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在關鍵貨幣的概念下運作得愈成功，銀行營運就愈危險，亦即關鍵國家的營運愈危險，且關鍵國家因自身貨幣制度瓦解而癱瘓的風險也愈高。國際貿易的衝力主要是由競爭貿易提供，市場會被曲解，但不會被妨礙，消費者有任何選擇時，市場就會主掌大權，跨國企業和它分佈在世界各地的事業間的關係，不再是建立在所有權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策略結合的基礎上。
援助只能當作一項刺激，主要的成長必須源自貧窮國家本身的資源，有效的援助扮演著釋放當地能量的催化劑，世上沒有哪一個社會沒有足夠的資本，缺乏的是資本的有效需求、真正利用資本的需求。問題裡沒有發展潛力，處理問題只能防治崩塌，無法以這種方式建立新發展。
從本質上來說，援助會導致問題，而非機會，援助將往需求最大處，而非成效最大處前進，援助比較可能製造依賴，或至少是讓依賴繼續存在。仰賴援助讓經濟學家的道德主義凌駕於經濟學之上，激起他們掌控並阻礙發展的慾望。檢驗援助貧窮國家的方法就是，接受援助是否讓窮國更具生產力，經濟的成本水準，是由最具生產力資源的成本所決定的。
經濟學中不可能有穩定的均衡，唯有動態不均衡(dynamic disequilibrium)才能提供全面就業，成長總是不均衡，不過，唯有成長中的經濟可能處在均衡狀態。馬克思超越了他的時代，知道成長將成為一個重要問題，而19世紀的經濟學家卻把成長視為理所當然，生產力是經濟理論及經濟政策的主要變數，利用生產力是否增加來檢測經濟理論及政策的正確性，才是現代經濟生活的重要事實，也是自工業革命以來兩世紀的重大經濟改變。
經濟政策將以經濟資源生產財富能力的真正改變為核心，而不是經濟資源的重新安排，理論必須以這項假設為出發點，經濟理論的焦點，必須從以往一直強調的成本轉移到風險。在成長經濟中，經濟政策的目的必須是讓經濟能承受更大但更適當的風險，獲利的主要問題是利潤是否夠多，足以容許經濟承擔成長所需的風險。
人們必須付錢購買天然資源、勞力和資本，資本就是控制當今資源及將資源應用到未來期望的力量，在一定限度內，人們將可將這些資源互相替代，但目前經濟學家把這些要素是為對生產的限制和束縛，得支付某種代價才能克服。技術的變革與創新，是經濟事件，以經濟目的為出發點，存在於經濟資源發展改變中，並使資源重新分配。
是新知識而不是資本，更非勞力，引發生產力，資本流動是為了回應由更多新知識生產力所創造的更多機會，而創造這些新知識者就是工作者與管理者，企業家精神，是為新事物創造並指揮一個組織的能力。
不滿意外在報酬有損績效，滿意報酬卻對績效無益，外在報酬稱為保健因子(hygiene factors)，知識工作者需要的是績效導向的組織，而不是權威導向，知識工作本身沒有階級可言，因為知識不分高低，對特定工作而言，知識只有有關與無關之分，我們必須讓人們退出組織的主要原因不在於員工年紀大，而是必須為年輕人創造機會。
一直以來，我們所能做和所做的事，都是目前稱為技術二大要素的工具和工作組織所塑造出來的，工具和工作組織大多決定了人們想要成為什麼，知識已變得有生產力，是有系統、有目標獲得資訊並系統化應用之，而不是科學或技術。
知識可能是中立的，但我們處理知識的方式絕不可能是中立的，我們正碰到追求知識的實際限制，必須把資源做合理的分配。邏輯與法則都無法被預測，一切都只是後見之明的重點，歷史邏輯與法則可預期的只是可能性，所有事情同樣可能發生，也同樣可能不發生。
學習三大關鍵要素：
- 資料的有效序列
- 藉由重複來確認
- 學習者樂在其中並自我激勵
學科不是年輕人最重要的學習要項，學習方法才是，最重要的不是特定技能，而是使用知識和系統化學習的通用技能，以此作為表現、技能與成就的基礎，人類的自然演變不是從通才變專才，而是從專才變通才，讓人成為通才的是依據經驗掌握某項專長的能力，亦即將專長與其他東西連結在一起。
蒙古人於13世紀入侵中國後，反對獨立思考和藝術創意，利用儒家學說只講究讀寫能力和純屬模仿的通才教育，把其他東西排除在外，不到一個世紀，中國就變得僵化，失去了從事、想像、感受任何新事物的能力。電腦的目的是要讓我們不必把時間花在控制，而把時間花在需要準備、想像、人際關係和創意的工作上。
教育年限的延長只是效應，而不是肇因，是工業先進國家長期發展，造成預期工作壽命劇烈改變的結果，科學農業及科學管理才是真正的英雄，是延長工作壽命的兩大主因。
青春期不是一個自然的階段，而是人為的文化狀態，青少年同時生活在兩個年齡層，他們的文化年齡(cultural age)比實際年齡要低，文化年齡是由個人預期壽命決定，或至少是以個人有生產力的年限決定，文化年齡主要取決於個人被期望的行為及情緒成熟度，我們預期壽命愈長，人們的文化年齡就愈低，人們在15歲時生理與心理的成熟度與文化成熟度之間的差異，就是青春期，青春期是個人能力被期望、被允許之事的衝突期，是一個含糊不清的時期。
知識經濟的一些原則：
| 知識工作不會導致工作消失 | 知識經濟的一個重大特色是，知識工作本身又會創造出更多的知識工作需求，顯然是沒有止境的。 |
