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在其皇帝生涯的早期能夠成功地剪除其餘所有的權力競爭者，不僅應該極大地歸功於官僚地主階層的普遍支持，也應該歸功於一些富有而強大的商人家族的支持。法律對商人階層的限制在高祖皇帝死後就鬆弛了。
禁止一個人同時從事二業的法規可能出現在東漢明帝(西元58-75年)早期，而不是光武帝時期，二業指農業和商業，禁止從事商業的人從事農業，西元68年之後，劉般上奏明帝報告說由於地方政府濫用法規，窮困的農民被禁止從事漁業，極大地增加了他們的困苦，建議廢除這一法令，得到明帝的贊同。
除了商人之外，駐防的軍隊也促進了邊境貿易的發展，自戰國時期以來，在軍隊駐紮的地方尤其是邊境地區就已經有了軍市。後來軍市不但擴展到了內地，而且在漢代的軍事系統內趨於制度化，每個軍市通常任命一名軍市官員為軍市令負責管理。
把漢代駐防士兵參與邊境貿易的場所區分為三種類型：
- 軍市
- 關市或互市，邊境集市，當邊境和平的時候，駐防的中國士兵就像商人一樣，與胡族人進行貿易。
- 邊境城市中的普通集市
漢代存在三種類型的對外貿易：
- 邊境貿易
- 與西方國家的陸路貿易
- 海上貿易
- 活商品
- 其他物品
從中亞和西域進口的物品主要由兩大類構成：
- 可口的美味，如葡萄乾和葡萄酒等
- 大量的奢侈品，其中毛皮和羊毛紡織品占有特重要地位，除了裝飾性價值外，玉還有重要的宗教意義。
邊境貿易
中國與匈奴之間的官方貿易開始於文帝時期的邊境市場(關市)的設立，匈奴入侵主要是出於貪圖中國的物品，而如果這些物品能夠通過和平渠道即貿易獲得的話，戰爭就有可能避免。邊境市場成為匈奴人經常光顧的地方，以至漢朝軍隊有時可以在那裡對他們進行突擊。邊境市場不僅是商品交換的場所，而且始終是可以獲得精美的中國食物和酒的地方。
涼州或者河西的整個邊境地區出產上好的家畜，王莽統治末期，竇融力求謀得屬國都尉的任命，監管那裡的羌人和其他胡族人，河西大部分的財富來自國際貿易，對於各國商人來說，至少一直到唐朝時期仍然保持著中心地位。胡市每天要開放四次，顯示漢朝時期河西地區漢人與羌人之間貿易繁榮程度。
早在武帝時期，就在幽州(北京)設置了烏桓校尉負責管理烏桓人，東漢時期在上谷寧城重新設置，管理漢人與烏桓和鮮卑之間的貿易，胡市是令烏桓人滿意的，在邊境保持了大約半個世紀(西元58-103年)的安寧。上谷胡市極繁榮，當黃巾起義使中原地區陷入混亂之中時，據載有超過一百萬人曾向北逃亡到幽州尋求避難，胡市的財富接納如此多的流民。
在漢朝所有胡族人中，鮮卑可能是對貿易最感興趣的，把貿易強加給別人是十分典型的鮮卑經濟行為，一旦不能從邊境市場上獲得他們所需要的東西，鮮卑人就會開始劫掠，中國即使不與全部也是大多數的鮮卑部落之間存在著官方的貿易活動。
西漢初年，相對大規模的走私貿易似乎是在北部邊境，尤其是中國和匈奴之間進行。走私貿易由兩個不同的但實際上又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構成：
- 禁止出口到外蠻夷的中國物品
- 沒有政府簽發的旅行證明而跨過邊境或者到胡市與蠻夷人進行貿易的中國商人
- 能夠直接加強蠻夷軍事力量的武器和弓弩、鐵等戰略物資
- 有助於增加他們的經濟來源的生產工具如農業用具、金屬製品和家畜
對進行各種官方旅行的國家使者，要簽發不同類型的金節，而商人運輸貨物需從政府那裡獲得竹節。節只不過是認定持有者身分的一個憑證，而傳則詳細地說明持有者在旅途中攜帶了什麼東西以及他要到哪裡去。
節有兩種類型：
- 用於水路旅行，有效期為一年，使用的船隻不能超過150艘。且不能攜帶牛、羊及馬等家畜。
