和麵粉跌了30-40%,煙草跌了20%左右,相反地,原先從外國進口的物品,在禁運期間平均飊漲1/3以上,整體而言,這14個月禁運對進出口的打擊程度,相當於美國把進口關稅提高到60%,禁運大概使1808年的GNP減少了5%,閉關自守的代價高昂,14個月後就廢止鎖國禁運政策。

17世紀上半葉的中日都在鎖國狀態,最早看到遠東地區貿易機會的是葡萄牙,荷蘭東印度公司(VOC)進入亞洲的主要目的,是看上日本的白銀與中國的絲綢,荷蘭人到遠東做生意的手法是內海貿易(intra-Asian trade),拿台灣的鹿皮與糖去換日本的銀子,再去換中國絲,再去日本換金銀,以及從印度買棉紡織品,帶到印尼群島換香料。

台灣的地理位置,對荷蘭人是個良好的戰略點:
  • 當作儲存貨物的倉庫
  • 當作船隊的補給與休息站
  • 是北上日本、西向福建、南向呂宋、往麻六甲海峽、印尼群島的地理中心
  • 還有鹿皮、糖可以換到日本的銀子。
1654年之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遠東的貿易就走下坡,關鍵在中國的生絲市場,被孟加拉(Bengal)用低價搶走了,1690年代,荷蘭完全放棄遠東,退守印尼群島,這個廣大的海域從此拱手讓給乘虛而入的英國人,做起鴉片和茶葉的生意,VOC從商業的觀點評估,已不值得調集炮艦回擊鄭成功在台灣大打一場了。

日本的鎖國政策始於1639年,禁止與外國有任何接觸,1850年代鎖國的末期,日本平均每個國民的進口額約0.6美分,相對地,1840年鴉片戰爭被迫開港通商時,平均每個中國國民的進口額約有9美分,是日本15倍,日本鎖國沒有國際貿易與不鎖國自由貿易的GNP,大概會有8%到9%的差異。

鎖國時期的日本,透過琉球也有一些小額貿易,琉球雖然臣屬中國,但真正控制琉球的,是鹿兒島的薩摩藩。日本在開國時期的貿易約有4項特色:
  • 出口品的價格來看,國內各行各業的競爭已經相當激烈
  • 國際貿易上,日本是國際行情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非國際行情的訂價者(price maker)
  • 政府對出口貿易並不獎勵也無補助,反而課出口稅
  • 開國後的20-30年間,並未因貿易而改變日本的產業結構
1850-1930年間,生絲出口占日本總外銷額的20%-40%,占中國的20%-30%,873年時,中國的生絲出口量是日本的3倍,1905年時日本已超過中國,1930年時日本是中國的3倍,在世界市場的占有率超過80%。

日本的蠶絲業迅速超越中國的原因:
  • 蠶隻品種F1
  • 新品種的桑樹,一年四季可長出多次桑葉
  • 興建專用的產業鐵道,突破原本的運銷瓶頸
  • 日本採取團體戰術,各個環節的分工都專業化,把國內市場統一整合,透過合作社產銷,透過契約養蠶、契約收購,把產銷兩大環節整合起來,排除傳統商人的介入。
閉關自守的結果,會造成內部過度競爭,稀少性資源價格過高,技術進步趨緩,貿易是成長的引擎,鼓吹透過貿易互通有無,讓各國的天賦資源和比較優勢,透過貿易讓各國快速成長。

美國阿米許人(Amish)較不和外界貿易,在分散風險以及追求自保的考量下,必須種植基本生活的作物,也就是說,阿米許人的心態讓他們避免生產專業化。
平均生產作物種類1850年1860年1870年
阿米許人6.76.79.6
非阿米許人6.16.58.5

阿米許人對農地的投資,明顯高於非阿米許人,長輩替兒子準備好耕地,在農業資產上長期大量投資,希望他們成年後不要四散,阿米許人為了文化與宗教的完整和延續性,會把大部分的資金投入購買與改良土地,可用的業務資金相對就少,農業生產力因而比不上非阿米許人。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約有3百萬人死亡,損失全國財富的1/4,太平洋戰爭雖然摧毀了日本,但也為日後的快速復興,提供三項重要的助力:
  • 鏟除老邁建設,重新設計新時代的架構
  • 破除舊勢力,方便日後的民主化與土地改革
  • 政府積極扶植產業成長,發展海外市場,日本為了備戰,以及戰後的積極復甦,刺激出日本的第二次產業革命
日本的昭和時期(1926-1989),大致可分成三個階段:
黑谷期1930-1945特點是軍國主義與高壓政權
戰後美軍佔領期1945-1952去軍事化與民主化的新日本時期,由占領軍麥克阿瑟元帥主導戰後三大改革,主要目的是打破舊的社會勢力:
  • 1946-48年間的土地改革
  • 去軍事化、自衛隊化
  • 民主化、非天皇化
日本奇蹟期1960-1970高經濟成長期
1970年代之後超級經濟強國期

