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和當時絀黃老的而章六經的合法思想，實不相容，思想傾奪之風已成，使他不能不直說理不可據，智不可恃，然而他的激於義理的思想，正表現出反抗精神，主張一道不可遍循，而要省察時變，應物咸宜，百家之旨，都是務為治的，欲用之在我，不干涉之意，正是司馬談崇尚道家的內心隱處。
漢初文景武三世，儒道爭霸相當厲害，文景雖立博士，但並不甚好儒，似在道家政派氣壯之時採取折衷政策，直到武帝初，和竇太后鬥爭，開始由兩面而倚重於儒，竇太后死後，才清算了道家。《淮南子》與《呂氏春秋》同係雜家巨擘，但基本思想則是道家，寓有以道家之道統一諸子百家學問的意味，正是漢初黃老之學風靡的結局。
淮南王劉安在主觀上用陰陽五行之說合配於道家，以總統百家自居，淮南王的野心是通過政權爭奪的實質而展開學術的鴻烈旗號，持陰陽道家的聖學和通學，與儒者的俗學和文學相抗，漢初統治階級之間儒道之爭是各以外道互詘，以遂其政爭的目的，淮南王劉安的道家旗號，與司馬談的道家要旨不同，司馬談是托重言以全百家，而劉安則是托黃老以統一百家。
劉安以陰陽道家之旨為超乎時空而居於百家之上，大聖終始之德的總道理，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和漢代統治階級的宗教思想沒有多少差別。陰陽消長和五行變異是教人測譏祥的，漢代從武帝待詔金馬門、宣帝正五經同異於石渠閣，都是在國教形式之下，把古代的思想加以庸俗化、宗教化，劉安的野心也不例外。
淮南王非議申、韓、商鞅，實際上是針對了漢廷來施行攻擊，重人治，國之所以存者，非已有法，以有賢人也。分割、不相干預的調和思想，又導出對於智能的輕視和對於思辯的抹殺，依此反對名、墨諸子，以齊俗觀念出發，對於百家，主用黃老的道術來駕御，從精神上的齊俗，要求實際上不使習俗相反，所謂有術以御之，這樣就可以稱王稱霸了。黃老之術貴因循，尚權變，從漢代起就給了中國官僚政治的作偽裝假以一套法術。
司馬談評儒，重指末流，而非籠統地反儒，似以陰陽家與孟子有源流關係，荀子反對當時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並開啟營於巫祝，信禨祥的風氣，以荀子為戰國學術之綜合者。
荀學到了漢代和墨學首先衰微，賈誼思想中的荀學餘緒實在是有價值的諸子遺產，對人民的同情，主觀上要求統一矛盾，而客觀上卻暴露出封建制的殘賊公行制度中的矛盾，以為做皇帝的，從小孩做人起就積習禮義，長大了便是積禮義的善人，皇帝是善人，施布正義，天下人臣就全是向禮義的善人了。
漢代異端思想，起於賈誼，賈誼通過屈原的〈離騷〉路徑，繼承變〈風〉變〈雅〉的悲劇思想，客觀上從人格的矛盾來說明制度的不合理，和現實的俗人俗政不可兩立，屈原因以自諭，與司馬遷之借晏嬰以自況是相同的，辭句多出《莊子》的〈齊物論〉、〈養生主〉等篇文意，從自然天道觀的相對無窮，到知識論的相對無真，以至人生觀的死生齊一，結論為莊子的委命知命。
戰國儒墨互絀，被漢初儒道互絀所代替，墨家在此時首先遭絀，墨學的愚民之欲，墨俠正是游俠，其後轉為民間的宗教。柳宗元辨《晏子春秋》，論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者，皆出於墨子，斷為墨子之徒所做，司馬遷之重視晏子，頗有以墨反儒的暗示。漢代墨者轉化為游俠，與儒者轉化為博士，兩相對照，其流變顯示出時代的學術鬥爭演化的顯明痕跡。
劉敬和叔孫通合傳，劉敬的和親獻策開中國封建制皇朝屈辱政策的創例，叔孫通的創禮儀，創對內的獻諛。叔孫通止於看到漢高祖要羈馭群臣的心裡，而面諛禮儀，董仲舒更看到武帝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依據春秋大一統之義，配天下之常經，立古今之通誼。
朝廷的威儀與紀綱，也悉本法家的宗旨，叔孫通所定的是朝儀，不是制禮作樂，是秦的朝儀之延續，期間頗有增損，以適應時代的需求。叔孫通能夠在大時代終打滾，歷事十主，全靠他見風轉舵的識時務本領，出言吐語，雖然自以為不是鄙儒，但為正宗儒生所不齒。叔孫通的一套禮儀佈置，董仲舒的一套春秋大義，除了反映封建制的不周於用的浪費外，更是虛偽的宗教儀式。
中國地志《尚書‧禹貢》名義上記夏禹時之事，實質內容係戰國後期地理知識集大成，反映中國九州劃一統治與統一國家構想的成熟。中國周邊的地理書《山海經》與《穆天子傳》，考訂同自戰國時代編定。
班固承襲了劉向、劉歆父子人文主義的傳統，〈藝文志〉完全抄襲了劉氏的《別錄》與《七略》，〈藝文志〉乃《七略》的節本，所謂《別錄》繁矣，《七略》從簡，班固裁為〈儒林列傳〉，編為〈藝文志〉，則簡而又簡，班固其正宗思想之細意委曲在乎擁漢，正是班固、司馬遷同異的核心，以後各朝代正史的編寫體裁，基準直接便是《漢書》。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 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史記的故事》，司馬遷 著，鄭樑生 編譯，志文出版社，1977年06月。
0 意見: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