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宋高宗、孝宗、光宗到寧宗，乃至於清乾隆、嘉慶、道光到咸豐的傳承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好的領導人不只要有雄韜大略，要有規劃執行的能力，最重要的反而是培養優秀的接班人，才有可能創造長治久安、基業長青的企業或國家。宋孝宗在高宗逝世後，其構想是為未來的光宗佈置一個大有為的新局面，先從改革內政做起，為恢復做好充足的準備，復讎之舉則必須留給新皇帝去完成，孝宗此舉與內禪合而為一，他的設計是通過人事的更換，為新皇帝建立一個以理學型士大夫為主體的執政集團，來逐步實現他的構想。
宋代皇帝與士大夫同治天下的基本權力結構，臺諫尤其是宰執的第一道屏障，自王安石取得非常相權以來，宰相如果得不到臺諫的支持，則執政必不能持久，許及之拾遺、薛叔似補闕是專為劾去王淮而設立的，這兩個職位淳熙十五年一月設立，十六年三月又復廢除。
以神宗與孝宗相提並論，肯定兩人都是銳志改革的皇帝，孝宗晚年親自選定周必大、王藺、留正和趙汝愚這四個人，以輔佐光宗的，他們具有兩個共同的特點：
- 其人必能積極推動孝宗求治愈新的改革構想
- 其人深得理學家集團的信任，必能與理學派士大夫合作
- 無論是薦士還是重整臺諫，理學集團與官僚集團之間的衝突都表現得十分激烈。
- 朱熹雖未直接參與這兩類活動，但卻與之都有重要關涉。
孝宗在淳熙十五年一年之內親指名擢用的理學陣營的成員，其中祇有尤袤(1127-1194)一人年逾六十，其餘如薛叔似(-1221)、詹體仁(1143-1206)、黃裳(1146-1194)、劉光祖(1142-1222)四人當時都在四十多歲的盛年，羅點(1150-1194)最年少，還不到四十。
張栻由於父親張浚的關係，早年便以得到孝宗的賞識，隆興元年(1163)孝宗重召張浚，計議變更和議，張栻是居間傳話的人，數得孝宗召見。
詹體仁在朱熹門人中，具有兩點特色：
- 護衛師門的情緒十分強烈。
- 政治能力最強，朱熹與權力世界之間的溝通，往往發生媒介作用，在外王領域內，詹體仁是朱熹的最重要和最出色的門人。
周必大對於道學的不滿，主要是由於朱熹門人造成的，朱熹門人的活動方式在乾道、淳熙之交已在士大夫中引起反感，確屬事實，道學家早有恃學傲人的聲名，並非盡出政敵的捏造，自負已得千載不傳之道，故對於不信其說的人往往盛氣相向，即周必大所謂恫疑虛喝，反以人為蹇淺，這樣一來，他們首先便製造了大批思想上的敵人，再進一步，不少思想上的敵人又轉化為政治上的敵人。
鄭景望即鄭伯熊，伊洛之學在永嘉的衰而復振，他的貢獻最大，周必大認為理學或道學先內後外的新取徑雖有可取，但也有危險，往往使學者以為要獲見道體，則一切迎刃而解，甚至自負已達到了聖賢的境地，以聖賢自居之意，與張栻所說的以聖賢為準，意義根本不同，因此他寄望於張栻、鄭伯熊能善於施教，防止這一流弊的出現。
大承氣湯與四君子湯都是藥名，前者是猛劑，後者是緩劑，朱熹主張大更改，故主張用大承氣湯，周必大是緩進論者，故用四君子湯，他們兩人的根本政治分歧在此，與周必大四君子湯作風不同，留正在擢用理學型士大夫方面，頗能顯出大承氣湯氣概。
李韶的證詞說，淳熙時期他猶見渡江盛時生民富樂，吏治修舉，外任理學家的澤民努力至少是有一部分貢獻的。
孝宗有意內禪雖與三年之喪和太子參決相先後，但內禪的時間表最初並未確定，顯然需要充分的時間作最後的政治部署，憲聖催他放下與兒曹絕不止一次，這一壓力多少打亂了內禪的時間表，以致在部署未竟全功之前他便不得不退位了。
