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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地約4.5公頃的木柵杏花林，是由四代同堂的張家所共同經營的休閒農場，第一代張丁頂已高齡85歲，負責照顧杏花林區，可以不時看到他拿著鐮刀在陡峭的山坡上除草，，第二代張智揚將原先以栽重茶樹為主轉型為種杏花，同時負責茶葉的管銷，第三代張欣柔、張依平則分別開發了生態導覽解說課程與DIY體驗教學。
不過，現在花市裡賣的或是農場所謂的杏花，絕大多數都是重瓣桃花，觀賞用的重瓣桃花品種很多，一般統稱為「碧桃」，這個園藝界一直以來的張冠李戴現象，主要是為了爭取銷售佳績，有人苦等桃花，有人卻怕桃花上身，算來算去只有一半的市場，杏花與幸運聯想在一塊，人人都愛，但是台灣大概只有清境附近的梅峰農場看得到。
梅峰的海拔高度2100公尺，屬溫帶氣候，年均溫13.7度，自10月份開始入夜就有降霜情況，也就是溫度在0度以下，對台灣人來說是很難忍受的寒冷，但卻是杏花開花前的低溫需求，枝條裡待發的花苞，經歷一段時間的低溫之後，等到天候轉為適合的暖度再配合水份，花苞就會冒出頭，準備綻放美麗了。
杏花林的背後是待老坑山，又稱德高嶺，海拔382公尺，三等三角點1095號，是木柵與新店的界山，向西續行可以到優人神鼓昔日練習的優劇場，向東則是銀河洞越嶺路線。
銀河洞發現於1911年，於1914年依洞興建呂洞賓廟，又於1958年重新改建，廟旁有飛瀑凌空而下，泉質甘甜美味，其中又以呂洞賓神像左手中流出來的靈泉仙水最為特別，常有信眾來此暢飲或攜裝回家。
此外，銀河洞也是一個充滿歷史的傳奇的地方，據說抗日英雄白馬將軍陳秋菊曾利用銀河洞的天險，與日軍周旋，日軍始終無法擊敗他，直到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改採安撫招降的政策，才在1898年順利消弭陳秋菊的抗日行動，投降日本之後取得樟腦煉製專賣權因而成為巨富，蟄居於深坑鄉間，其義軍成員後來成為日本政府開通北宜公路的開路先鋒。
登銀河洞也可以從北宜公路進入，由銀河洞站牌循銀河路走30分鐘到慈善寺，廟旁小徑即為登山口。
2009/03/15 與CFR賞杏花未果，均已花謝葉生。
1925年，台北人口逐漸增加，飲用水不足，總督府開始尋覓新水源，終於發現紗帽山南麓湧出的地質水，為理想的民生水源，且地處高處，可依賴重力送水至山下，由台北市役所於1927年規畫開發，1932年3月完工。
同時，利用調整井和天母的200公尺高度的落差，興建三角埔電廠進行水力發電，可得916匹馬力電力，光復後，由台電接收，將電力輸至士林變電所。
在大台北地區，人氣最旺的步道恐怕非水管路步道莫屬，雖然也稱為天母古道，但是卻不是先民開闢的古道，而是日據時期所開闢的運水路，步道入口在中山北路七段232巷的三角埔發電廠附近，自登山口出發，得爬上約一千三百級石階，總長約1公里，一路有粗黑色水管和龍眼樹林相伴。
石階盡頭處，有個水龍頭設施，可以在此清拭汗水，左轉就是長達1.6公里的平緩步道，也是水管路步道的精華路段，媲美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二子坪步道，沿著山腹，林木蔽天，即使在盛夏時節步行其間，也涼爽無比，並可眺望天母、北投和山林溪谷、山間梯田與裊裊煙霧構成如詩如畫的動人美景。
步道的另一端快到盡頭處，需爬一小段的石階，就到達山仔后愛富三街，即昔日有名的美軍住宅區。
2009/2/22 陽明山花季行，與CFR同行賞花，並在陽明山前山大啖芋頭米粉和臭豆腐。
從宋高宗、孝宗、光宗到寧宗，乃至於清乾隆、嘉慶、道光到咸豐的傳承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好的領導人不只要有雄韜大略，要有規劃執行的能力，最重要的反而是培養優秀的接班人，才有可能創造長治久安、基業長青的企業或國家。
宋孝宗在高宗逝世後，其構想是為未來的光宗佈置一個大有為的新局面，先從改革內政做起，為恢復做好充足的準備，復讎之舉則必須留給新皇帝去完成，孝宗此舉與內禪合而為一，他的設計是通過人事的更換，為新皇帝建立一個以理學型士大夫為主體的執政集團，來逐步實現他的構想。
宋代皇帝與士大夫同治天下的基本權力結構，臺諫尤其是宰執的第一道屏障，自王安石取得非常相權以來，宰相如果得不到臺諫的支持，則執政必不能持久，許及之拾遺、薛叔似補闕是專為劾去王淮而設立的，這兩個職位淳熙十五年一月設立，十六年三月又復廢除。
以神宗與孝宗相提並論，肯定兩人都是銳志改革的皇帝，孝宗晚年親自選定周必大、王藺、留正和趙汝愚這四個人，以輔佐光宗的，他們具有兩個共同的特點：- 其人必能積極推動孝宗求治愈新的改革構想
- 其人深得理學家集團的信任，必能與理學派士大夫合作
理學集團進入中書後的主要活動隱然環繞著兩個主軸旋轉，即薦士與重整臺諫系統：- 無論是薦士還是重整臺諫，理學集團與官僚集團之間的衝突都表現得十分激烈。
- 朱熹雖未直接參與這兩類活動，但卻與之都有重要關涉。
葉適〈上執政薦士書〉的最大貢獻在於保存了34人的姓名，淳熙十六年以後陸續進入中樞的便有11人，外任者也有3人，此書最初面納時共繕寫三份，除周必大外，兩位參知政事也各得一份，足見上書諸人將此事看得十分鄭重，現存的〈上執政薦士書〉是由袁樞、羅點、詹體仁、葉適、馮震武所擬的五份薦士搞合併而成的，淳熙十五年七月出聯名上書薦士。
孝宗在淳熙十五年一年之內親指名擢用的理學陣營的成員，其中祇有尤袤(1127-1194)一人年逾六十，其餘如薛叔似(-1221)、詹體仁(1143-1206)、黃裳(1146-1194)、劉光祖(1142-1222)四人當時都在四十多歲的盛年，羅點(1150-1194)最年少，還不到四十。
張栻由於父親張浚的關係，早年便以得到孝宗的賞識，隆興元年(1163)孝宗重召張浚，計議變更和議，張栻是居間傳話的人，數得孝宗召見。
詹體仁在朱熹門人中，具有兩點特色：- 護衛師門的情緒十分強烈。
- 政治能力最強，朱熹與權力世界之間的溝通，往往發生媒介作用，在外王領域內，詹體仁是朱熹的最重要和最出色的門人。
周必大對於新興的內聖之學保持著高度的敬意，對張栻、呂祖謙和朱熹三人的造詣尤為推重，但和陸九淵一樣，朱門弟子所給予他的不愉快經驗使他始終對道學兩字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周必大對於道學的不滿，主要是由於朱熹門人造成的，朱熹門人的活動方式在乾道、淳熙之交已在士大夫中引起反感，確屬事實，道學家早有恃學傲人的聲名，並非盡出政敵的捏造，自負已得千載不傳之道，故對於不信其說的人往往盛氣相向，即周必大所謂恫疑虛喝，反以人為蹇淺，這樣一來，他們首先便製造了大批思想上的敵人，再進一步，不少思想上的敵人又轉化為政治上的敵人。
鄭景望即鄭伯熊，伊洛之學在永嘉的衰而復振，他的貢獻最大，周必大認為理學或道學先內後外的新取徑雖有可取，但也有危險，往往使學者以為要獲見道體，則一切迎刃而解，甚至自負已達到了聖賢的境地，以聖賢自居之意，與張栻所說的以聖賢為準，意義根本不同，因此他寄望於張栻、鄭伯熊能善於施教，防止這一流弊的出現。
大承氣湯與四君子湯都是藥名，前者是猛劑，後者是緩劑，朱熹主張大更改，故主張用大承氣湯，周必大是緩進論者，故用四君子湯，他們兩人的根本政治分歧在此，與周必大四君子湯作風不同，留正在擢用理學型士大夫方面，頗能顯出大承氣湯氣概。
李韶的證詞說，淳熙時期他猶見渡江盛時生民富樂，吏治修舉，外任理學家的澤民努力至少是有一部分貢獻的。