保守的農業部門,戰前奉守長子繼承、諸子自由的社會規範,使得農業的總戶口數不變,1947年日本採用新憲法,也重新修訂民法,家產的繼承權有很大的改變,從長子單獨繼承,改為諸子平均繼承,長子最多只能分得一半,另一半必須拿出來分給諸子女,日本農村每戶的田地通常不大,所以只能由單子繼承,如果由諸子繼承,就會大家都不夠生活,所以長子就更沒意願留在農村,轉而投入薪資較高的工業部門,或生活較舒適的都市。

外銷並不是日本經濟成長的引擎,真正重要的,是日本國內市場的大幅增長,換句話說,國內需求(內需)才是經濟成長的主力,外銷對日本經濟確實有過助益,但並非不可或缺的原動力,而是在景氣衰退時,幫助景氣加速回升的助力。1895-1990年間,日本的經濟成長三部曲是:
  • 進口國外先進產品
  • 國內市場增長
  • 進軍國際市場
確實,日本出口品價格下降的幅度,比國際競爭對手來得大,價格競爭應該不是關鍵,產品的新穎性與品質的可靠度可能更重要,二戰後日圓的走勢比美元強勁,日圓的實質購買力增強兩倍以上,完全沒有被低估,不是採貶值政策來刺激出口。出口對GDP的成長沒有因果關係,相反地,GDP的成長對出口有顯著因果,日本的出口成長率很高,是因為日本的經濟成長率很高,而不是因為出口的成長率高,才導致經濟的成長率高。


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 著,允晨文化出版,2010年08月。
西方世界的興起》,道格拉斯諾斯、羅伯斯托馬斯 著,厲以平、蔡磊 譯,華夏出版社,2009年06月。(1973)
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賴建誠 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2008年04月。


2010年10月8日 星期五

經濟史的趣味 (3)產業革命 - 脫離馬爾薩斯陷阱

馬爾薩斯陷阱,是食物增加的速度呈算術級數,人口增加的速度呈幾何級數,人口的成長率高於糧食的成長率。工人的實質收入,長期而言剛好可以養活一家幾口,不會有剩餘,這種不會變富也不會餓死,只能求溫飽(subsistence level)的所得,稱為工資鐵率(Iron Law of Wages)。

中國的經濟幾乎都沒跳出馬爾薩斯陷阱,糧食產量跟不上人口增加量,一旦超過負荷,就靠天災人禍來平衡,戰國中後期,商鞅在西方的秦國提倡軍功,尤重首功,即殺敵取首級,之後在幾次東征中,採取了殲滅型的戰爭,從前的戰俘可以當奴隸,而現在秦國的農業已相當發達,不缺乏勞動力,戰俘成為消耗糧食的負擔,自然沒必要保留,況且消滅敵國的壯丁,是接收該國最簡潔的方式,大概從那時起,中國對人權的概念有了很大轉變,究其根本的考慮,糧食與人口之間的緊張性,應是主因之一。


糧食逐漸單一化的傾向,就是飢荒的前兆,馬鈴薯引入愛爾蘭後,原本存在糧食的壓力舒解了,人口因而大增,增加最多的時期是1779-1841年間,人口增加率約172%,以人口密度來說,已經超過當時的中國,名列世界第一,簡言之,愛爾蘭掉進了馬爾薩斯的陷阱,無法逃脫人口與食物之間的嚴重不平衡,愛爾蘭變成歐洲最窮的地區,物質上的匱乏程度,和當時澳洲的原住民相當。

依商品財貨的性質,區分出幾種類別:
正常財當所得增加時,會增加對這類產品的消費;當價格提高時,會減少對這類產品的消費;當價格減少時,會增加對這類產品的消費。
必需品所得增加時,消費會增加,但消費的增加比例,會小於所得的增加比例。
奢侈品所得增加時,消費會增加,而且消費增加的比例,會大於所得增加的比例。
炫耀財又稱為Veblen財,價格越高,需求越大,需求曲線變成奇怪的正斜率。
劣等財所得增加時,消費反而減少。
季芬財(Giffen goods)一般商品的需求曲線是負斜率,價格愈低,需求愈高,反之亦然,但是馬鈴薯價格上升時,窮人對馬鈴薯的需求反而上升,需求曲線變成奇怪的正斜率。
重要前提季芬財必須在所得逼近生存底線時才會出現
必須在沒有其他食物可選擇替代時,馬鈴薯才會成為季芬財
經濟學家在正常的社會裡,不可能找到季芬財,季芬財是只有在被迫求生時(survival imperative),被生存的壓力驅迫時,才會出現的消費行為(subsistence-driven behavior)。
特點季芬財出現時,消費者的需求曲線,不是交切在他的預算線上,而交切在他的基本生存線上。
基本生存線的位置,必然低於預算線。
無異曲線,即可以自由選擇馬鈴薯與肉類的搭配組合,只可能出現在預算線上,不可能出現在基本生存線上。
季芬財出現時,消費者在生存的壓力下,被迫只能選擇一種食物馬鈴薯,他的選擇點必然落在X軸或Y軸上,而不是在第一象限內,稱為角隅解(corner solution)。
消費者的所得效果,此時會大於馬鈴薯和肉類的替代效果。
季芬財必然是劣等財。