- 用於陸路旅行，有效期也是一年，免費通過關卡，馬車被限定為50輛，在用牲畜或者苦力代替馬車運送東西的情況下，10頭牲畜或20個苦力算作一輛馬車，攜帶武器是被嚴格禁止的。
在武帝統治時期又出現了另一種稱為過所的通行證形式，旅行者攜帶以便在通過關或者津的時候出示通行證件，在西漢時期剛剛引入符傳制度的時候，通過某種方式聯合使用，從東漢王朝開始，過所似乎就單獨用作通行證而不必用傳作輔助物了。
道路的建設和維護成為所有郡級和其他各級地方政府的職責，漢代政府努力改善水路和陸路交通，主要是受政治和軍事方面的考慮所驅動，但是追逐利潤的商人從來都不會忘記利用公共設施為他們的私人目的服務。
漢代有兩種不同的車輛：
- 馬拉的車，多被官府用於公事。
- 牛或驢拉的車，驢主要因其低廉的價格、托運重物的能力以及對艱難長途跋涉的忍耐力而受到賞識。
- 靠槳推動的船
- 竹木製造的筏，在非常早階段，中國東南沿海的竹筏就已經發展到能夠進行遠洋航行的程度。
在最初的時候，關可能只是作為檢查點，出於邊境防禦的緣故，對所有人進行檢查，不過各國政府很快發現在這些檢查點向商人徵收通行稅是有利可圖。
陸路貿易
雲南晉寧石寨山墓葬群可區分為三種類型，在最晚的階段，即從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純粹漢代中國風格的器物在隨葬品中似乎佔據了主導地位，很大一部分肯定是通過貿易的方式從中原帶到西南夷，證明漢朝時期存在著名的印度-緬甸-雲南陸上貿易通道。
考古學家們傾向於認為，琥珀的供應來源之一可能是緬甸、雲南地區，中國所用的琥珀實際上是由鄰近緬甸邊境的哀牢地區沿著從緬甸進入中國西南部的古代貿易通道供給的，琥珀另一個可能的來源地是波羅的海，皆為漢代中國人所知曉。
在中國與羅馬的絲綢貿易中，安息人更多地是起了中間人的作用，而不是消費者的作用，像商隊徵收高達25%的關稅使安息變得非常富庶，在西元161-165年間的安息人戰爭之後，愈來愈多的中國絲綢被印度人通過海路帶到了羅馬。
在東漢時期，絲綢被更加廣泛地用作交換媒介物，東漢時期相當數量的絲綢被儲存在北部和西北部邊境沿線的許多地方，漢朝政府很可能將其當作一種貨幣形式用來支付給士兵。
西漢時期，中央政府建立了兩個著名的絲織品作坊，分別是東織室和西織室，東漢時期保持了一個類似的作坊，除了山東之外，四川是另一個絲綢製造中心，東漢初年，紡織業作為一種私營的家庭行業在四川非常發達。
羅馬商人的確在建立與漢代中國之煙直接的商業往來方面表現了極大的熱情，在前近代中國，西方商人為了便於在中國進行貿易活動而自封為使者是相當普遍的作法。罽賓等西域國家從來沒有派遣過貴族或者高級官員到漢廷來朝覲效忠，相反，他們的商人總是以進獻貢品的名義來到中國，明顯帶著尋求機會與中國人進行貿易的目的。
除了絲綢，據說漢代的鐵器也抵達了羅馬帝國，中國比古代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更早發展起鑄造鐵器，已成為既定的考古事實。匈奴的鐵文化，尤其是他們對鐵兵器的使用，是大約西元前1世紀的最初25年間在漢代中國的直接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在西域國家之一的尼雅發現了年代為西元1世紀到3世紀之間的冶鐵工廠遺址，到西晉時期(265-316)已經非常發達，以至胡鐵工具開始往回進口到駐紮在邊境上的中國軍隊中。
東漢王朝建立的時候沒有再採用先前中央對鹽鐵的專賣制度，相反地採用了一種地方化的制度，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緊緊存在於幾個非常短暫的間隔時期而不是整個朝代。光武帝和明帝時期，鹽鐵產品向私人競爭開放。