孝宗有意內禪雖與三年之喪和太子參決相先後，但內禪的時間表最初並未確定，顯然需要充分的時間作最後的政治部署，憲聖催他放下與兒曹絕不止一次，這一壓力多少打亂了內禪的時間表，以致在部署未竟全功之前他便不得不退位了。
太子參決全出孝宗個人的決定，並以內降手詔的方式出之，所以外廷的討論僅限於典禮的細節方面，每日侍立便是參決，對於一位頭髮已白的四十二歲太子而言，畢竟是難堪的，未見太子有一言參決，事實上，在參決期間孝宗正在緊鑼密鼓進行他的二重奏，而且他心中仍存著孩兒尚小的觀念，對太子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蓋天下之心宗乎二人，則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必起，讒間之言起，則父子之隙必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此古今之大憂也，皇權的分立在淳熙十四年十一月太子參決之時便已開始。
孝宗比高宗小二十歲，紹興三十二年受禪時年三十六，這一先例對於光宗必有重大暗示作用，因為它和孝宗之間的年齡差距也恰好是二十年，不難想像，在淳熙九年，光宗三十六歲的前一兩年必已如熱鍋螞蟻一樣，日夜期待著這個大日子的到來，此期限一過，孝宗仍安居帝位，內禪遙遙無期，他的失望與怨憤更可想而知。
光宗婚事竟由高宗一手包辦而成，高宗退位後仍然當家作主外，也暗示他對光宗或已寵愛有加，慈懿李皇后，安陽人，父李道，本戚方諸將，故群盜也，高宗在退位不久即與戚芳部屬李道聯姻，自有籠絡民間武力的用意，但由此可知李后絕未受過儒家禮法的薰染，因此也不能恪遵尊卑長幼的秩序。
光宗追求帝位的急迫表現不能排除李后背後所發揮的督促作用，在長期共同生活中，李后的價值意識對光宗必然發生了日積月累的浸潤作用。
光宗通過憲聖向父親施壓力，企圖早日舉行內禪。在光宗的心中，儲位毋寧是高宗與憲聖所賜，而非得之於孝宗。
孝宗在最後一年多乾坤獨御期間，上有屢施壓力的太后，下有迫不期待的太子，以致部署未畢，已不得不草草禪位，神宗有足夠的權威頂得住來自皇權內部的壓力，是孝宗無法望其項背的。
葛邲不但在孝宗朝與王淮接近，而且是光宗朝官僚集團的領袖，光宗以太子身份參決庶務已將一年，皇權一分為二的形勢以明朗化，王黨為了加強自身在新朝的權位，自然刻意攏絡太子左右的人物，葛邲恰好是他們爭取的一個重要對象。
光宗即位後，權源已正式移轉到新皇帝的手上，太上皇孝宗的影響從直接變為間接，周必大和他的理學家盟軍因此失去了孝宗在位時期的絕對優勢，新皇帝最信任的人不是左相周必大或右相留正，而是知閤門事姜特立，即所謂近幸，王黨便利用這一空隙，通過姜特立而展開對所謂周黨的全面反攻。
新皇帝與理學集團之間雖然關係比較疏遠，但在太上皇的壓力之下，也不便公開偏袒官僚集團，由於皇權已分裂為二，光宗的正式皇權和孝宗的幕後皇權，官僚集團終於找到一條與理學集團相抗衡的途徑，即通過光宗的近幸以鞏固並擴張己方的勢力，姜特立與官僚集團沆瀣一氣絕不能由於他以近幸的個人身份招權預政，其實是在執行光宗的意志。
孝宗公開站在宰相一邊與近幸為敵，也是極不尋常的事，這真是歷史的絕大諷刺，孝宗在位二十餘年，信任近習是他的一大特色，早期有曾覿、龍大淵，也是潛底舊人，中年則有張說、王朴，即使姜特立最初也是由他賞拔而得幸於太子。
孫逢吉因論劾結交近幸的官僚，光宗不從，他堅持求去，離開臨安時，兩學之士數百人出祖關外，無疑是一次大規模的抗議行動。
薛叔似與許及之在二、三月間有很嚴厲的諫言，王黨乘機激怒光宗，終於併補闕、拾遺二職也同時廢去，黃掄藉著光宗廢除補闕、拾遺兩個諫職的案子，挑起新皇帝對諫官的普遍厭惡，在光宗決定臺臣的時候，他又企圖阻止從臣薦人。
唐代設立補闕、拾遺此兩個職位，正是為了向皇帝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黃掄以諫官的身份公開反對忠諫，以免暴露皇帝的缺失，這等於取消了諫的基本功能。
劉光祖在殿中侍御史的任上先後至少論劾了官僚集團中五員大將：葉翥、沈揆、陳賈、黃掄和范處義，他的攻勢之猛烈可以想見，正由於攻勢猛烈，他在臺端才69日而罷。
林大中繼劉光祖而起，進一步穩定了理學集團對於臺諫系統的基本掌握，更在紹熙二年(1191)九月說服了光宗召趙汝愚為吏部尚書，由於趙汝愚進入權力核心，光宗退位前的政治部署才得以順利繼續下去。
光宗即位後必曾重申皇極為最高施政綱領，即國是，這是皇極的觀念在光宗時期忽然成為思想家聚訟所在的根本原因，皇極在王淮執政時期曾發揮國是的作用，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訓之，後世因之，遂以為含容姑息、善惡不分之目，如曾布之建中、王淮之皇極，皆是也。
皇建其有極作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朱熹則強調人君必先正心修身，然後才能建極，這是從正面立論。
朱熹一向不滿意南渡以後高宗把君權提得太高，皇極新解便是針對著這一局面而提出的，依此新解，則人君祇需修身為民樹一標準，此外竟不必更有所作為，很顯然的，他的皇極即是從無極而太極中分殊出來的，要求皇帝作無為而治的虛君。
光宗的精神失序主要是孝宗的壓力逼出來的，在孝宗的最初設計中，他早已預定由光宗來執行他的更改構想，他假定自己與高宗之間的關係可以成為光宗受禪後遵循的模式，即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侍善之餘，因此一月四朝對於他是無比重要的，一月四朝是定制，避無可避，精神失序是他唯一的解脫之道，這才是他心疾發作的真正原因。
光宗對父皇有四疑，前三疑涉及殺害與廢立，第四項責善之疑，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孝宗平時責善必是疾言厲色，而光宗則已忍無可忍，視太上皇如仇敵了。
光宗因心疾之故，既不朝重華宮，向太上皇請安，又不能上朝，處理國事，以致引起朝野極大的不安，自紹熙三年十一月開始，當面或上疏乞請光宗朝重華宮的，幾乎清一色都是理學集團的主要成員，幾乎無日無之，太學生也群起發言，或上書皇帝，或移書大臣，這也是他們的政治主體意識的清楚表現。
一月四朝是高宗禪位以後南宋的祖制，孝道更是儒家文化的中心價值，官僚集團無論如何也不敢公開表示異議，祇能消極地不說話，以盡可能避免對光宗施加任何道德的壓力。
理學集團成員一致認為一月四朝知禮絕不可廢，陳亮竟獨持異議，恰好道中了光宗的心事，蔣來叟擬此卷在前五名之內，使光宗得以親閱其文，必出於一種刻意的安排，使光宗可以不行一月四朝之禮而依然心安理得，因而獲得親擢第一之榮，這是官僚集團通過貢舉制度在政治上壓倒理學集團的一大傑作。
光宗雖在孝宗退位前周密部署下登基，但是他也是一個很固執的人，並不甘心也不完全信服太上皇的安排，在病前不能把定他的皇權，現在他與父皇既已公開破裂，祇要不放鬆把定，孝宗的幕後皇權無所施其技了，把定之說尤為吃緊，亦即抓緊權源，不必受太上皇的干擾，在宮內完全得力於李后。
光宗自紹熙二年末心疾發作以後，一月四朝之禮基本上已中止了，孝宗既失去責善的唯一管道，他的政治部署自然也陷於停頓，四年春光宗病情好轉，但在李后及內侍宦官的影響之下，他對孝宗之疑卻也發展到了最高峰，不但不再接受責善，而且在用人方面竟開始與太上皇正面抗爭了。
紹熙四年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是出自太上皇孝宗的意思，但是像光宗初即位時召他入朝一樣，阻力又再度出現，察官持不用宗室為宰執的聖訓阻止這一任命。