| 知識不會淘汰技能 | 只有當人們將之運用到某件事情上，才成為知識，在知識經濟中，重要的是新舊知識都可應用，知識運用者的想像力和技能才是關鍵。 |
| 研究思想或技術的史學家忽略了讓新引擎和新流程得以實際運作的工具專家，工程學出現，亦即整理出每一項特定工作的適當方式，也改變了工作與工作團隊，為工業革命揭開序幕。 | |
| 擁有更多產量的關鍵是更聰明地工作，生產力的關鍵是知識，不是辛苦揮汗，泰勒否定了一直支配無技能勞工生計的薪資鐵律。 | |
| 引進知識確實為生產力及工作者的生活帶來劇烈改變 | 目前的問題不是缺乏選擇，反而是選擇過多，有太多選擇、太多機會、太多方向讓年輕人慌張失措和分心。 |
| 知識機會主要存在於大型組織 | 雖然知識工作者不是勞工，當然也非無產階級，但他仍是受僱者，但不是部屬。 |
新技術只是一種潛力，把這項潛力轉變成事實的是行銷，唯有在嚴重短缺的情況下，東西才不需要行銷，要從終端來檢視整個企業並進行行銷，純以行銷觀點來看，產品和企業對顧客的重要性微不足道，或根本不會注意到，顧客只關心滿足、只關心自己的需求和期望，企業界人士必須學會把行銷當成創新的力量來實踐，真正的新事物通常無法滿足已存在的需求，真正的新事物會創造新的期望、制定新的標準、產生新的滿足。
高層人事時常變動就跟高層無法勝任職務一樣糟糕，唯有管理高層認清自己的重要職責是設法以有目的之行動，將半成熟的構想轉變成新事物時，才能真正讓組織創新並脫胎換骨，把目標訂得太低，是創新形組織負擔不起的一項風險，管理型形組織設法將可能的損失降到最低，而創新型組織卻必須把可能的成效擴充至最大。
組織不是為了自身而存在的，組織是手段，是負責執行某項社會任務的社會公器，組織的目標是要對個人和社會做出特定貢獻，除非組織先有目標，否則管理就不可能實現，重點不在媒介，而是依靠媒介所傳遞的特定經濟滿足，以及企業期望藉以獲取報酬的特定貢獻。
不在於組織與管理本身，而在於它們在社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組織所應當關心的，不是本身的生存和發展，而在於如何解決外界社會的問題，然後全心全意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以滿足社會要求。組織必然會破壞社會既有的穩定秩序，以至於和社區發生衝突，社區所追求的，乃是穩定。
組織的問題不是缺乏創意，問題出在組織的惰性，總是促使我們繼續已經在做的事，行動決策極少以意識型態為基礎，關鍵問題是「先做什麼？」而不是「該做什麼？」，各個定義需要不同的才能，也界定出不同的市場和成功，專注是組織的法則，組織本身就存在一種分隔，決策者與執行者之間的分隔。
社會責任法則，是把對人的影響降到最低，組織有義務預期可能的影響，組織的社會責任，就是預期社會的需求，並將其轉化為可創造績效及獲利的商機，尋找機會是組織的道德要求。大企業不是為員工而存在，企業的績效存在於自身之外，機構的目標絕不能是成員自己的目標，滿足成員不是、也決不能是社會中多元主義組織的首要任務和檢驗標準，組織應該要做的是滿足組織外的人，追求存在於組織以外的目標，在組織以外達成績效。
政府是一個防護性機構，推陳出新並非它所擅長，事實上它無法放棄任何事情，無論什麼事，政府一著手進行，那件事就根深柢固，再好的行政團隊也無法改變，在政治環節中，除非醜聞發生，否則沒有人會注意持續進行的例行工作，在所有機構中，企業是社會唯一能使之消失的機構。政府機關是履行明確特殊部分工作的社會機關，政府機關的所有權屬於社會大眾，管理階層由政府當局指派，兩者並無關係，讓政府機關成為主權的一部分便是霸佔權力，有必要在政府機關和政府之間劃清界線。
現在年輕人發現組織社會加諸他們身上的決定重擔，令他們恐懼，因而起身反抗，他們想要退出，這樣就不必決定、不必選擇、不必負責，但規避決定一樣也是個決定。組織的社會要求個人對相關事項做決定，組織社會要求個人付出自由的代價就是責任，對自由的唯一保障，是限制各機構做好自己的工作與使命，蔑視權力只是讓權力更具壓迫性，權力必須被使用。
不論組織的合法地位或所有權，各組織都是有特殊用途的工具，組織為履行其特殊用途而採取必要行動才具有正當性，決定組織在法律上是否具有正當性的是功能，而非形式。在多元主義社會中，個人要有自由，機構就必須有自主性，讓組織發揮執行力並保障個人自由，所有組織都是自治機構且具有限制。
多元主義社會是一個制衡權力的組織，多元主義社會的危險不在於被哪一個利益團體支配，而在於瓦解為無所適從及制衡權力相互競爭的僵局。動亂只是徵兆罷了，這些社會症狀反映初更深一層的社會轉變，症狀本身不是社會改變之處。
《真實預言！不連續的時代》，彼得杜拉克 著，陳琇玲、許晉福 譯，寶鼎出版，2009年08月。(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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