漢代中國擅長鐵器製造，建起了48個官營冶鐵作坊，工人人數從幾百到一千不等，官營作坊中人力通常有兩個來源，應徵士兵和罪犯。鐵器的使用也推動了灌溉系統的改良，中國北方的灌溉主要依靠水井，而且鐵器的使用就使得挖掘大量的水井成為可能，更多可耕荒地的開墾以及連續的豐收實際上被描述成了昭帝和宣帝兩朝(西元前86-49年)的主要特徵。
銅繼續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被使用，但主要用於製造大量的鏡子和錢幣，尚方即皇室的作坊，專門製造精美的青銅鏡，地方的作坊通常都是建立在那些發現有豐富礦的地方，青銅業不是國家壟斷的。漢代銅鏡是春秋戰國時期發展起來的風格的延續，其非常重要的創新是帶有銘文，根據漢朝時期銘文的變化，可以看出青銅鏡正在日益成為一種大眾化的商品。
漆器、青銅器和玉器三類漢代產品不斷地從西域的許多遺址中出土，大部分肯定是通過貿易而抵達西方，早在漢朝時期就已經有了中國銅鏡和玉飾品的仿冒品，無疑意味著在中國邊境之外對這些商品有著強烈的市場需求。
漆器是當時的另一種重要出口物品，漢代的漆器製造達到了完美的階段，四川和河南都是漆樹生長的地區，因而自然而然發展成為商業中心，出土漆器上有銘文，但沒有銘文的漆器數量更多，可能不是來自官營作坊，而是由私營作坊製造的。
漢代的地方作坊總是被建在那些生產原材料的地方，可以視為計畫經濟的雛形，正是大量政府控制的作坊為漢代皇帝提供了無數用於供給胡族的帝國禮物，而在羅馬帝國，東部是工業和製造業區，西部則是巨大的原料寶庫，形成有趣的對照。
海上貿易
在西元開始之前很早的時期，中國不僅已經和東南亞人建立了貿易關係，而且通過海路和印度人也建立了貿易關係。中國與越南部分地區之間的商業關係肯定是在西元前3世紀末或者西元前2世紀初建立起來的，中國向越南的擴張也是以貿易為先導。
呂后統治下的漢朝與趙佗統治下的南粵之間的不友好關係，最初是因為長沙王的誹謗所導致的一些令人遺憾的誤解所引起的，又因貿易禁令而全面惡化，文帝時，漢廷對南粵採取了一種新的有好政策，最終導致了趙佗的屈服。
中國人與印度人之間的民間商業交往至少在開通西域之前的漢朝初年就已經開始了，來自中國內地的絲綢必定首先輸出到于闐，然後再轉運到印度。從王莽時期到東漢初年的幾十年間，中國和西域的關係全面斷絕，中國-印度的海上絲綢貿易可能因陸路貿易線的斷絕而變得更加繁榮。西元159和161年，印度使者兩次到漢廷來納貢，都是取道日南從海路前來的。
西元166年第一次來到漢廷的羅馬使者和西元226年抵達中國南部名叫秦論的羅馬商人，分別都是經日南和交阯從海上航行而來，至少在東漢時期，如果中國與羅馬帝國之間有間接的經濟交往的話，也是通過海路進行的。
官員腐敗的傳統延續到晉朝時期(265-420)，交州刺史和日南太守總是非法提取海洋國家進獻給朝廷的貢品的20-30%。東漢末年士燮(136-226)任交阯太守時，交阯的街道上滿是胡人，很可能是胡族商人。
海上貿易被置於黃門翻譯人員(譯長)的掌管之下，黃門這一機構屬於少府，受皇帝之命為朝廷採購奢侈品，譯長的貿易之旅是代表皇帝進行的。中國的貿易使團隨身攜帶了用於交換外國珍稀物品的黃金和絲綢，這肯定是關於漢朝絲綢輸出到南海的最早記錄，除了陸上絲綢之路以外，還存在著一條以印度為中介的海上絲綢之路。
到西漢末期，不僅玻璃製品的數量有極大增加，而且質量也有相當大的提高，並且懷疑可能與當時海上貿易的繁榮有關。
與追求長生不老的道教興起密切相關，由於相信東海某個地方存在著名的長生不老的仙人居所三神山，眾多燕、齊之王派遣信奉長生不老的方士前去尋找他們，在統一的秦漢帝國時期，皇室更是大規模地尋求東海中的不死之藥。
在漢朝時期，中國不僅和朝鮮建立了密切聯繫，而且也開始和日本及東海上的其他島嶼進行接觸。西漢時期就有一百多個倭人小國家定期向中國進貢，可能就是九州北部的居民，倭國分別在西元57年和107年運送貢品到漢廷，光武帝還賜給倭王一枚官印。