趙汝愚擁立寧宗是趙汝愚與理學集團繼續孝宗晚年部署的第一等大事，趙汝愚雖是宗室，卻不能直接干預皇室，逼光宗內禪，幫助他完成這一大事的主要有三個人，詹體仁、徐誼、葉適是在幕後促成內禪的三個關鍵人物，三人都是理學家，卻能通過極複雜的人事運作而達成使命，其政治活動能力之強，可見一斑。
紹熙五年(1194)，朱熹奉召而來，由官方安排行程，他入都最後一站即是浙江亭驛站，因此朝士才得以預知他到達的時間和地點，群往迎迓，六和塔之會又不止是一個普通的歡迎儀式，而是在朝理學集團的一次政治座談會，樂觀估計趙汝愚以宗室與執政的雙重身份開啟了新局面，大規模的革新計畫大有立即展開的可能。
朱熹對帝王的心理，認識得非常深刻，這也許是他為什麼再無可奈何之中，特別要向寧宗講正心誠意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是如果要求思想與性格都早已定了型的皇帝從先涵養做起，那便永遠不會有得君的一天了，寧宗受不了朱熹的嚴辭督責，事事過問，才是被逐的主要原因，急於致君行道才是朱熹不能久於其位的根源所在。
朱熹煥章閣待制侍講職位在閏10月21日正式解除，任期止於閏10月20日，從10月5日到閏10月20日，恰恰是46日，《慶元黨禁》的記載根據在此，從他本人的立場說，他是在10月10日才拜命的，從10月10日算起，至閏10月20日僅得41日，舉成數言，故約立於朝者四十日。
南宋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即宰相辭免時期往往出居浙江亭待報，事實上，這一習慣延自北宋，北宋宰執辭免都出居汴京城外的觀音院待罪。
餘杭門，俗呼北關門，北關外是水陸交通最繁盛的地方，所以也設有官方驛站，當時一般高級官吏請辭也往往在驛站下以待朝命，正如宰執之在浙江亭，人數較少的小規模祖餞在北關外的驛館中則是履見不鮮的。
陳騤與趙汝愚同堂而不交談，又與劉光祖有宿怨，則其人與理學集團處於勢不兩立的敵對地位，可想而知，既是官僚集團的領袖，此時趙汝愚執政，則唯有通過近習才能取得皇權的支持，韓侂冑與慶元黨人本無深仇積怨，直因不得節鉞，以賞薄怨望趙汝愚。
慶元元年趙汝愚被逐，太學諸生上封事，扣麗正甚急，韓侂冑欲斬其為首者，寧皇只從聽讀，當時同銜上者六人，世號六君子，周端朝、張衡、徐範、蔣傅、林仲麟、楊宏中，六君子最後以扇搖國是定罪，尤可見在執政派眼中太學生以成為一股可怕的政治力量。
慶元時期攻偽學最賣力的三個人便是李沐、胡紘與劉德秀，同為京鏜所薦，則京鏜為韓侂冑謀主，證據確鑿，再無致疑之餘隙。
陳賈是何澹的姑父，向來預其議論，王淮執政時期先後所薦儒學政事之臣40人之中，京鏜居於首位，而何澹也高居第四，這是慶元時期官僚集團的兩大領袖人物，但何澹其實年位俱淺，何以得王淮器重如此？這當然是由於陳賈的關係。
憲聖皇太后令寧宗下詔就偏建中，代表了皇權一方面關於息止黨爭的主張，但官僚集團則大為慌張，深恐理學集團又將死灰復燃，因此劉德秀等才出面力爭，終於詔文不必更及舊事改為不必專及舊事，這一字之異便使官僚集團有權對理學士大夫窮追到底而根株斷除之。
韓侂冑不但是憲聖的姨姪，而且還娶了憲聖的姪女，寧宗之立便是由他向姨母溝通結果，他之取得皇權完全出於這雙重姻親關係，韓侂冑在趙汝愚死後便有意逐漸開放黨禁，但因官僚集團抗拒甚力，一時不能付之實踐而已，堅持禁偽學到底的是官僚集團，不是皇權，也不是韓侂冑。
慶元五年臣僚有一篇關於辨治的疏奏，大致是對於朝廷融合黨偏，咸歸皇極的新意向提出一種警告，皇權方面又重申三年前救偏建中的要求，官僚集團此時已無法再用逆黨兩字作擋箭牌，因此祇能提出辨治之說，加以阻遏。
官僚集團用虛構的道學、朋黨、皇極三論將天下有智之士都排擠在政府之外，使本身日益佞庸化，而獨據權力中心，其後果自不問可知。
慶元六年朱熹去世，理學集團早已風流雲散，但官僚集團也到了曲終雅奏的時刻，這便是南宋政治史上兩大集團從互動中出現與成長到互動中止而同時解體的全部過程，宋代儒家的政治文化也耗盡了它的全部活力。
《朱熹的歷史世界(下冊)》，余英時 著，允晨文化出版，2003年008月。★
《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余英時 著，允晨文化出版，2004年07月。★
《足本宋元學案》，黃宗羲 著，廣文書局出版。
《宋明理學概述》，錢穆 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1992年01月。
《朱子學提綱》，錢穆 著，三民出版，1991年02月。
雖然WJZ悲觀地認為歷史是一個偶然隨機的過程，許多事件的發展形塑往往都是錯綜複雜、幽暗深微的，永遠無法化約成幾條簡單的定律或規則，但是我還是要說說令我震驚的體會，小時候對於故事裡頭秦檜以十二面金牌召回岳飛，並以莫須有的罪名加以殺害總是恨得牙癢癢的，結果事實的真相卻是秦檜只是在執行宋高宗的意志，就像今天行政院長在執行總統的政策一樣，只不過執行手段有輕重緩急，有殘暴粗糙的差異而已，然而我們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背後的藏鏡人，讓秦檜在岳王廟前跪了幾百年。
建炎四年(1130)，婁寅亮上疏，正值高宗被金人逐至海上，新政權飄搖不定之際，根據一種天人報應的信仰，即以北宋之亡歸咎於徽宗以來皇室祭祀過偏，以致上天與太祖之靈都不再保佑趙家，所以這一信仰深深打動了他，激起他通過太祖之靈以祈求天命的強烈願望，伯琮即以宗子身份被召入宮。
潘賢妃是已故元懿太子生母，吳才人也是得力助手，高宗未便完全越過此二人，而逕以孝宗託付於張婕妤，所以才特有三娘擇子的安排，此三妃之中，潘賢妃名位最高，但她甫喪子，觸景生悲，自然沒有收養的意願，吳氏雖有意爭取，然而才人地位在張婕妤之下，不能先開口，張氏則事先與高宗已有默契，所以才主動向孝宗招手，高宗當時也在場，這一切早已在他預料之中，故在孝宗走向張氏之後，便立即命婕妤母之。
張婕妤和吳才人爭養孝宗的理由：- 可以固高宗之寵。
- 孝宗的前途此時雖尚在未定之天，但其為奇貨可居則顯而易見。
高宗之所以屬意張婕妤為孝宗養母，當然是因為其實她正得寵，孝宗若在張婕妤處，則高宗日夕都可相見，親加調教。
後來，吳才人亦請得育一子，於是得伯玖，更名曰璩，伯玖生於建炎四年(1130)，比孝宗小三歲，紹興五年(1135)孝宗就傅時，他獨居禁中，可知他受養於憲聖當在紹興三或四年，比孝宗入宮晚一至二年。
孝宗在張氏死後次日即出外第，又六日封王，則已自有府第，其間絕不容有與璩並養於憲聖，雖一食必均的機會，憲聖在很長時期內一直在為她的養子伯玖爭政治地位，意在取孝宗而代之，無論她和孝宗之間的個人關係如何，在客觀上她構成了孝宗繼位的最大阻力，紹興二年孝宗與伯浩的競爭僥倖過關，但緊接著與伯玖之間的對峙則是一場延續了二十年以上的苦鬥。
趙鼎等都支持對孝宗授節封公，以為立儲的初步準備，岳飛(1103-1141)嘗面奏，虜人欲立欽宗子來南京，欲以變換南人耳目，啟皇子出閣以定民心，以領兵大將越位進言，發為此論，確是非同小可，引起高宗疑忌，大有可能。
高宗御筆除節封公，第一次露出他偏袒伯玖的意向，趙鼎、王庶、劉大中三人堅不從命，可見他們支持孝宗的立場十分明朗，秦檜不肯公開表態，但暗中卻附和高中的意旨。
建國只是小國，吳國公卻是全吳，高宗最初提議封伯玖為吳國公，表面上雖與孝宗的建國公相等，實際上政治比重尚在其上，這是偏袒的明證，趙鼎因力阻伯玖建節封公而大拂高宗之意，致為秦檜所乘，失去相位，則高宗此時扶持伯玖之心堅如鐵石。
紹興八年(1138)金國正式提出和議條件，以河南、陝西之地歸宋，並送還高宗生母和徽宗帝后梓宮，但高宗必須屈膝稱臣，南宋第一次定國是曾有意識地參考了北宋第一次定國是的前例，從紹興八年起，和已正式成為南宋的國是，終高宗之朝再也沒有改變過。