英國這個島國率先脫離陷阱的因為:
  • 英國孤立在北海,較不受歐陸各國之間的爭戰影響,在1200-1800之間,社會相對地穩定。
  • 在1300-1760年間,人口的成長相對緩慢,對糧食與自然資源的需求較少。
  • 富有階層在經濟上相當成功,在生育率上也較具優勢。
文化禁忌通常可以找到約制條件的歷史根據,當這些限制解除後,文化禁忌就跟著鬆弛,因為人類是條件反射的動物。

現代人有兩項優勢:
  • 生命預期比古人和原始人高,即平均壽命更長。
  • 平均身高在1800之後有明顯的增加,這是由於糧食充足和醫療衛生的進步。
1850-99年間出生的台灣男性,成年後的平均身高在160.3至162.8公分之間,女性在149至150.9公分之間,相對地,1902-10年間出生的男性,平均身高在164.2至165.3公分之間,女性在150.8至152.5公分之間,1908-10年間出生的男性,比1887-89年間出生的男性,平均增高2.62公分,女性平均增高2.48公分。

北美8個印第安族成年人的平均身高,是172.6公分,已經有高度文明的歐洲人,平均竟然比遷移性的印第安人矮3至11公分,主因是地廣草肥,資源豐富,人類的威脅小,印第安人飲食中的肉類蛋白質豐富,也用野牛皮交換其他地區的糧食與物品,尚未脫離馬爾薩斯陷阱時,在經濟最好的英國,生活水準未必好過古代的巴比倫。

1800之前,技術工人的工資,長期而言是水平的,表示沒有逃離糧食成長率抵不過人口成長率這個陷阱,英國人類的生活水準是靜止的。
  • 1650年代之前,這條斜率是負的,表示還沒脫離馬爾薩斯陷阱。
  • 在1730-1800年間,這條線的斜率是水平的,表示處於平穩的停滯拉鋸狀態。
  • 從1800年代起,這條線的斜率呈45度角上升,這就是生產力大增,進入大幅起飛的工業社會。
1650年代是英國經濟成長的轉捩點,1660年之前的男性識字率,約在30%-45%之間,1660年之後急速上升,1740年左右已高達75%。女性:1660年之前的識字率不超過10%,之後急速上升,1740年時約30%,1860年時約70%。

長期自由貿易後,雙方的價格與經濟福利會均一化,愛爾蘭的經濟比英國落後,兩個地區在政治與經濟上,長期密切來往的結果,竟然讓雙方的實質工資,在1760-1860年間逐漸同步化。

貧困的馬克思,家庭的負擔那麼重,根本沒錢去倫敦之外的地方旅行,他對勞工階級的知識,泰半靠恩格斯轉述,或從報章雜誌斷章取義,1842年的秋季,正是飢餓的40年代初期,恩格斯才來到曼徹斯特,他所見到的是罷工後的殘破景象。沒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因很明白:工人要生活,生活不下去才暴動,1850-60年代的維多利亞繁榮期(Victorian boom),實質工資在1851-81年間增加了38%,拼經濟是治國的首要目標,古今中外皆然。

產業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同的一點,就是沒有明確的起訖年,產業革命是長久累積的緩慢變動過程,界定出確切的年代,純粹是教學與考試的方便,沒有真正的經濟意義。產業革命並不只是在英國發生,而是在歐陸諸國與北美同時發展,是18世紀時歐洲與北美的景氣上揚現象,是跨國性的,是演化與進化式的,不是突然的與革命式的,是長期緩慢的,不是短暫激烈的。

機械化的大型工廠,並非在工業革命時期才出現;並不是在工業革命時期,才有現代工業,工業革命是延續性的演化發展,是根基於之前幾百年來的成就,而不是突然出現,也沒有明顯的時代斷裂性。產業革命是個多面向的現象,不單是由蒸汽機和棉紡業組成,要判斷一個社會的進步,不能只看它的產業成果,社會結構與經濟組織的改變也很重要。

在1830年之前,蒸汽機對英國的經濟成長貢獻微小,全英國蒸汽機動力的總和才16萬5千馬力,大約是全國動力來源的1.5%,重要性很低,直到1850年改良出高壓蒸汽機後,對經濟的貢獻才達到頂峰,蒸汽機產生一馬力的成本,才低於水力產生一馬力的成本,製造業才轉而大量使用蒸汽機,火車、輪船和飛機都一樣,成本必須降低到能使一般民眾受益,這些產業才會有GNP意義。我們對歷史的認知,大都建構在印象式的證據上。

19世紀的美國鐵路,對經濟發展助益不大,對國民所得GNP的貢獻度不超過2%,鐵路對工業產品的重分配效果非常小(minimal),對製造業整體而言,鐵路的貢獻度小於總產值變動的3%,完全沒有發揮火車頭產業的功能,以19世紀的經濟發展需求來看,傳統的河運和湖泊體系,才是產生高額社會節省(social saving)的運輸工具,社會節省即為社會帶來多少貢獻,或是能替社會節省多少。