太子參決全出孝宗個人的決定，並以內降手詔的方式出之，所以外廷的討論僅限於典禮的細節方面，每日侍立便是參決，對於一位頭髮已白的四十二歲太子而言，畢竟是難堪的，未見太子有一言參決，事實上，在參決期間孝宗正在緊鑼密鼓進行他的二重奏，而且他心中仍存著孩兒尚小的觀念，對太子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蓋天下之心宗乎二人，則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必起，讒間之言起，則父子之隙必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此古今之大憂也，皇權的分立在淳熙十四年十一月太子參決之時便已開始。
孝宗比高宗小二十歲，紹興三十二年受禪時年三十六，這一先例對於光宗必有重大暗示作用，因為它和孝宗之間的年齡差距也恰好是二十年，不難想像，在淳熙九年，光宗三十六歲的前一兩年必已如熱鍋螞蟻一樣，日夜期待著這個大日子的到來，此期限一過，孝宗仍安居帝位，內禪遙遙無期，他的失望與怨憤更可想而知。
光宗婚事竟由高宗一手包辦而成，高宗退位後仍然當家作主外，也暗示他對光宗或已寵愛有加，慈懿李皇后，安陽人，父李道，本戚方諸將，故群盜也，高宗在退位不久即與戚芳部屬李道聯姻，自有籠絡民間武力的用意，但由此可知李后絕未受過儒家禮法的薰染，因此也不能恪遵尊卑長幼的秩序。
光宗追求帝位的急迫表現不能排除李后背後所發揮的督促作用，在長期共同生活中，李后的價值意識對光宗必然發生了日積月累的浸潤作用。
光宗通過憲聖向父親施壓力，企圖早日舉行內禪。在光宗的心中，儲位毋寧是高宗與憲聖所賜，而非得之於孝宗。
孝宗在最後一年多乾坤獨御期間，上有屢施壓力的太后，下有迫不期待的太子，以致部署未畢，已不得不草草禪位，神宗有足夠的權威頂得住來自皇權內部的壓力，是孝宗無法望其項背的。
葛邲不但在孝宗朝與王淮接近，而且是光宗朝官僚集團的領袖，光宗以太子身份參決庶務已將一年，皇權一分為二的形勢以明朗化，王黨為了加強自身在新朝的權位，自然刻意攏絡太子左右的人物，葛邲恰好是他們爭取的一個重要對象。
光宗即位後，權源已正式移轉到新皇帝的手上，太上皇孝宗的影響從直接變為間接，周必大和他的理學家盟軍因此失去了孝宗在位時期的絕對優勢，新皇帝最信任的人不是左相周必大或右相留正，而是知閤門事姜特立，即所謂近幸，王黨便利用這一空隙，通過姜特立而展開對所謂周黨的全面反攻。
新皇帝與理學集團之間雖然關係比較疏遠，但在太上皇的壓力之下，也不便公開偏袒官僚集團，由於皇權已分裂為二，光宗的正式皇權和孝宗的幕後皇權，官僚集團終於找到一條與理學集團相抗衡的途徑，即通過光宗的近幸以鞏固並擴張己方的勢力，姜特立與官僚集團沆瀣一氣絕不能由於他以近幸的個人身份招權預政，其實是在執行光宗的意志。
孝宗公開站在宰相一邊與近幸為敵，也是極不尋常的事，這真是歷史的絕大諷刺，孝宗在位二十餘年，信任近習是他的一大特色，早期有曾覿、龍大淵，也是潛底舊人，中年則有張說、王朴，即使姜特立最初也是由他賞拔而得幸於太子。
孫逢吉因論劾結交近幸的官僚，光宗不從，他堅持求去，離開臨安時，兩學之士數百人出祖關外，無疑是一次大規模的抗議行動。
薛叔似與許及之在二、三月間有很嚴厲的諫言，王黨乘機激怒光宗，終於併補闕、拾遺二職也同時廢去，黃掄藉著光宗廢除補闕、拾遺兩個諫職的案子，挑起新皇帝對諫官的普遍厭惡，在光宗決定臺臣的時候，他又企圖阻止從臣薦人。
唐代設立補闕、拾遺此兩個職位，正是為了向皇帝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黃掄以諫官的身份公開反對忠諫，以免暴露皇帝的缺失，這等於取消了諫的基本功能。
劉光祖在殿中侍御史的任上先後至少論劾了官僚集團中五員大將：葉翥、沈揆、陳賈、黃掄和范處義，他的攻勢之猛烈可以想見，正由於攻勢猛烈，他在臺端才69日而罷。
林大中繼劉光祖而起，進一步穩定了理學集團對於臺諫系統的基本掌握，更在紹熙二年(1191)九月說服了光宗召趙汝愚為吏部尚書，由於趙汝愚進入權力核心，光宗退位前的政治部署才得以順利繼續下去。