李綱的提議第一次顯示出國是觀念的超黨派性質，李綱所提出的和、戰、守三策才是貫穿南宋的國是問題，以後的爭論即環繞著這三者而展開，不論章惇、蔡京、秦檜、湯思退、錢端禮，還是哲宗、徽宗、高宗、孝宗，國是為奪權與保權而服務，此之謂濟其私心。
紹興十二年(1142)從北方歸來的顯仁太后，即高宗的生母，顯仁在原則上反對高宗以帝位傳給旁支，未必於孝宗與伯玖之間有所軒輊，但是客觀地說，時間的拖延對於伯玖是有利的，因為孝宗年長，又入宮在前，在起步時佔了先著。
憲聖則後來居上，吳才人初不以色幸，在高宗心中佔有那樣重要的地位，與張賢妃不同，她才兼文武，既有應變的機智，也有判斷能力，在張婕妤死後第二年便正式冊封為皇后，她的影響力越往後越大，紹興十五年(1145)伯玖封王，與孝宗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她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高廟賜二王宮女各十人，史浩云當以庶母禮待之，高廟問二王待遇之狀，言普安加禮，恩平無不昵之者，十人皆犯之矣，普安者，完璧也，大計由此而決。
寫藍亭序五百本當在前，因為這是較早階段的書法訓練，賜宮女則非在兩人都以年逾弱冠不可，孝宗幼年的性格顯然屬於沉穩的一型，書蘭亭序至七百本之多，又能於所賜宮女待之以禮，這一高度自律的表現當是他獲得高宗信任的終極原因。
紹興二十二年(1152)，高宗內心雖已有此決定，但在紹興二十九年(1159)九月顯仁太后逝世之前，他仍然不敢有所洩露，所以從孝宗方面說，他在長達三十年的期間都一直處在期待與挫折交替的焦慮狀態之中。
一般而言，心理延展發生在一個人從少年(adolescence)到成人(adulthood)的兩階段之間，這是人生最關鍵性的階段，必須先總結早年的生活，展望成人後的前景，審量一己的才性，並參考別人包括父母師友對他的判斷與期待，然後立定中心方向，畢生獻身於所擇的志業，三十而立在現代心理學上也有特殊意義，即認同確立與思想定型。
紹興三十年(1160)，孝宗三十四歲，立為皇子，更名瑋，伯玖三十一歲，加恩稱皇姪，伯玖緊追在孝宗之後，一步不鬆，直到孝宗三十四歲時勝負始分，可知兩人都經過了心理學家所謂的持久的認同危機，伯玖的表現很近於心理學家所說的認同分散(identity diffusion)，在孝宗即位後即不願任事，累章乞閑，這雖是爭位失敗後的必然反應，但其遠源已見於危機時期。
紹興三十一年(1161)，由於金主亮南侵，和局已破，原有的國是面臨著能不能持續下去的絕大危機，高宗已不可能再堅持他親定的國是了，不但宰相往往視國是為進退，皇帝也要對國是負責，高宗在這一年的六月禪位於孝宗與當時國是危機必有密切的關係。
高宗所建立的意我理想顯然是中興，他的楷模則是東漢的光武帝，但高宗所認同的理想最後並沒有充分實現，他實際作到的祇是東晉元帝偏安江左式的中興，而不是光武盡復漢家故物式的中興，他早年一意屈辱求和，除了力不能敵之外，還別有不可告人的隱衷，即唯恐金人擁立欽宗，奪去帝位。
然而孝宗受禪以後，直到淳熙中期，他仍然堅持和議不可變更，因為這一偏安式的中興則完全是靠他早年所堅持的和議得來的，一言以蔽之，他的全部政治生命已與和議合而為一了，他不可能公開致疑於恢復的正當性，但由於恢復最後不可避免地要棄和而就戰，在他的潛意識中，這便等於否定了他的最後認同及其實際成就。
高宗自紹興三十二年(1162)退位到淳熙十四年(1187)逝世，二十四年間始終在幕後暗握皇權不放手，祇要孝宗的意志和他的意志之間發生些微不同，前者便非徹底屈服不可，由於他是南宋王朝的創建者，這個得字便體現在對於政治權力的無限依戀，他可以讓出皇位，但絕不肯放棄皇權。
高宗雖然退位，但絕不會完全放手，在以往三十年中高宗對於孝宗一面調教，一面觀察，最終目的便是要使他成為一個能先意承志的繼位人，孝宗也一直在戰戰兢兢，唯恐失歡於父皇。
一月四朝始於孝宗受禪之後，高宗即一直運用這一定期集會阻止孝宗恢復並干預人事的安排，外面卻不露痕跡，孝宗繼之，也持此為政治部署的主要管道，但因責善過甚，造成光宗精神錯亂的悲劇，換句話說，一月四朝表面上雖是兒子向父親盡溫情定省的孝道，實質上則具有重大的政治功能。
孝宗生於靖康之恥的後一年，成長於二帝蒙塵的氛圍之中，更親見高宗稱臣的屈辱，不難想像，他大概很早便激發了復仇攘夷的悲願，南宋諸帝，祇有孝宗一人特重擊鞠，可見確與平生雄武心有關，未可純以戲視之。
孝宗雖在三十四歲建儲，三十六歲受禪，因而取得了認同恢復的正式身份，但他此後二十多年高踞帝位，竟始終不能推動恢復的大業。
孝宗深明高宗意向，故將恢復之意完全寄託在張浚此戰之上，符離一敗，他的壯志成空，這是大慟的真正原因，他的政治生命與恢復已合而為一，但高宗所認同的則是和與安靜，這構成了孝宗無可奈何的宿命，孝宗恢復之志不能實現主要受阻於太上皇，財屈兵弱兩項客觀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
高宗對朝廷上的一舉一動隨時在密切注視中，臺臣論劾鄭藻娶嫂，他或直接得之於鄭藻，或另有其他管道，總之他是明知故問，鄭藻是高宗特別安排在孝宗身邊的。
高宗絕不是計較進奉的多寡，而是從忽減數項這件事上發生了深刻的疑心，是不是孝宗在位十年，自覺羽翼已成，因而開始改變遵奉上太德意的最初誓約了呢？藉端發作一方面在探測孝宗和外廷的動向，另一方面則在以雷霆萬鈞之力防患於將然未然之際，所以他既對孝宗大怒於前，又對虞允文盛氣於後，他之所以轉怒為喜，則是因為發現自己的餘威尤在，則以鎮懾兒子皇帝與宰相，使兩人不勝其惶恐。
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於有成，這次談話發生在淳熙中，是父子關係關於恢復問題的最後默契，這是淳熙八年孝宗除王淮為相的心理背景，但孝宗大書太上皇告誡之語於殿中，所重者僅在末二句，觀其所持擢之試卷可知，此時他已年過五十，恢復之志曾未一日去懷，然而卻不能不強自壓抑，所以堅忍兩字成為他終身信奉的座右銘，幾年後太上皇逝世，他立即佈置大規模更改，在此已露端倪。
王淮所執行的安靜政策，其實是太上皇高宗和孝宗之間協議的結果，才能執政七年之久，而且在高宗未死之前他的相位一直是相當穩固的，在這一長期執政過程中，他早已成為職業官僚集團的最大領袖，他的勢力遍佈於朝廷之上，大部分臺諫都是支持他的，因此沒有人肯出面攻擊他，但並不僅限於臺諫，這個集團需要他主盟，以阻止理學型士大夫進入權力世界的核心。
中國傳統職業官僚的升遷主要繫於對下面兩大條件的運用：官僚集團在二十年的時間內大體上延續了它的集體同一性，主要建立在個人宦途得失的考慮上面，面對理學集團要求變革的威脅，他們堅決主張現行體制必須持續不變，因為這是他們保權與升遷的基本保障。
從淳熙十年(1183)王淮執政集團陳賈、鄭丙開始發難禁偽學，淳熙十五年(1188)林栗的繼起攻擊劾奏朱熹，下至慶元二年(1196)慶元黨禁正式禁偽學，反道學運動先後持續了幾十年，三次反道學運動雖然表面上都以禁偽學為號召，其實則關繫學術思想的爭議者甚少。
王淮執政集團建立道學朋黨之目，意外地為理學集團的形成與擴大起了催生作用，在淳熙十年之前，所謂道學大致僅指張栻、朱熹一派的性理之學而言，其涵義較狹，陳賈奏文將附之者與庇之者也一併歸入道學朋黨之內，其結果則是擴大了道學的政治涵義，使本來在學術上屬於不同系統的人在政治上也都蒙上了道學之名。
道學作為一個政治概念是官僚集團的創作，其確切的涵義便是道學朋黨，這一涵義的道學最初雖也指朱熹及其門人而言，但它的範圍隨著理學集團在政治上不斷擴大而相應推廣，但是這絕不意味著當時朝廷上士大夫不歸於楊，則歸於墨，人人都可以劃入兩大集團之內，事實上，在位士大夫中仍不乏獨立於此二集團之外者。