在區域之內運送農產品時,鐵路取代水路的速度,會比在區域之間來得快,在區域之內運送農產品時,較容易捨水路而選擇鐵路,但在區域之間運送農產品時,並不會那麼快就捨水路來就鐵路。鐵路在區域之內會有較佳的社會節省,鐵路對運送農產品的貢獻,不超過GNP的2.5-2.8%,區域之間由於有鐵路的創新,所獲得的社會節省大約只佔GNP的0.6%,因為沒有鐵路而損失的可耕地價值,約佔GNP的1.8%,若再把因而衍伸出來的間接損失算入,則約佔GNP的2.1%。

美國的鐵道系統出現一項特質,地區性的軌寬整合度很高,但全國性的相似度很低,美國的軌寬是由民間工程師決定,而這又受到他們之前的經驗影響,並不是最有效率、最具優勢的東西,就能存活得最好,也不在於規格上的優越性,而是歷史的偶然造成,這種路徑影響(path dependence)的歷史偶然現象,在度量衡上最常見,市場的需求,是規格統一化的重要推手,最後國際標準軌寬是4.85英呎,正是羅馬戰車的寬度,是兩匹拉戰車的馬的屁股寬度。

經濟現象和其他社會現象一樣,都會受到歷史路徑的影響,會受到遙遠的過去中,某些突發事件的影響,歷史的偶然是不可忽略的;這種動態過程的本質是歷史性的,歷史是重要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都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全然受到之前歷史的束縛。經濟現象會受到從前軌跡的影響,而非只受到當前條件的左右,在這種途徑依賴的過程中,歷史是重要的,歷史過程會有長久的影響力,即使只是過渡性的改變,都會產生長遠的效果,我們必須探討研究對象的歷史,而非只看當前的科技、偏好或其他眼前的事情。

英國工廠的組織形態很傳統,都是中小型企業,不易發揮規模效果。美國的製造業能在短期內成為龍頭,有一項關鍵就是地大物博,自然資源非常豐富,在1940年之前,美國的優勢幾乎都是能源密集型的製造業,耗鋁、耗鐵、耗油。

組成托拉斯的基本目的,是要獨占或寡占或大幅擴張市場占有率,使廠商能因而得到更大的利潤,或減低成本,使公司的產品在生產與行銷方面更具主導性,經濟上的托拉斯,不一定要把經營權委託給他方,只要是在經營上相互結合,以追求更高的市場掌控度者,都可稱為托拉斯行為。

主要有兩種類型:
  • 以金融控制為基礎的托拉斯
  • 以企業合併為基礎的托拉斯
單單把經營權或所有權委託他人,在法律上雖名之為信託(trust),但並不足以稱之為托拉斯。

1929年大恐慌期間,德國的問題比美國嚴重多了,外資眼見情況不妙,自然抽身離開,失業人數暴增,傳統產業的競爭力較差,打擊更大,從1925下半年起,失業人口急速增加到年低的220萬,然後逐漸下降回到1927年中的100萬,到1931年底時高達600萬。

希特勒在特殊時期用特殊手段,讓失業人口在24個月內減半:
  • 凍結薪資,不准上漲,讓工商業界能雇用更多人。
  • 凍結物價,讓民間的收入與儲蓄維持購買力。
  • 抑制進口,愛用國貨,擴大內需。
這幾項鐵腕鐵血政策成效顯著,使得希特勒的聲望與失業率的下跌、經濟成長的效果同步變化,人民的眼睛,對眼前的事情是雪亮的,對較長期的事情,反而是盲目的。


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 著,允晨文化出版,2010年08月。


2010年10月7日 星期四

經濟史的趣味 (2)銀本位與金本位 - 美元腳鐐與金融海嘯

先秦時期的金銀,主要靠長江流域供給,以楚國為主,15世紀初期明朝的版圖大增後,積極開採雲貴的銀礦,但平均年產量只有4-6噸,頂峰時約20噸,不夠急速增長的人口與經濟使用。美洲白銀約有1/3流入中國,明代中後期張居正推動一條鞭法,在稅制上最大的變革,就是用銀繳稅,1643年明代滅亡之前,大約有2.5億兩(9375噸)白銀,在中國地區流通。

1500年左右,中國的金銀比價約是7.5比1,每兩黃金的價格,約是每兩白銀價格的7.5倍,同一時期歐洲的金銀比價,以法國為例,約是13比1,歐洲與中國之間的金銀價差,在套匯的積極作為下,很快就收斂了,到了1650年時,中國的金銀比價已高達14比1,和法國的15比1相當接近,這表示兩件事:
  • ‧中國的白銀存量已大幅增加
  • ‧已追上世界的金銀比價,從銀荒時期的金賤銀貴,轉為歐洲式的金貴銀賤。
美洲白銀在16-17世紀大量流入歐洲後,產生兩項長久的影響:
  • 解除了15世紀以來的流動性危機:金銀的供給數量,原本不敷鑄幣的需求。
  • 造成物價革命:1世紀之內物價上漲3倍,但也播下17世紀經濟蕭條的種子。
1450-1650年間,中國米價的趨勢一直在爬升,開始大幅下跌是1660,一直跌到1700左右,有人稱這40年間為康熙不景氣,1500-1650年間,進口白銀大幅上漲時,地價卻長期下跌,表示外國白銀在明朝中葉到明末,確實幫助了中國經濟,但清初的康熙不景氣,恐怕要從內部去探索各種因素。