光宗即位後必曾重申皇極為最高施政綱領，即國是，這是皇極的觀念在光宗時期忽然成為思想家聚訟所在的根本原因，皇極在王淮執政時期曾發揮國是的作用，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訓之，後世因之，遂以為含容姑息、善惡不分之目，如曾布之建中、王淮之皇極，皆是也。
皇建其有極作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朱熹則強調人君必先正心修身，然後才能建極，這是從正面立論。
朱熹一向不滿意南渡以後高宗把君權提得太高，皇極新解便是針對著這一局面而提出的，依此新解，則人君祇需修身為民樹一標準，此外竟不必更有所作為，很顯然的，他的皇極即是從無極而太極中分殊出來的，要求皇帝作無為而治的虛君。
光宗的精神失序主要是孝宗的壓力逼出來的，在孝宗的最初設計中，他早已預定由光宗來執行他的更改構想，他假定自己與高宗之間的關係可以成為光宗受禪後遵循的模式，即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侍善之餘，因此一月四朝對於他是無比重要的，一月四朝是定制，避無可避，精神失序是他唯一的解脫之道，這才是他心疾發作的真正原因。
光宗對父皇有四疑，前三疑涉及殺害與廢立，第四項責善之疑，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孝宗平時責善必是疾言厲色，而光宗則已忍無可忍，視太上皇如仇敵了。
光宗因心疾之故，既不朝重華宮，向太上皇請安，又不能上朝，處理國事，以致引起朝野極大的不安，自紹熙三年十一月開始，當面或上疏乞請光宗朝重華宮的，幾乎清一色都是理學集團的主要成員，幾乎無日無之，太學生也群起發言，或上書皇帝，或移書大臣，這也是他們的政治主體意識的清楚表現。
一月四朝是高宗禪位以後南宋的祖制，孝道更是儒家文化的中心價值，官僚集團無論如何也不敢公開表示異議，祇能消極地不說話，以盡可能避免對光宗施加任何道德的壓力。
理學集團成員一致認為一月四朝知禮絕不可廢，陳亮竟獨持異議，恰好道中了光宗的心事，蔣來叟擬此卷在前五名之內，使光宗得以親閱其文，必出於一種刻意的安排，使光宗可以不行一月四朝之禮而依然心安理得，因而獲得親擢第一之榮，這是官僚集團通過貢舉制度在政治上壓倒理學集團的一大傑作。
光宗雖在孝宗退位前周密部署下登基，但是他也是一個很固執的人，並不甘心也不完全信服太上皇的安排，在病前不能把定他的皇權，現在他與父皇既已公開破裂，祇要不放鬆把定，孝宗的幕後皇權無所施其技了，把定之說尤為吃緊，亦即抓緊權源，不必受太上皇的干擾，在宮內完全得力於李后。
光宗自紹熙二年末心疾發作以後，一月四朝之禮基本上已中止了，孝宗既失去責善的唯一管道，他的政治部署自然也陷於停頓，四年春光宗病情好轉，但在李后及內侍宦官的影響之下，他對孝宗之疑卻也發展到了最高峰，不但不再接受責善，而且在用人方面竟開始與太上皇正面抗爭了。
紹熙四年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是出自太上皇孝宗的意思，但是像光宗初即位時召他入朝一樣，阻力又再度出現，察官持不用宗室為宰執的聖訓阻止這一任命。
趙汝愚擁立寧宗是趙汝愚與理學集團繼續孝宗晚年部署的第一等大事，趙汝愚雖是宗室，卻不能直接干預皇室，逼光宗內禪，幫助他完成這一大事的主要有三個人，詹體仁、徐誼、葉適是在幕後促成內禪的三個關鍵人物，三人都是理學家，卻能通過極複雜的人事運作而達成使命，其政治活動能力之強，可見一斑。
紹熙五年(1194)，朱熹奉召而來，由官方安排行程，他入都最後一站即是浙江亭驛站，因此朝士才得以預知他到達的時間和地點，群往迎迓，六和塔之會又不止是一個普通的歡迎儀式，而是在朝理學集團的一次政治座談會，樂觀估計趙汝愚以宗室與執政的雙重身份開啟了新局面，大規模的革新計畫大有立即展開的可能。