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後果則是激起了太學生的不平，為理學集團增加了一支有力的盟軍，太學生將周公之聖玉朱熹之賢相提並論，則他們對朱熹的推尊，也可想而知。
鄭丙、陳賈兩人雖達到了禁偽學的目的，但他們想用道學兩字罷黜朱熹的企圖則並未完成，以道學結罪始於劉清之一案，所以葉適特別強調利害所係，不獨朱熹，所攻擊的是闖進了權力世界中的道學，而不是流傳在書院講堂之上或師友商榷之間的道學，這是可以斷言的。
反道學壁壘基本上是由職業官僚型的士大夫構成的，他們大體上安於現狀，朱熹及道學型士大夫則是北宋新儒學的直接繼承者，他們不但繼續開心治道，而且依然念念不忘重建理想的秩序，不過處於後王安石時代，又置身偏安的局面，他們所爭的國是已不再是如何變法改制以回向三代，而是怎樣先整頓好內部，然後再進而圖恢復問題，不肯苟安於現狀，仍力求有所作為，以自見於世。
宋代儒學第一階段的重心在說經以推明治道，其重心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二程開啟了第二階段，其重心轉向道學或理學，從治道轉入理學，也就是從外王轉入內聖，其重心在正心、誠意、格物、致知。
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說，宋代儒學士大夫一共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從宋初到仁宗朝為第一階段儒學復興階段，確立了治道的大方向，即重建一個以三代理想為依歸的政治、社會秩序。
- 熙寧變法，士大夫從坐而言轉到起而行的時期，由於王安石及其支持者的奮鬥，士大夫至少在理論上取得了共定國是、同治天下的合法權力，使士大夫的政治主體意識得以具體地落實在政治行動之中。
- 第三階段政治文化的特色在於內聖之學的介入，在理學家心中，禮樂雖然重要，卻仍是形而下的，不足以當道體之稱，王安石變法本於經學，而不是理學，南宋理學家便斷言這是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理學起於北宋，至南宋大盛，它所發展的則是儒學中關於內聖的部份，無聲、無臭、無方、無體自然是內聖的極致，但即使已至內聖之最深處，儒家的終極關懷仍然在人間世。
理學家都深信王安石的失敗主要由於學術不正，在這一理解下，他們努力發展內聖之學，以為重返外王尊定堅固的精神基礎，理學家群空前地加重了內聖的政治份量，內聖之學有誤，則外王無從實現，內部不同流派之間的義理爭執才特別激烈，雖則在政治行動的領域中他們表現了高度的一致性，朱陸之異在內聖，其同則在外王。
程顥斷定〈大學〉是孔氏遺書，程頤教人先讀〈大學〉，故朱熹繼之，進而為它作註解，置於四書之首，〈大學〉與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發生密切聯繫至遲已始於第二階段，即熙寧、元祐之際，而以理學家為其關鍵人物，但不可否認的，把〈大學〉正式納入理學系統，使之成為內聖通向外王的津梁，則是朱熹的獨特貢獻。
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論本末，修身為本，論輕重，天下國家為重。
內聖與外王很容易從邏輯上講成一以貫之，但在理學家的實際生活中卻顯然背道而馳，形成一股極大的張力，生活與邏輯往往不一致，這是我們研究儒學時所特別要注意的問題，因為儒學從來不是純思辨的產物，祇有放置在生活實踐的歷史脈絡之中，它的意義才能全幅展現。
內聖之學確是他們的精神泉源，不但持此為安身立命之所在，而且也相信這一精神源泉足以滌盪他們的胸襟，不斷改善他們做人做事的能力，從這一角度看，內聖之學的宗教性格是很明顯的。
朱熹恰好是第一種形象的原型，重內聖而置外王於度外的傾向，靜思的人生(vita contemplativa)超越了活動的人生(vita activa)，韓元吉則是第二型的代表，與第一型相反，是偏向外王的一端，內聖與外王之間的內在緊張對兩型理學家同樣造成心理壓力，理學家若自外於士大夫，不問當世理亂，正是違背了聖賢用心處，第一型理學家的壓力來自怎樣才能使內聖之學發揮實際的政治、社會效用，第二型理學家怎樣在職務繁忙的生活中仍能不斷汲取精神上的源頭活水，因此他們往往爭取一切可能的空隙進修內聖之學。
天下之共治者與天下之論治者世一個很又有意義的分別，前者指在位的士大夫，後者則指不在位的士大夫，理學家雖然以政治主體的共治者自待，但畢竟仍舊接受了君以制命為職的大原則，開啟行道閘門的最後決定權是由皇帝掌握著的。
理學家得君行道代表了以政治主體自待的群體意識，得君自然不能不通過某一特殊個人，行道則是屬於群體的事，因此任何一個理學家有得君的機會往往都獲得群體的積極支持。
南宋理學家爭取得君行道的一個基本方式，都重視與皇帝面對面談話的機會，認定這是在權力源頭發動更改的最有效的辦法，從外面登朝面對，稱為登對，百官輪流向皇帝進言的常制，稱為輪對，因轉官特別是從朝廷轉為外任，也依制得召見，稱為轉對，輪對、轉對制度已始於唐，而沿襲於宋。
乾道、淳熙間，朝士抱才氣者皆以得見上為善，然士大夫不為大臣所喜者，往往竢其對班將至，預徙他官，蓋輪其官而不輪其人，此立法之弊。
將作監丞不過是主管營造機構中的一個中級官員，乾道以後，人才甚多，監、少、丞、簿無闕，待次為宋制，猶後世候補，凡臺省之久次與郡邑之有聲者，悉寄徑于此，自是號為儲才之地，而營繕之事，多俾府、尹、畿漕分任其責，儲才自然就是為了將來的大用，這是王淮執政集團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阻撓陸九淵新任命的根本原因。
林栗徹頭徹尾是從經學的立場直搗理學的大本營，所以他和朱熹兩人分別代表了宋代儒學舊統與理學新潮，以致處處針鋒相對，太常博士是禮官，林栗所進廟號為詹體仁當眾駁倒，這是他生平的奇恥大辱，新怨舊恨，一時併發，這是他在六月初八朱熹除兵部郎官後發動攻勢的主要動機。
孝宗在高宗死後立即改父之道，可謂不孝，但這個不孝卻是為了更善於盡孝，所以三年之喪，通常為二十七個月，恰好為他提供了一個可以公開反抗高宗而又不露反抗痕跡的機會。
甘昪是孝宗初年最有權勢的宦官，但已逐去多年，高宗之喪，太上皇后需要他辦事，所以又起用他提舉德壽宮，王信獨自出面疏諫，孝宗竟不得不託洪邁向他疏通，則更可見他是一極有威力的諫官。
淳熙十四年(1184)，葉適借輪對時刻的〈上殿劄子〉最早觸動了孝宗的心事，影響力是不容低估的，另一個對孝宗晚年部屬可能發生過作用的文件則是朱熹在淳熙十五年(1185)十一月所上的那篇最著名的〈戊申封事〉。
《朱熹的歷史世界(下冊)》，余英時 著，允晨文化出版，2003年08月。★
《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余英時 著，允晨文化出版，2004年07月。★
《足本宋元學案》，黃宗羲 著，廣文書局出版。
《宋明理學概述》，錢穆 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1992年01月。
《朱子學提綱》，錢穆 著，三民出版，1991年02月。
2007年中開始往返於兩岸之間，對於知識份子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有了疑惑，回台灣時在每天長時間工作之後，在公司宿舍裡頭開始讀起了余英時，不過後來又飛往大陸，書就這樣擱下了，直到一年多之後，農曆年前才又重拾起《朱熹的歷史世界》，我的歷史學家朋友WJZ說無聊的時候可以做很多事，但是我卻選擇了閱讀一千一百多頁的論文，真的是太無聊了！