1870年以前,英、美等列強都是金銀複本位,黃金與白銀都是中央銀行用來發行貨幣的信用準備,國家規定黃金與白銀之間有固定的交換比例,19世紀中期約15.5比1。

英國因為貿易順差,累積的白銀太多,加上採礦與提煉技術的進步,導致白銀產量過多,造成銀賤金貴,1870年左右,以英、美、法、德為首的列強,因為國際銀價大貶,逐漸放棄白銀的貨幣功能,改採黃金單一本位制,簡稱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國必須公告幣值,金本位制是一種固定匯率制,英國在經濟衰退時,必須苦撐住這個匯率,目的就是要維持金本位制的基本特徵,即鈔票與黃金之間的自由與強制兌換。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一心想加入黃金俱樂部,但外匯不夠改採金本位,解決的辦法就是1894年發動甲午戰爭,痛打中國一頓,要求大量賠款,才夠本錢買西裝領帶在1897年加入列強的金本位行列。

中國因為外匯存底不足,沒有足夠的黃金當作發行貨幣準備,和外國貿易時只能用白銀報價,外國商人付款時也用白銀清算,所以稱為銀本位。因白銀的價格起伏不定,所以就稱為浮動匯率,1870年左右,由於英法德列強改採金本位,白銀失去貨幣功能,國際銀價大貶,因而大量流入中國,造成銀賤銅貴。

白銀價格下跌,等於是貶值,表示中國的出口品價格下跌,對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有利,更刺激國內產業的發達,中國的絲綢茶業磁器出口,只能換到不斷貶值的白銀。但是中國貨幣跟著貶值,進口買外國貨,就要付出更高的代價,但購買外國的輪船槍礮時,就要付出更多的白銀。簡言之,白銀貶值導致中國的貿易條件惡化。

中國在對外貿易上,是個銀本位的國家,自從國際放棄白銀本位後,中國貨幣的對外購買力大貶,真正的破壞者,是英法列強改採金本位,所造成的國際銀價長期下跌,1890-1898十年間貶了44%,對中國這樣的銀本位國家而言,這等於是外力強迫她的對外購買力貶值,1885-95年間,白銀的購買力跌了將近一半。

中國是銀銅本位,不是西洋的金銀本位,對中國真正有殺傷力的,不是銀而是銅,銅元價格因銀價下跌而相對地高漲,各省競鑄銅元所產生的劣幣效果,破壞了民間日常交易的銅元體系,日常交易的銅元劣質化,等於是物價急速上漲。

晚清的鑄幣權不在中央而在各省,財政困難的地方政府,立刻掌握機會大鑄銅元牟利。
  • 相對於白銀,銅元的購買力上升,所以只要能鑄出銅元,民間就有需求。
  • 為了大賺一筆,新鑄的銅元會保持原有面值,但減少成色含銅量。
  • 財政困難的甲省,會去搜購含銅量較高的乙省銅元,熔化後鑄出成色更低的銅元來牟利。
  • 民間自然會把成色較佳的銅元留下,把爛錢用出去,造成劣幣驅逐良幣。
1869年之後美國物價會下跌,那是因為貨幣供給的增長速度太慢,趕不上整個經濟體的成長速度,實質所得的成長速度,遠遠超過強力貨幣的成長速度,事情變成物賤錢貴,產品雖多但換不到錢,主要因為美國在1873年放棄原本的金銀複本位,要追隨英法德列強的金本位,也就是說,原本有貨幣價值的白銀,現在已不具貨幣功能,成為和銅鐵一樣的金屬而已。

19世紀末,美國西部農民反對金本位制,主張恢復白銀本位的功能,所提出的白銀自由化運動,目的是要讓任何人,都可拿銀子去銀行,要求鑄成銀幣使用。

一次世界大戰後,金本位制暫時中止,英鎊若不回復金本位,匯率就不容易穩定,因為無法用固定的黃金含量,來表示貨幣的價值,這樣就容易引發對英鎊的投機買賣,對全球的金融不利,大英國協各國想回復戰前的金本位,一方面用以控制貨幣發行量,二方面穩定各國的幣值匯率,三方面促進貿易的穩定性。

澳洲急著逼迫英國表態主因是擔心國內通膨變劇,澳幣的匯率不穩,熱錢流進流出投機套利,澳洲的經濟規模,沒有大到能獨立自主,國際金融的地位還不夠資格自行宣佈返回金本位,自有資金不足,要靠英國借資金、借黃金才夠用,另一方面,是澳洲的資本市場不發達,必須靠倫敦的支援。最後終於在1925年回復金本位,1931年9月21日,英國宣佈脫離金本位,列強跟進。