整個東漢時期，中國和朝鮮各國及各部族之間的貢納關係在總體上得到了良好的維持，遼東太守起了決定性的重要作用。三國吳國政府派了大約7000-8000人沿著海路去和遼東建立商業關係，有著明顯尋求與公孫家族聯合抗魏的政治動機，也想從遼東獲得馬匹的急切願望。
胡化和商業化
貢納體系的基本組成部分－貢品和禮物的交換，不過是用經濟方式對帝國政府與胡族人之間這種政治關係所做的儀式性表達而已，貢納體系不僅僅在對外關係領域起作用，是整個漢帝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不僅與胡族人有關，也與中國人有關。
珍貴物品，主要都是奢侈品，而且極其昂貴，只有皇帝在他私人生活中才能享用它們，在國家財政層面上，一點兒也不能增加中國的財富，相反減少了中國的財富。皇帝對外國珍寶的興趣並不僅僅是看重它們作為奢侈品本身的價值，也有榮譽性價值，貢品是臣服的象徵。
東漢時期的洛陽一直有西域胡商社區存在，是最重要的佛教中心，對外貿易與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之間的關係立刻變得很清楚了。楚王英是第一個皈依佛教的中國人，後來桓帝(146-167)對老子和佛陀兩者都進行祭拜，從此以後，平民百姓也開始信奉佛教，由此在中國興盛起來。佛教征服中國的歷史過程，從貴族開始，然後滲透到大眾之中，是一個從上層社會向下層社會發展的過程。
導致胡化的原因，不僅是因為外國商品被不斷引入中國，也是因為愈來愈多的外國人由其次外國商人不斷來到中國，就像對中國臣民的要求一樣，胡人在中國旅行也使用同樣的通行證明過所。到漢朝末年，中國的上層社會不僅胡化的程度相當深，而且任由自身經受強烈的商業化商業影響，西元2世紀，地主階層一年之中有9個月都普遍在從事各種貿易活動，當時商業的普遍繁榮，以至皇帝也熟悉商人的生活，私營旅店的發展主要是因為行商的增加所致，可以看到胡化和商業化這對孿生歷史力量的統一性和具體化。
《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余英時 著，鄔文玲、李彤、汪小烜 譯，聯經出版，2008年06月。
《中國古代經濟史稿》，李劍農 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
《士與中國文化》，余英時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01月。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嚴耕望 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1990年。
《勞榦學術論文集：甲編》，勞榦 著，藝文印書館出版，1976年。
《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勞榦 著，聯經出版，2006年07月。
《孫毓棠學術論文集》，孫毓棠 著，中華書局出版，1995年。
《鄭德坤古史論集選》，鄭德坤 著，商務印書館出版，2007年11月。
《北朝胡姓考》，姚薇元 著，中華書局出版，1962年12月。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 著，昆侖出版社，2006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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