宋過於前人者數事，皆漢唐所不及：- 人君宮中，自行三年之喪。
- 外言不入於梱。
- 未及末命，即立族子為皇嗣。
- 不殺大臣及言事官。
後三代說法所採用的恰恰是文化史而不是政治史的觀點，以聲明文物、道德仁義為座標，則後三代中宋居於主位，漢、唐反在賓位。
宋太祖的母親和妻子都信仰佛教，他本人也是佛教的一位護法者，太祖用文吏奪武臣之權主要是為了使趙宋王朝不致重蹈晚唐、五代的覆轍，並非出於一時之好尚，宋代皇帝重振進士貢試和優容士大夫，正是因為他們迫切需要士階層的支持，趙宋王朝建立時，一方面既不像李唐可以恃關隴集團和山東門第為其社會基礎，另一方面又深恐唐末五代以來驕兵悍將將隨時可以顛覆其政權。
宋太宗擴大重建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三館，以待天下賢俊，並詔諸儒編纂大規模類書如《太平預覽》1000卷、《文苑英華》1000卷、《太平廣記》500卷、《神醫普救》1000卷，只能證明太宗重視科舉出身的士大夫，而不是嚴肅意意下的獎掖儒學。
科舉在五代雖然常進行，但性質已全變，成為武人子弟的出身資格，科舉在五代已經徹底武人化了，到了宋代，考試的設計則更嚴密，封彌和謄錄為科舉的公正性提供了更大的保證，皇帝親試及進士唱第、宰相宣讀經文，都可看作宋代的重要特色。
漢初常以列侯為丞相，列侯非有軍功不能獲致，唐代290年中共得6442人，平均每年不過二、三十名進士，不夠應付唐代內外職官的需求，宋代進士正式取代了漢代侯爵的資格，已是拜相的必備條件，這是士的政治地位上昇的一個顯著的象徵。
宋代儒學復興的第一階段是古文運動，始於柳開(947-1000)、孫何(961-1003)，而成熟於慶曆時期，回向三代則一直是這一運動的主導觀念，回向三代的意識大盛於仁宗之世，漢代的復古更化是由漢武帝發動的，宋仁宗時代回向三代的大運動則起於士大夫之間。
胡瑗、孫復、石介儒學復興開始時具有兩層特色，第一是說經，第二是說經的重點在推明治道，法其意三個字道破了回向三代運動的真精神所在，慶曆與熙寧兩次變法都是這一運動的直接後果。
先秦的士主要是以仁亦即道為己任，他們是價值世界的承擔者，而天下則不在他們的肩上。唐代仍沿襲南北朝舊習，以門第相尚，而門第中人也自以為天下是屬於他們的，士在政治上不能和門第子弟平等競爭，激憤之餘，轉而投靠藩鎮。
以范仲淹為宋代士大夫的典範，是北宋以來士階層的共識，以天下為己任可以視為宋代士的一種集體意識，表現在不同層次與方式上面，更非動輒變提升到道德秩序全面重建的高度，義莊與鄉約同是地方性制度，也同具有以禮化俗的功能，他們同時出現在十一世紀中葉，表示士大夫已明確地認識到：治天下必須從建立穩定的地方制度開始。
士的功能早就是牧民了，但因士的牧民有至與不至的分別，於是才有正式建立政治組織的需要：卿大夫與士的上下分化便是這樣產生的，士大夫自始便是直接為天下、為萬民而存在的，並不是因為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治天下是君和士大夫的共同點，王安石秉政更加深了士大夫與皇帝同治天下的觀念。
同治或共治所顯示的是士大夫的政治主體意識，雖然接受了權源在君的事實，卻毫不遲疑地將治天下的大任直接放在自己的身上，一方面將天下治亂的大任劃歸宰相，另一方面則要求皇帝北面以師經筵講官，在神宗即位前十年左右，儒家重建秩序的要求已從坐而言進入起而行的階段。
胡瑗是王安石變法的一個重要精神泉源，安石曾夢想仁宗取胡瑗作梁柱，以革新政治，這自然是落空了。李覯是從胡瑗轉為王安石的一個關鍵。
李覯(1009-1059)根據《周禮》寫出了〈周禮致太平論〉51篇，以《周禮》代表著三代文化的最後結晶，因此在詳細研究了這部經典之後，提出了系統的改革方案，不僅有托古改制的具體計畫，而且來積極地向當世有影響力的士大夫推薦他的各種論著。
禮樂、道德屬於劉彞所謂歷世不可變的體，王安石也同樣視之為先王治世之本，其終極根據則是天下之性或性命之理，因此也是歷世不可變的，詩書傳記百家之文是一條歷史主線，把體和用綰合在一起了，朱熹對新法頗多批評，但於《三經新義》推重如此，可見其獨立於政治之外的學術價值是不容抹煞的。
皇帝擁有的是最後的權源，任何帶有根本性質的變法或改制都必須從這個權力的源頭發動，君權的書機是出令，但這個令從參試、封駁到施行卻屬於三省，中書參試，門下封駁，尚書省施行，也只有經過這層層的程序，皇帝的令才取得合法性，總領三省的職權則屬於宰相。
從熙寧二年行新法以來，權力中心完全隨著王安石個人的職位而移動，神宗對王安石的絕對支持，君權與相權也暫時合而為一了，在一切大小爭論上，最後幾乎總是神宗遷就王安石，神宗主動將他的君權納入王安石相權的運行軌道。
宋代祖法，臺官必由皇帝任命，但一到神宗即位，無論是祖宗成法或仁宗新制，都一概置而不用，為了消弭朝廷上反新法的議論，神宗轉而以推薦臺諫的權柄付之王安石。
新法不再是王安石個人的關於改革的設計，它已是皇帝和士大夫共定的國是了，國是等於現代專制體制中所謂最高國策或正確路線，自然不容許異論相攬。
國是也就是唯一正確的治道，一切異論則代表流俗的各種錯誤意見，從前真宗且要異論相攬是由於國是的觀念還沒有成立，皇帝則高居一切議論－包括正確的和錯誤的之上，可以憑宸衷獨斷而任意去取，甚至隨時改變。
國是不能由皇帝以合其取捨者為標準而作單方面的決定，相反地，皇帝必須與士大夫共定國是，共治天下顯然是共定國是的邏輯引申，一切政爭都必自爭國是始，也祇有在國是確定了之後政爭才能息止。國是已定便不許有異論，持異論便是犯罪。
國是既定之後變成為國家的最高政治綱領，具有制度上的約束力，因此不但上面的朝廷不能任意改變，而下面的士大夫也不許再以議論相攬了，但國是的最後決定權始終握在皇帝的手上。
皇帝既參與了國是的決定程序，國是動搖勢將損害皇權的無上尊嚴，國是既在事實上總是皇帝和某一派的士大夫所共定，因而成為不容妄議的最高法度，故熙寧以來皇帝便不復能置身於黨爭之外或之上，這又是宋代政治史上一個重大的分化。
宋代黨爭和文字獄同源於士階層的內部分化和衝突，東漢黨錮是太學生集體清議的結果，他們抗議和攻擊的對象是行使皇權的宦官集團，明末東林黨人大體上仍可說是代表了士大夫集團和宦官勢力作鬥爭，唐代牛李兩黨的對峙雖然可能分別具有門第與科舉的社會背景，但兩黨在權力層面的正面衝突，則反而是內廷閹寺兩派的反影，宦官操縱黨爭的主軸終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歐陽修在〈朋黨論〉中提出朋僅適用於君子，而不能誤用於小人，也可以視為對這一觀念進行自覺的轉化，政治觀念已是朋黨分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朱熹〈與留丞相書〉是歐陽修〈朋黨論〉以後一篇最有突破性的大文字，歐陽修尚用朋字，朱熹則逕以黨字代之，歐陽修不過消極為君子有黨辯護，朱熹積極主張君子必須不斷擴大其黨，以達到共圖天下之事的政治目的，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是國是法度化以後才能出現的議論。
當時士大夫分化為朋黨的三個主要方式：- 權力關係：以宰相的進退為轉移。
- 地域關係：同鄉的結合。
- 學術思想的關係：道學之士與非道學之士的對立。
權力關係在黨爭中尤居於樞紐的地位，對黨爭中失敗的士大夫進行政治迫害的是宰相而不是皇帝。