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的起因,說法有三種:
說法提倡者說明
產業結構說凱恩斯設備使用率不足(超額設備),雇用的工人數也超過產能的需求,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大恐慌的主因。
貨幣政策說米爾頓傅利曼聯邦儲備體系(類似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過度寬鬆,造成不正常的泡沫經濟,1926年之後的股價短期急速上漲,應該是狂熱性的買進,美國的金融當局已察覺經濟過熱,改採保守謹慎的貨幣供給政策。
企業界從商業銀行貸不到錢,自然轉向股市集資,若以1922年的指數為100,1926年中期就上漲到200,泡沫急劇漲大的時間,是1926年中到1929年10月,指數從200漲到接近400,這是如假包換的泡沫。股市圈內的信用貸款,反而急速上漲供投機買賣股票,這才是泡沫化的主因。1929年末的股價,遠超過上市公司的實質獲利能力,泡沫的必然破滅,1929年10月之後的自由落體,應該是失序性的狂賣與落井下石。
股利指數的變化曲線,在1922-8年間,基本走勢和股價相同,甚至可以說是「亦步亦趨」,表示股價和股利並未脫離,這是很健康的訊息。然而從1928年3月左右,這兩條線開始分道揚鑣,股價指數漲到400時,股利指數才剛超過260,表示股市的投資人,比上市公司的經理人,對公司的預期獲利更樂觀,甚至是太樂觀,這是泡沫化的另一個重要指標。
金本位說Barry Eichengreen、Peter Temin金本位有個大缺點:會員國的貨幣都以黃金為基準,貨幣價值,是釘住黃金價格的固定匯率制。如果美國的金融出現大問題,立刻會透過共同的固定匯率制,迅速影響各會員國的金融體系,稱為金本位的溺斃效果。
英國在強大的壓力下,1931年9月21日宣佈脫離金本位,各國積極跟進,金本位制終於崩潰了,正是因為1931年的金本位崩潰,世界經濟才有可能在1934-5年間復甦。

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後,金本位制在1931年廢除,白銀回復了它的貨幣功能,1934年美國的購銀法案,是把美國從大蕭條救出來的重要英雄,1932-7年間的物價上升14%,批發物價上升32%,農產價格上升79%。

美國硬把銀價拉抬起來,對當時仍採銀本位的中國來說,有兩項重大的影響:
  • 等於是用外力強迫中國幣升值,這會嚴重打擊出口貿易,中國銀子必然受到高銀價的吸引,大幅流向美國,造成貨幣供給大失血。
  • 中國的物價大幅下跌,簡言之,美國的購銀法案是以鄰為壑,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中國的痛苦上。
不論從價格或數量來看,中國的銀子並未被美國吸走,反而還因為國際銀價的持續下跌,而大量流入,購銀法案如果真的傷害到中國,並不是因為它的通過,而是因為它的廢除。

白銀被美國吸走後,貨幣供給減少,政府的財政必然更困難,只能擴大債務讓預算赤字化,1935年11月3日,蔣介石政府正式宣佈終止有幾百年歷史的銀本位,改採法幣制(紙鈔制),脫離銀本位後,政府印鈔票時,就可以不必顧及白銀的準備數量,導致過度印鈔,造成物價膨漲,在8年抗戰期間,貨幣發行量增加300倍,物價上漲得更快,將近1600倍,平均每年上漲150%。不過,對中國經濟有較重大影響的因素,是1931-7年間水旱災,對以農立國的經濟,所產生的衝擊才是廣泛深刻的。

1929-33年世界大恐慌期間,全球貿易量大幅萎縮,4年內萎縮到只剩1/3,929年世界大蕭條後,國際貿易變成區塊化、圈子化,其中的三個大圈子是:以英國為首的大英國協圈、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金本位國家圈、由德國帶頭的中歐圈。圈內各國的幣值相互穩定,但各集團之間的匯率則起伏不定。

哪些因素會讓不同的國家結盟?
  • GNP的水準很重要
  • 距離是最大的殺手
  • 地緣的鄰近性很重要
  • 原來的殖民地關係最重要
  • 共同貨幣圈也很重要
發展亞元有兩項好處:
  • 強化亞洲各國間的貿易、生產與經濟合作。
  • 減少對美元的依賴,減少因匯率波動造成的損失。
然而,亞洲各國沒有亞元的主因:
  • 經濟發展程度差異較大
  • 缺乏共同的政治意願
  • 缺乏有領導力的貨幣(錨貨幣)


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 著,允晨文化出版,2010年08月。
1929年大崩盤》 ,約翰高伯瑞 著,羅若蘋 譯,經濟新潮社出版,2009年07月。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Barry J. Eichengreen 著,牛津大學出版,1996年。


