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各地有餘糧，大都會流入直隸，儲存起來以預防欠收與饑饉，這造成了直隸米糧市場的雙層結構：
- ‧上層是由國家主導的軍公教米糧市場
- ‧下層則是農村地帶的廣大民間市場，特點是孤立性較高，商業化程度較低，政府不插手干預
清中葉至清末期間(1738-1911)，直隸地區糧食市場的兩項重要特徵：
- 河北省內的米糧市場整合度愈來愈低，麥與粟的市場整合度在18-19世紀之間，離散度增大兩倍左右。
- 河北與奉天(滿州)、長江三角洲的米糧市場整合度，卻愈來愈高。
主要的原因是陸地狀況不佳，陸運成本太高。在水運方面缺乏水路網，東西向的運送較方便（因為大江東去），南北向的運送較困難。走陸路，每石糧的運費約40分錢，走水路的話約6分錢，相差將近7倍，這種不利的狀況，一直要等到有鐵路之後才有明顯的改善。
關外走海路運送成本較低，每年有上千糧商，用八百艘船載運幾十萬石糧入關圖利，關內與關外的糧價有同步起伏的傾向，雙方的麥價相當同步化，粟價則較有差距，直隸與江南糧價同步化的趨勢較低，奉天對直隸米糧市場的影響，明顯大於江南的貢獻，清中葉之後影響江南糧食北運的一項重要因素，是太平天國戰亂時期，運糧體系被破壞了，19世紀的濟饑成果，相對於18世紀反而是退步的。
長江以北各省的佃農比例，大約是10%-20%，但在長江以南，除了雲貴的27%，都在40%-50%之間。貧迫賣地說(debt-sales)，即生活窮困農民被迫賣地，轉向地主承租耕作，貧迫說在華北與偏遠地區是合理的解說，但對江南富庶區就不適用。
因商業發達而造就不少富商，衣錦返鄉後，通常大買農地保值。但他們又不住在農村也不耕作，因而造成租佃比例增高，江南以稻米為主，很難大規模耕作，屬於勞動密集型的農業，不在地的地主因而有較高的動機把耕地佃出，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農民租佃土地可以擴大耕作規模。
明初到清末(1400-1900)之間，人口大約增加4倍，但耕地只增加3倍，平均可耕地的面積縮減，江南土地的另一項吸引力，是灌溉率較高，平均有70%的農地可以灌溉，而華北農地平均少於15%。天災和太平天國之類的人禍，造成明清時期超省際的大量人口流動(移民潮)，圍地活人是華北不具備的條件，而這是江南佃戶大增的主因。
24歲以下的年輕婦女，有放棄母親身分的傾向，因為她們還年輕，日後還很容易受孕，愈年輕的母親，愈有消除女嬰的傾向，因為她們要把生育的資源與機會，留在日後生男嬰。同時有男女嬰的母親，在逃難的狀態下，較傾向於留下男嬰，20歲以下的母親，最有不保留女嬰的傾向，這個比例，隨母親的年齡組增高而下降，年齡較高的母親，子女歲數較大，已無法放棄子女，她們日後的生育機會減少，不敢輕易抛棄子女。
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歐洲人為了賺黑心錢，不顧道德毀了華人健康，吸走大量白銀，1840年之後，雖然有林則徐這類的抵制，但一方面吸食鴉片已蔚為風潮，二方面鴉片的高利潤，吸引華人把進口轉為自產自銷，繼續自我殘害，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40年間，國內的鴉片產量迅速超過進口量，國內大幅種植鴉片的原因，有一項主要因素是財政性的，地方政府可以增加稅收，各地軍閥靠種植與販售鴉片，來籌措軍費與行政費用。
鴉片對止痛、退燒很有幫助，20世紀之前，鴉片是方便、普遍、相對廉價的重要醫療物，通稱為土藥。真正重度的上癮者，在人口比例中不超過2%。1879與1906年比較：
- 總吸食人口增加約0.5億
- 女性吸食人口大幅增加
- 全國的總吸食量大約增加1倍
在流感發生時受孕的人，健康指標都明顯地差，政府應該增加對胎兒健康的投資，長期的效果：
- 這對全國人力資本的健全性會有助益
- 會減少許多慢性病的醫療費用