元祐時，朝廷有所謂洛、川、朔三黨，洛黨者，以程正叔侍講為領袖，朱光庭、賈易、邵伯溫等為羽翼，賈易且與理學毫無淵源，不過因反對蘇軾之故，一度助程頤攻川黨而已，川黨者，以蘇軾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為領袖，羽翼尤眾，蜀黨和洛黨都是攻擊新法的人。
神宗和安石合作的後期，權力意識在雙方都已浮現，君臣二人雖志同道合，但在權力中卻分別是君權和相權的中心，周圍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權力集團。
在衝突日益激化的過程中，王安石對於政敵似乎也越來越不能容忍了，他在〈士師八成義〉中以守正自許而指斥異論者為邪誣，知識意義上的錯誤已升級為到道德意義上的邪惡了，這是所謂的自我正義化(self-righteousness)。
一切持異議的反對派則都成了鎮壓和打擊的對象，由於國是是長期性的最高政治綱領，一旦建立之後便很難再撼動它，因此憑藉國是而執政的一黨才能長期盤據在權力的中心。
王安石為了推行新法，在神宗的支持下，取得越來越大的相權，但權力對他來說祇是實現治天下理想的手段，而不是滿足個人野心和私刑的工具，但是他擴張相權的種種策略，卻為以後的權相開啟了方便之門，自神宗以下，直至南宋之亡，權相或權臣一個接一個出現在政治舞台之上，哲宗朝的章惇、徽宗朝的蔡京、高宗朝的秦檜、寧宗朝的韓侂冑，以及理宗、度宗兩朝的賈師道。
神宗的母親宣仁后在神宗崩逝後以聽政的身份親自發動元祐的國是，是她和士大夫共定的，元祐朝徹底推翻神宗的國是終於激起了強烈的反響，所以宣仁后死後立即爆發了紹述運動，哲宗親政後改弦易轍，盡復熙寧、元豐之舊，和宰相章惇紹述的國是，然後才能進行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
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長期從之受學，又收藏了安石的《日錄》孤本，因此他對於新法背景的闡釋得到了新黨中人的普遍接受。蔡京之所以能用正邪判劃政治成份，而各依等級定賞罰，其合法的根據完全出於紹述已升級為國是這一事實，國是的負面功能至蔡京當政而登峰造極，反對派不但失去了異論的自由，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而且還被戴上了邪等的帽子。
神宗所創立的國是觀念，經過哲宗紹聖(1094-1097)和徽宗崇寧(1102-1106)兩度紹述，終於成為宋代政治系統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大特徵，崇寧即取崇尚熙寧之義，紹述既是全面繼承神宗王安石的政治遺產，而國是則可稱之為整個遺產的主要標識。
《朱熹的歷史世界(上冊)》，余英時 著，允晨文化出版，2003年08月。★
《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余英時 著，允晨文化出版，2004年07月。★
高三時，在徬徨的人生關口之中，沒有辦法沈住氣整天跟數學物理化學周旋，當時紓解壓力的方法就是到省立圖書館翻翻其他的課外書，將心思暫時寄情於那些想像的世界之中，金庸大致上就是那時候看完的，之後便開始漫無目的地尋找著可以閱讀的書，後來聽到「有井水處有金庸，有村鎮處有高陽」的說法，對於能跟金庸齊名的高陽感到十分好奇，便從《緹縈》開始步入了高陽的歷史小說世界。
上了大學之後，花了大約兩年的時間，在兩個學校的圖書館館藏中，恣意徜徉於高陽的所有作品中，也因此.在當時的社團中敢以清史專家自居，當然說是專家其實都太妄自菲薄夜郎自大了，不過倒是可以說除了歷史課本之外，除了兒童版的資治通鑑《吳姐姐講歷史故事》之外，高陽開啟了我對於歷史的另一種認知與認識，而能夠在之後再向前前進。
開始工作後，就把收集高陽小說的心願擱下了，一來數量極多，需要花費不貲，二來想讀的書愈來愈多，不斷地前進改變，沒有流連忘返的機會，如今從翁澤人先生那裡接收了高陽大部分的作品，不免覺得需要好好來一一介紹，以不辜負贈書傳承的美意。
高陽(1922-1992)，本名許晏駢，譜名儒鴻，字雁冰，浙江杭州人，父親許寶璞為清秀才，壯年早逝，由母親教養成人，抗戰結束後，從事新聞工作，念大學中途退學，考入空軍軍官學校書記，1949年隨國民政府撤退台灣，駐居高雄岡山，於軍中刊物、文藝活動中顯露才華。
1951年，以許姓郡望高陽作為筆名，開始了歷史小說的創作歷程，一生創作頗豐，著作約90餘部，105冊，讀者遍及全球華人世界，其中代表性作品有《胡雪巖》三部曲、《慈禧全傳》、《紅樓夢斷》全集等，對於清代歷史與掌故有著獨特的研究深度，同時也是著名的紅學家。
1957年，任參謀總長王叔銘秘書，開始進入台北文壇，文名漸起，退伍後任《中華日報》主編以及《中央日報》特約主筆，其他筆名尚有郡望、史魚、孺洪。
| 書名 | 出版社 | | 百成書局 | 堯舜 | 南京 | 皇冠 | 遠景 | 風雲時代 | 聯合報系 | 大業書局 | 清流 | 新亞 | 求精 | 其他 |
| 猛虎與薔薇 | 1953 | | | | | | | | | | | |
| 霏霏 | 1953 | | | | | | | | | | | |
| 落花生 | 1956 | | | | | | | | | | | |
| 紅葉之戀 | 1959 | | | | | | | | | | | |
| 凌宵曲 | | 1982 | | | | | | 1961 | | | | |
| 花落花開 | | 1981 | | | | | | 1962 | | | | |
| 避情港 | | | | | | | 1992 | 1963 | | | | |
| 紅塵 | | | | | | 1980 | | | | | | 長城出版社，1964 |
| 桐花鳳 | | | | | | | 1992 | | | | | |
| 驚蟄 | | | | | | | | | | | | 幼獅書店，1965、1985 |
| 李娃 | | | | 1965
1992 | | | | | | | | |
| 愛巢 | | | | | | | | | | | | 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65 |
| 風塵三俠 | | | | 1966 | | | 1992 | | | | | |
| 少年遊 | | | | 1966 | | | | | | | | |
| 金色的夢 | | | | | | | | | | | | 聯合圖書公司，1967 |
| 淡江紅 | | | | 1984 | | | | | | | | 小說創作社，1967 |
| 荊軻 | | | | 1968 | | | | | | | | |
| 紅燭 | | | | | | | | | 1968 | | | |
| 文史覓趣 | | | | | | | | | | | | 驚聲文物供應社，1969 |
| 緹縈 | | 1982 | | | 1986 | 1989 | | | 1969 | | | |
| 清官冊 | | | | | 1987 | 1980 | | | | | | 立志出版社，1971；中華日報社，1971 |
| 慈禧前傳 | | | | 1971 | | | | | | | | |
| 玉座珠簾 | | | | 1971 | | | | | | | | |
| 清宮外史 | | | | 1972 | | | | | | | | |
| 紫玉釵 | | | | 1972 | | | | | | | | |
| 大將曹彬 | | 1981 | | | 1987 | 1989 | | | | 1973 | | |