2010年10月6日 星期三

經濟史的趣味 (1)漢代錢幣與賦稅 - 開放創造市場,仿古造就空想

漢文帝登基的第5年(西元前175年),宣佈兩項新政策:
  • ‧鑄造新幣,名為四銖,每銖的重量0.651公克
  • ‧放鑄,開放鑄幣權,民間可以自由鑄造,私人鑄幣無罪
這是中國貨幣史上惟一的放鑄時代,文帝的放鑄政策只維持30年(西元前175-144年),之後收回鑄幣權,禁止民間私鑄,鑄幣權回歸中央後,還繼續鑄造四銖錢,直到西元前119年為止,四銖錢的壽命總共約55年,從出土的錢幣質量分析報告,可以看出漢代的各種錢幣中,四銖錢的品質最佳含銅量最高。


在放鑄政策下,政府賺不到鑄幣利潤,政府把原本由國家賺取的鑄幣利潤,轉讓給民間,鑄幣利潤是君主的重要財政收入,鑄幣權收歸國家因而成為常態,但放鑄並不表示民間可以鑄造任何重量、任何成色含銅量的錢幣,事實是政府會提供標準貨幣的樣本讓民間遵循,重點是要讓民間賺取鑄幣成本與錢幣面值之間的鑄幣利潤。

放鑄的目的是希望:
  • 透過民間的競爭,錢幣的品質會愈來愈好,國家的幣制可以更快統一。
  • 減少政府的負擔,不必支付鑄幣成本與發行費用。
文帝的放鑄政策,經過4個步驟才能成功:
  • 政府提供錢幣的形式和質量標準,稱為法錢。
  • 鼓勵民間自由鑄造,但質量不得低於法錢。
  • 提供錢衡,作為判別良劣幣的標準與仲裁工具,商民買賣所用的錢,都必須用錢衡(天平)測量實重,不可逃避,否則依條例處罰,錢衡的目的很簡單,持有各種貨幣的人,必須在公平公開的環境下交易。
  • 民間為了賺取鑄幣利潤,就會競相提高貨幣品質,良幣逐漸占上風,劣幣被逐出錢幣市場。
文帝之後的錢幣品質持續下降,主因是國家財政困難,必須盡可能賺取鑄幣利潤,到了武帝時,因為討伐匈奴需要鉅額財政收入,就廢止這套世上少見的放鑄政策。元鼎4年(前113年),貨幣鑄造權又由國家自民間之手收回,水衡都尉監督鑄造全國統一的良質銅貨五銖錢發行,政府收回鑄造發行權,五銖錢為再統一的法定標準通貨。

格雷欣法則,劣幣驅逐良幣運作的前提:
  • 在金屬貨幣的時代,政府強制規定好錢與爛錢的購買力相同,或良幣與劣幣有固定的交換比例。
  • 對貨幣的品質訊息不對稱,對貨幣的品質訊息不對稱時,劣幣容易在市面流通,行家把良幣藏起來不肯花掉。
但如果
  • 政府不必規定良幣與劣幣的交換比例,良劣幣之間沒有固定的交換比例
  • 政府放鑄,鼓勵民間自由鑄幣
  • 民間對貨幣的品質訊息透明公開對稱
格雷欣法則就有可能不成立,良幣確實有可能驅逐劣幣。

租稅徵收遵行政府收入(公用財政)與帝室收入(私用)的區別,大司農主管官衙,少府與水衡都尉兩單位職司帝室收入,東漢併水衡都尉入少府,漢朝帝室財政的龐大凌駕政府財政。對家內人的個別支配,方式則通過郡縣政治末端鄉的租稅徵收與徭役。
租稅人頭稅算賦別稱口算,以與財產稅算賦區別,課徵對象係15-56歲的成年人,不分男女,每人每年1算,定額120錢為1算。
口錢7-14歲的未成年男女,每年23錢。
財產稅算賦別稱貲算,對人民所有財產課徵的算賦,商人緡每二千錢一算,工業末作四千錢一算。
算車船交通運輸工具稅,武帝加徵。
算馬牛羊家畜稅,武帝加徵。
山澤園池市井之稅市稅具市籍而固定開設店肆的商人,非挾雄資而行商意味的賈人,市有管理的專設官署,於市內營業的商人也除戶籍外需另辦登錄,稱市籍,市內同業商店比排成街,名以為肆或列。
海稅漁業的漁稅
徭役力役更卒凡15-56歲男子,每年1個月交代,於居住的郡縣義務勞動,從事公共設施木土工事
兵役正卒自屆23歲的成年男子中,選體檢合格者,接受都試的訓練,亦至56歲服役期滿
衛士有徵往首都充當中央禁衛軍(南、北軍)1年的義務
戍卒每年3天,調邊境防備部隊,從事國土警戒,得納公定價3日300錢的更賦,由官方代辦代理人擔當
黃金為上幣,秦以1鎰為1金,漢以1斤為1金,錢是通用的計算單位,1金折算萬錢。

