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2)明代－去衣行杖後才有龍場頓悟

元末群雄大都接受「彌勒降生，明王出世」的信仰，其實是明教(摩尼教)、白蓮社、彌勒教等民間宗教的混合品，明王朝建立之際，朱元璋陣營中形成了儒生與武將相持之局面，武將與士卒多為明教信徒，可以接受佛教，但未必能改從儒教，洪武元年明太祖在宗教活動方面有兩件大事：

• 二月舉行祭孔子之禮，為政權取得合法性。
• 為了防止別人繼續利用明王的名號爭天下，閏七月下詔禁白蓮社、明教等淫祠。

洪武二年便明詔停止孔子通祀，以示對於儒釋道三教無所偏袒之意，要到洪武十五年四月才再通祀孔子，這時元朝殘餘勢力已掃清，天下太平，不用過分顧忌將士的宗教情緒了，明太祖對孔子既無特別尊敬之意，也沒有什麼惡感，徹頭徹尾只是政治運用。

明太祖為治理國家之故，不得不用士，但內心對士卻十分憎恨，總是疑心士不把他這個皇覺寺小和尚出身的大皇帝放在眼裡，以朱熹注的《四書》取士，是沿襲元代舊制，對所謂朱學並無認識，也無興趣，但為了政治上的需求，不能不作出詔求能為朱氏學者的姿態。

明中葉以下皇權的運用完全操之於宮奴(宦官)之手，無論是儒學的價值或士大夫的地位在朝廷上更為低落，扼於明代的政治生態，士大夫祇能獨善其身，而絕望於兼善天下了，欲保性命而已。

明朝在刑罰上不衷古制，自創的有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殿廷撻人雖然是從隋文帝開始，不過由於隋祚甚短，未能形成傳統，去衣行杖更是明代一個非常殘酷的變更，從此死於杖下的人越來越多，首當其衝的就是王陽明。

王陽明與張載、程顥、陸九齡不同，最嚮往的楷模不是平治天下，捨我其誰的孟子，而是窮居陋巷的顏回，這也就是說，他祇能追求內聖，無力兼顧外王了。

通過喚醒每一個人的良知的方式，來達到治天下的目的，儒家政治觀念上一個劃時代的轉變，不妨稱之為「覺民行道」，與兩千年來的「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

良知有二層社會含義：

• 第一層是把理從士的壟斷中解放了出來，成為社會上人人所能有，因為天理即是良知。
• 第二層即將公共的理分散給每一個人，良知雖是心體之所同然，但大同之中不妨小異，因為它畢竟是依附在每一個人的身上，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承認了個體良知為決定是非的最終極權威，高於兩千年來普遍接受的公共權威－孔子。

陽明之學後來藉泰州學派竟至風行天下，關鍵在王陽明與王艮一晤。

明代理學三階段：

• 第一期理學家如薛瑄、吳與弼、陳獻章等人的講學，僅限於少數師生之間討論理學內部的心性問題，無論是著述或語錄也都流傳在很小的師友圈子之中，在社會上幾乎沒有顯著的影響可說。
• 從王陽明、湛若水開始，講學的性質忽然大變，不但門徒眾多，而且超出士之外。
• 晚明士大夫在危機最深重之際，忍耐不住，起而與皇權作正面的對抗，這便是著名的東林運動，念頭不在世道上，對陽明覺民行道的大宗旨毫無感應，他們的主要興趣集中在究竟通過何種工夫來證良知的本體。

無論是16世紀中葉以後陽明學壓倒程朱官學，或12世紀下半葉，從乾道初年起，由於張栻、呂祖謙、朱熹等人的努力，程學才逐漸進佔了科舉的陣地，取代王氏新學，淳熙以後道學轉盛，科舉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推波助瀾之力。

《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余英時 著，允晨文化出版，2004年07月。★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余英時 著，聯經出版，2004年05月。
《士與中國文化》，余英時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01月。★
《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余英時 著，時報出版，2007年03月。★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余英時 著，程嫩生、羅群 譯，聯經出版，2008年06月。
《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王陽明 著，陳榮捷 註，台灣學生書局出版，2006年0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