| 母子君臣 | | | 1973 | | | | | | | | | |
| 百花洲 | | | | 1973 | | | | | | | | |
| 明朝的皇帝 | | | | | | | | | | | | 臺灣學生書局，1973 |
| 胡雪巖 | | | | | | | 1973 | | | | | |
| 鴛鴦譜 | | | | 1984 | | | | | | 1975 | | |
| 胭脂井 | | | | 1976 | | | | | | | | |
| 狀元娘子 | | | 1977 | | 1986 | 1990 | | | | | | |
| 金縷鞋 | | | | | | | 1977 | | | | | |
| 紅頂商人 | | | | | | | 1977 | | | | | |
| 鐵面御史 | | | | 1977 | | | | | | | | |
| 紅樓一家言 | | | | | | | 1977 | | | | | |
| 瀛臺落日 | | | | 1977 | | | | | | | | |
| 小白菜 | | | | 1968 | | | | | | | | |
王昭君
(漢宮春曉) | | | 1978 | 1987 | 1990 | | | | | | | |
| 小鳳仙 | | | 1978 | | 1988 | 1990 | | | | | | |
| 乾隆韻事 | | | | 1978 | | | | | | | | |
| 秣陵春 | | | | | | | 1978 | | | | | |
野豬林
(烏龍院) | | | | 1984 | | | | | | | 1978 | |
| 琵琶怨 | | | 1978 | | | | | | | | | |
林沖夜奔
(翠屏山) | | | | 1984 | | | | | | | 1978 | |
| 正德外記 | | | 1979 | | 1986 | 1989 | | | | | | |
| 花魁 | | | | | 1986 | 1989 | | | | | | 時報文化，1979 |
| 印心石 | | | | | | | 1979 | | | | | |
| 茂陵秋 | | | | | | | 1979 | | | | | |
| 劉三秀 | | | 1979 | | 1986 | 1990 | | | | | | |
| 徐老虎與白寡婦 | | | | | 1987 | 1990 | | | | | | 慧龍文化公司，1979 |
| 五陵遊 | | | | | | | 1980 | | | | | |
| 楊門忠烈傳 | | | | 1980 | | | | | | | | |
| 清末四公子 | | 1980 | 1983 | | | | | | | | | |
| 同光大老 | | 1980 | 1983 | | | | | | | | | |
| 柏臺故事 | | | 1981 | 1983 | | | | | | | | |
| 金色曇花 | | | | 1981 | | | | | | | | |
| 粉墨春秋 | | 1981 | | | 1987 | 1990 | | | | | | |
| 古今味 | | | 1981 | | | | | | | | | |
| 清幫 | | 1981 | | | | | | | | | | |
| 陳光甫外傳 | | | 1981 | | | | | | | | | |
| 延陵劍 | | | | | | | 1981 | | | | | |
| 草莽英雄 | | 1981 | | | 1986 | 1990 | | | | | | |
| 石破天驚 | | 1981 | | | 1987 | 1990 | | | | | | |
| 高陽出擊 | | 1981 | | | | | | | | | | |
| 曹雪芹別傳 | | | | | | | 1982 | | | | | |
| 高陽說詩 | | | | | | | 1982 | | | | | |
| 高陽說曹雪芹 | | | | | | | 1983 | | | | | |
| 血紅頂 | | 1983 | | | | | | | | | | |
| 明末四公子 | | | | 1983 | | | | | | | | |
| 三春爭及初春景 | | | | | | | 1983 | | | | | |
| 古今食事 | | | | 1983 | | | | | | | | |
| 宮闈蒐秘 | | | | 1983 | | | | | | | | |
| 魚的喜劇 | | | | 1984 | | | | | | | | |
| 梅丘生死摩耶夢 | | | | | | | 1984 | | | | | |
| 林覺民 | | | | | | | | | | | | 金蘭出版社，1985 |
| 燈火樓臺 | | | | | | | 1985 | | | | | |
| 大野龍蛇 | | | | | | | 1985 | | | | | |
| 翁同龢傳 | | | | | 1986 | 1990 | | | | | | |
| 丁香花 | | | | 1986 | | | | | | | | |
| 李鴻章 | | | | | 1986 | 1990 | | | | | | |
| 恩怨江湖 | | | | | 1986 | 1990 | | | | | | |
| 假官真做 | | | | | 1986 | 1990 | | | | | | |
| 再生香 | | | | | 1987 | 1990 | | | | | | |
| 八大胡同 | | | | | 1987 | 1990 | | | | | | |
| 鳳尾香羅 | | | | | | | 1988 | | | | | |
| 玉壘浮雲 | | | | | 1988 | 1990 | | | | | | |
| 大故事 | | | | | 1986
1993 | | | | | | | |
| 醉蓬萊 | | | | | 1988 | 1990 | | | | | | |
| 清朝的皇帝 | | | | | 1988 | 1990 | | | | | | |
| 安樂堂 | | | | | | | 1989 | | | | | |
| 水龍吟 | | | | | | | 1991 | | | | | |
| 蘇州格格 | | | | | | | 1992 | | | | | |
| 高陽雜文 | | | | | | 1990
1993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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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系：聯合報社、民生報社、經濟日報社、聯經出版。
《高陽評傳》，江澄格 著，商周出版，2006年12月。
《野翰林》，鄭穎 著，印刻出版，2006年9月。
《吳姐姐講歷史故事1-50》，吳涵碧 著，皇冠文化出版，2008年8月。
佔地約4.5公頃的木柵杏花林，是由四代同堂的張家所共同經營的休閒農場，第一代張丁頂已高齡85歲，負責照顧杏花林區，可以不時看到他拿著鐮刀在陡峭的山坡上除草，，第二代張智揚將原先以栽重茶樹為主轉型為種杏花，同時負責茶葉的管銷，第三代張欣柔、張依平則分別開發了生態導覽解說課程與DIY體驗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