新莽王朝的託古改制是空想的國家社會主義,大略有十項:
  • 仿居攝事,給自己的新王朝找歷史根據
  • 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
  • 依古文經書為典範設置郡縣
  • 改頒吏祿,重訂官俸
  • 復井田制,行王田制,即土地國有制
  • 五均賒貸,設五均官平抑物價
  • 改革幣制,廢止漢朝五銖錢,改鑄今金1種、銀2種、龜4種、貝5種、錢6種、布10種,共5物6名28品貨幣發行,一系列齊整數字的政策推行。
  • 釋放奴婢
  • 行巡狩禮
  • 改定祭禮
王莽收天下土地均為王田,奴隸改稱私屬,一律禁止買賣,恢復古代井田制度,男子不滿八口家族而田超過一井的,所有餘田分與親戚鄰里。其實王莽要做的是土地國有制以及地權平均,但他又以復古為己任,所以把王田制和井田說勉強牽扯在一起,牽動全國基本生活的王田制,應是新朝崩潰的重要因素。

井有法之義,效法、法則,雖不見於《爾雅》,但在金文中卻可常見,在殷商甲骨文與周金文中,井字未見作水井解的,在《詩經》與《尚書》內,也都看不到井字,在西周之前,水井不像後世那麼重要。軍隊作戰時若需要空地,為了要有平坦的地面供戰車奔馳,以及有足夠的空間讓士兵列陣,可以塞井夷灶,所填塞的井,是軍隊為了獲得飲用水所挖的井(野戰井),棄井隨即用土塞平,能在短時間內塞井,可見挖得不深。

泉水在西周以前是飲用水的主要來源,尤以貴族為甚,百姓在有天然流泉可飲時,也不太願意鑿井,要到春秋中期人口密度大增後,水井的重要性才漸顯露。在西周之前,沒有用過井水灌溉,大約是要到戰國時,鑿深井的技術較成熟後,井水在灌溉上才逐漸有輔助性的地位,而且是以灌園為主。

中國古代的數學,對幾何圖形的研究不夠發達,幾何進展不如同時期的西方,形狀不夠規則的田地面積,不易準確估計,求面積的方法,基本上是長與寬的相乘。對於不整齊圖形面積的估算,慣常的做法是截長補短,這就涉及到人為的估計,如果分割為許多小方塊之後再相加,計算者的判斷更會影響結果,這些技術上的不準確性,會給經手官吏上下其手的機會。

井田說源自《孟子》,孟子在滕國的時間大概是西元前323-320年計3年,然後遊梁遊齊,孟子當初替滕國所規畫的是井地方案,即井字田,目的是在正經界,將每1平方里的耕地,稱為一井,用井字形的阡陌分割成9塊,古時劃分線的實體是封洫,每塊面積約1百畝,以家為單位,而以餘夫之田作為補充。

圭田則可能位於城外郭內的郊,以便照顧,圭田、野地這兩種土地的面積都比較小,價值較低,對公平性的要求也不太嚴格,所以孟子就把稅收的方式留給滕文公自定了。

清初入關後,由於明朝遺下許多無主的莊田,而清朝的東來諸主、勳臣以及八旗兵丁無處安置,就把這些土地分發給他們,圈地是順治11年(1654年)覆准,圈地的分配原則是,諸王以下依職爵不同而異,壯丁每名25畝,普通旗民每人30畝。

清雍正朝要安頓墮落與危害社會的旗民,設立旗人井田區:
時間從雍正3年(1725年)至乾隆元年(1736年),只有11年,試行時間很短。
範圍河北省的順天府與保定府,共2府4縣17村,總面積20939.2畝。
官員管理員1名為最高負責人,管理井田相關事務,以革職大員內誠實有年紀者充任,主要的職責是約束井田民戶。
勸教1名專管井田戶旗民的刑政與教養,使不敢妄生事端。
驍騎校專治軍事,維持井田區的治安。
催領8員專事催取公租。
鄉長1名專供督率農務交糧,並稽查逃盜、賭博等事。
資格井戶受過刑事處分的旗民,送到井田區內約束改造,自16歲以上、60歲以下,各授田百畝。
堡戶受過刑事處分的旗民,不種公田也不納糧,只給地30畝。

11年間有180井田戶,其中一半90戶先後退出,其餘90戶不能服田力穡,雖然有免費的耕地和必須的經費,但要他們自食其力,是不可奢求的事,初始的動機與目的成為必然失敗的原因。

戰國到文景時代的氣候是溫暖期,武帝時期是氣候溫暖期轉入小冰期的過渡期,到了元帝時期正式進入小冰期,王莽時代低溫和災害達到高峰,東漢初期的氣候是西漢小冰期的延續,桓靈時代氣候惡劣的程度不下於王莽時期,西漢末期會有嚴重的社會動盪,和當時的氣候有密切關係。

自始建國3年(11年),黃河堤防潰決,下游河床變到而發生大氾濫,中國南北同以連續的水旱饑饉與被迫流亡,大量人民非餓死、凍死,便轉化為盜賊,北方以山東地方起源,染赤眉毛以與前往征討政府軍區別的赤眉軍,指導者係貧農出身的樊崇,移動至泰山山中為根據地,南方農民軍則以湖北省綠林山(日陽縣東北)為據點而稱綠林軍,首領王匡、王鳳、馬武、王常。


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 著,允晨文化出版,2010年08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 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