- 減少許多社會福利開支
鴉片戰爭後，列強在通商口岸設工廠，雖然清廷未准，但亦無奈，直到馬關條約後才正式合法化。外國在華設置貿易公司，最早是葡萄牙人在1511年，就和中國有貿易關係，1858年首先開放給英國內河航行權，准在長江流域貿易，1907年之前，英國占內河航業相當重要地位，日本也見利介入，另組公司，至1936年，外籍船公司有30家，710 艘船共810萬噸。
列強在中國投資消費產業的原因，大約是中國進口關稅提高，且逢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口困難，尤其是棉紡業，各國對華的投資，以運輸最重要，礦業比例甚小，製造業以棉紡為主，初期直接投資大都是用來建築最具革命性的建築－鐵路，列強在華築鐵路，以政治軍事目的為主，旨在侵占勢力範圍、運調軍隊、維護在華利益，商業利益並不重要。
中國尚有自主權，外商僅在通商口岸及租界有自由經營權，內陸的礦業與航業仍受嚴格限制。外來的消費品接納力低，加上國民購買力低，通商口岸的新設製造業利潤不理想，列強很少把投資利潤匯回本國，造成中國經濟枯竭的現象，這和其他落後國家不同，Singer-Prebish-Myrdal的吸光理論在中國並不適用。
中國首次向外舉債，是1861年東南各省因大平天國之亂而向外商借款。1893之前幾乎全是軍事目的，1894-8的借款，則為對日甲午戰役之賠款，1899-1911年間的借款，90%用在建鐵路，至二次世界大戰為止，國內盈餘多用在地區性的建設，鐵路則多靠外資。自首次向外借款(1861)，至七七事變(1937)為止，借款的44%花在軍事費用，賠款對象也以日本為主。
清廷向外舉債負擔甚重，利息平均約5%，尚須付銀行佣金0.5%、其他費用和匯率變動之風險。鐵路的經濟貢獻，是減輕運輸成本，刺激各項工業發展、創造就業機會，但盈利幾乎等於應付利息，當時清廷國庫收入的43%，用來支付對外賠款，只好鬻官募款，但仍不足，此種窘況，直到1930年代國民政府財政改革後才好轉。1935年貨幣改革發行法幣後，中國銀行才有能力與外籍銀行競爭，1930年代，上海進出口業90%以上，仍靠外國銀行融資。
1902-1930年間，資金外流反而比資金內流大，因為支付利息與投資利潤的匯出金額，比資金內流量還大，外國匯入中國的投資額，只占直接投資總額的4%，可見外國的直接投資額，多半是轉投資而來，列強之所以對華投資，最有利的條件，是因為不平等條約所享的特權，不願大量增資的原因之一，是利潤率並不高。
1912年之前，是列強資金流向各殖民地的黃金時期，英國有三分之二的資金流向新殖民地，列強對華的投資額比例不大，因為中國已非新殖民地區，可耕地區人口稠密，更重要的是文化相當深固，外來事物不易打入。中國的對外貿易，外貿占國民所得的比例甚小，最高時只有12%，對外依存度甚低，中國與其他殖民地的經濟背景很不相同，沒有出口品過度集中的現象，中國的外貿在1864-1937年間，只有六年無貿易逆差，但這些差額在國際收支帳上，已被各國對華的投資，以及政府貸款彌補而抵消。
1936年中國每人分得的外資額，假定人口為4億5千萬，只有美金8元，日本是中國的三倍。不過外資在沿海通商口岸，畫了一條經濟界線，隔成現代與傳統兩部門，廣大的內陸人口，除了鐵路和部分礦業外，與外資幾乎毫無關聯，所以用per capital來算，並無實質意義。
外資的助益約有：
| 模擬效果 | 外資替中國創造有利的投資誘因與環境，傳入新技術、新觀念於各行各界，開闊華人眼識，倡導者。 |
| 連鎖效果 | 外資在華的活動，並未摧殘傳統部門，反而使其更有競爭力，更趨向現代化。 |
《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 著，允晨文化出版，2010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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