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 (n)新史學 － 本身即價值所在

梁啟超一生都是個民族主義者，一生都在追尋任何可能的方法，以解除列強對他多艱難祖國的侵凌。對梁啟超來說，保國比保教、保種更重要，民族主義是個政治問題而非文化問題，民族主義對他來說不是一種理論的象徵意義，而是一種實際的政治規劃，梁啟超視中國為一政治實體而非傳統含義的普遍文化。

梁啟超在思想上和傳統疏離，而感情上仍眷戀之，他的關懷是政治層面更甚於文化層面，評量標準是西方的而非中國的，政治理論的接受是基於其對於完成他最後目標有否幫助，因此較不注意政治理論的義理含義，終生守之不逾的終極關懷是做為一政治單位的中國。梁啟超的政治思想反映出中國從天下普遍王權，到現代列國體系以國家為世界秩序模式的轉變。

梁啟超〈新史學〉有強烈淑世的企圖，所倡導的史學雖名之為新，但與傳統史學用心經世致用的目的並無歧出，傳統史學僅以個人為主體，只知敘述事實，卻無法解釋事實之間的關係，新史學則要能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反映了當時中西所流行的進化觀點與尋求律則的史觀。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的歷史概念，頗有借鑑《史學原論》(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之處，可視為蘭克(Leopold Ranke，1795-1886)史學在方法論上最終的陳述，蘭克史學令梁氏鄙棄個人之間錙銖必較的效用，社會進化論將歷史的效用提昇至人群的層面，《中國歷史研究法》之普受矚目，歷久未衰，便是能將西方史學與國史知識鎔鑄一爐，這項成就迄今仍罕與倫比。

西方近代史學的軌跡，從中古神學桎梏解脫出來，19世紀的史學便勇往直前地擁抱進化史觀，接著狹輔助科學(auxiliary sciences)之助改良了研究技巧，終至借重社會科學的解釋架構而後止。

依照資料形成之早晚先後，區別資料為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兩大類別，直接史料意指史蹟發生時或其稍後即已成立的資料，直接史料，或言原始資料，與間接史料，或言二手資料，的分辨，正是奠定西方近代史學的基石。陳述事實的真況，是近代史學的精神標幟，象徵歷史的獨立宣言。

在西學入侵以前，史學臣服於經學或理學，但這只就義理評斷而言，並不違礙史學成為專門之學，列為四部之一，18世紀，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說，更使史學為之一振，頗有凌駕經學之姿。清代考據學恰好符合史料考訂與科學方法的雙重用途，以致成為接引西學的方便橋樑，梁氏以降之所以看重清代考據學，只不過將其定位為解讀資料的輔助科學，由非史學的主體。

以梁氏為代表的第一代新史學，藉著闡發新的史料觀念及界定歷史與其他學科的關係，讓中國史家搭上這班升火待發的西方史學列車，中國新史學的建立是梁啟超那個世代的集體成果，梁氏的進化史觀不久即為左派唯物史觀、右派民族史觀意識型態所取代，民族主義對傅斯年治史頗有滲透力。

凡是志在打倒固有史學，開闢新格局的史學活動，均資新史學為名號，以合法化揭竿起義的事為，新史學的新字，除了標示時間的序列，本身即是價值所在，而至於內容為何已無關緊要。

《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黃進興 著，三民書局出版，2006年01月。
《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黃進興 著，允晨文化出版，1994年08月。
《聖賢與聖徒：歷史與宗教論文集》，黃進興 著，允晨文化出版，2001年0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