朱熹對帝王的心理，認識得非常深刻，這也許是他為什麼再無可奈何之中，特別要向寧宗講正心誠意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是如果要求思想與性格都早已定了型的皇帝從先涵養做起，那便永遠不會有得君的一天了，寧宗受不了朱熹的嚴辭督責，事事過問，才是被逐的主要原因，急於致君行道才是朱熹不能久於其位的根源所在。
朱熹煥章閣待制侍講職位在閏10月21日正式解除，任期止於閏10月20日，從10月5日到閏10月20日，恰恰是46日，《慶元黨禁》的記載根據在此，從他本人的立場說，他是在10月10日才拜命的，從10月10日算起，至閏10月20日僅得41日，舉成數言，故約立於朝者四十日。
南宋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即宰相辭免時期往往出居浙江亭待報，事實上，這一習慣延自北宋，北宋宰執辭免都出居汴京城外的觀音院待罪。
餘杭門，俗呼北關門，北關外是水陸交通最繁盛的地方，所以也設有官方驛站，當時一般高級官吏請辭也往往在驛站下以待朝命，正如宰執之在浙江亭，人數較少的小規模祖餞在北關外的驛館中則是履見不鮮的。
陳騤與趙汝愚同堂而不交談，又與劉光祖有宿怨，則其人與理學集團處於勢不兩立的敵對地位，可想而知，既是官僚集團的領袖，此時趙汝愚執政，則唯有通過近習才能取得皇權的支持，韓侂冑與慶元黨人本無深仇積怨，直因不得節鉞，以賞薄怨望趙汝愚。
慶元元年趙汝愚被逐，太學諸生上封事，扣麗正甚急，韓侂冑欲斬其為首者，寧皇只從聽讀，當時同銜上者六人，世號六君子，周端朝、張衡、徐範、蔣傅、林仲麟、楊宏中，六君子最後以扇搖國是定罪，尤可見在執政派眼中太學生以成為一股可怕的政治力量。
慶元時期攻偽學最賣力的三個人便是李沐、胡紘與劉德秀，同為京鏜所薦，則京鏜為韓侂冑謀主，證據確鑿，再無致疑之餘隙。
陳賈是何澹的姑父，向來預其議論，王淮執政時期先後所薦儒學政事之臣40人之中，京鏜居於首位，而何澹也高居第四，這是慶元時期官僚集團的兩大領袖人物，但何澹其實年位俱淺，何以得王淮器重如此？這當然是由於陳賈的關係。
憲聖皇太后令寧宗下詔就偏建中，代表了皇權一方面關於息止黨爭的主張，但官僚集團則大為慌張，深恐理學集團又將死灰復燃，因此劉德秀等才出面力爭，終於詔文不必更及舊事改為不必專及舊事，這一字之異便使官僚集團有權對理學士大夫窮追到底而根株斷除之。
韓侂冑不但是憲聖的姨姪，而且還娶了憲聖的姪女，寧宗之立便是由他向姨母溝通結果，他之取得皇權完全出於這雙重姻親關係，韓侂冑在趙汝愚死後便有意逐漸開放黨禁，但因官僚集團抗拒甚力，一時不能付之實踐而已，堅持禁偽學到底的是官僚集團，不是皇權，也不是韓侂冑。
慶元五年臣僚有一篇關於辨治的疏奏，大致是對於朝廷融合黨偏，咸歸皇極的新意向提出一種警告，皇權方面又重申三年前救偏建中的要求，官僚集團此時已無法再用逆黨兩字作擋箭牌，因此祇能提出辨治之說，加以阻遏。
官僚集團用虛構的道學、朋黨、皇極三論將天下有智之士都排擠在政府之外，使本身日益佞庸化，而獨據權力中心，其後果自不問可知。
慶元六年朱熹去世，理學集團早已風流雲散，但官僚集團也到了曲終雅奏的時刻，這便是南宋政治史上兩大集團從互動中出現與成長到互動中止而同時解體的全部過程，宋代儒家的政治文化也耗盡了它的全部活力。
《朱熹的歷史世界(下冊)》，余英時 著，允晨文化出版，2003年008月。★
《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余英時 著，允晨文化出版，2004年07月。★
《足本宋元學案》，黃宗羲 著，廣文書局出版。
《宋明理學概述》，錢穆 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1992年01月。
《朱子學提綱》，錢穆 著，三民出版，1991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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