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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0日 星期五

快樂為什麼不幸福? - 想像未來的侷限

體驗是指參與某件事,知覺則是觀察某件事,一個有從事的意思,一個則有察覺到那項從事的意思,一個表示反映,一個則表示所反映的事。盲視,是缺乏看到的知覺。情感表達障礙者並非缺乏傳統的感情詞彙,而是對本身的情緒狀態缺乏自省的知覺,由前扣帶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失靈所引起,負責傳達我們對事物的知覺,包括內在狀態在內。

描述者對體驗的口頭描述顯然過度描寫了他們對於體驗本身的記憶,使他們最後記得的不是本身的體驗,而是他們對本身體驗的說法。在變化發生的當下,除非心思能全神貫注在該體驗的某個方面,否則我們就只能仰賴記憶,並拿目前的體驗來與過去體驗的回憶相比較,才能察覺到這些變化。一旦擁有某種體驗,我們就無法對它置之不理,以體驗從未發生的角度來看待世界,當人說自己的過去有錯時,錯的可能是現在。


在我們對主體體驗所能採取一切有瑕疵的測量中,瑕疵最少的就是專注的個人最誠實而即時地回報。假如每個人在使用體驗與描述量表時,刻度都稍有不同,科學家就不可能比較兩個人的宣稱。不完美的測量永遠是個問題,但只有當我們認不清這點時,它才是致命的問題,大數法則(Law of large numbers)是指更多不只是數目變多而已,有時候還會變得不一樣。

快樂這個詞起碼被用來指稱三種相關的東西:
  • 情緒快樂:無法化約,也就是所指稱、所能比較以及對他們的神經基礎所能探討的物件都無法完全取代體驗本身。
  • 道德快樂:快樂跟感覺有關,道德與行為有關,行為可以引起感覺,但兩者並沒有必然與直接的關係。
  • 判斷快樂:當我們言談中說「為了...快樂」時,只是在表示某樣事務可能、曾經或應該是愉悅感的來源,但當下的感覺顯然不是如此。
人在幻想未來時,多半是想像自己成就某事與成功,而不是失手與失敗,想到將來會讓人很開心,所以我們有時候寧可只是想像,而不去做,當一個人覺得事情容易想像時,他就會高估實際發生的可能性,由於大多數人練習想像的好事比壞事多得多,因此我們多半會高估好事真的發生在我們身上的可能性,進而不切實際地樂觀驗對未來。預先想到不愉快的事可以把它們的影響降到最低。

無論是真實還是幻想,掌控的感覺都是心理健康的來源之一,別的動物必須去體驗一件事,才能了解其中的樂趣和痛苦,可是預見能力卻使我們能想像尚未發生的事,進而免去體驗的痛苦教訓。

驚奇的發現透露了期待的本質,驚奇告訴我們,我們所看到的東西不符合期望,即使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麼,我們的大腦會自發推測,這是它們的本能與天職,大腦會把他們已經知道的事(過去)加上現在所看到的事(目前),以預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將來)。額葉是人腦演化的最後一部分,也最慢成熟,在年老時則會最先退化。

想像力的三個盲點:
現實主義
人生不見得都會按照我們的希望或計畫走,可是我們深信假如真的能照希望按部就班進行,就會獲得無窮的快樂,傷心的事便會一掃而空,想像由這些選項呈現的將來,然後想像對它們分別有什麼感覺。

體驗的細緻繡帷並不是存在記憶裡,只少不是全部,相反地,是經過壓縮以後才儲存,並且會先縮減成幾個重要的線索。假如大腦是擷取體驗,體驗就不是我們有辦法預期到的事,記得這個舉動牽涉到實際上沒有儲存的細節,我們自己通常不知道,因為填補是在不知不覺中迅速發生,我們並不相信自己看到的是詮釋,人會清楚鮮明地記得自己看過線索名詞,並十分有把握地認為它出現過,即使人在事前得到提醒,這種現象還是會發生。

我們會不自覺地假設我們對事物的主觀體驗是忠實反映出事物的特性,直到過了一下子,假如我們有時間、精神和能力的話,才會趕緊否定這個假設,並想到現實世界可能並非如我們所見。有自發與立即傾向把符號與所意味的事混為一談,這種把事物的主觀感受跟客觀特性畫上等號的自發與立即傾向會持續一輩子,它不是永遠消失,也不是偶爾消失,而是短暫、斷續、迅速地散開,但必然是我們知覺世界的第一步,我們是眼見為信,等必要的時候才不相信。

當常人想知道兩件事有沒有因果關係時,他們多半會去尋找、關注、思考與記得有發生的事件訊息,而不會去尋找、關注、思考與記得沒有發生的事件訊息。忽略沒有的是這種傾向也會使比較私人的決定受混淆,當我們選擇時,考慮的是正面特質,當我們否決時,考慮的是負面特質,有罪正面的特質與最負面的特質,因此當人在尋找要選擇的東西時,多半會選擇它。

我們也容易把沒有想像的未來事件細節當成不會發生,我們沒有考慮到想像力填補了多少,也沒有考慮到它遺漏了多少。我們很難不去偏重本身的注意力,也很難考慮我們可能沒有考慮到的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經常錯估自己對未來事件的情緒反應。

當我們想到遙遠過去或遙遠未來的事件時,傾向於考慮為何發生,但是若想到不久過去或不久未來的事件時,往往會具體地考慮它們是如何發生。人們在想像等待的痛苦時,會覺得它發生在近期的未來比發生在遙遠的未來還糟,導致了一些相當奇怪的行為。

我們想像的未來會包含一些大腦虛構的細節,並缺少一些大腦忽略的細節,問題並不在於大腦會填補和遺漏,問題在於大腦把這件事做得太好了,以至於我們渾然不覺,我們很容易對大腦的產物照單全收,並期望未來以大腦所想像的細節與僅有的細節展開,想像力有一個缺點在於它很隨性,而不會告訴我們它做了什麼。

現在主義
歷史學家用現在主義來形容依當下的標準來判斷歷史人物的傾向,習慣透過現在來看過去幾乎是無法抗拒的事,當下的感覺及當下的想法對於我們自認往後會有何種感覺具有非常強的影響力,由於時間是個很不固定的概念,我們很容易把未來想像成現在的變形,現在主義發生的原因在於,我們不明白未來的自己不會以現在的方式看世界。

假如說現在輕微渲染了記憶中的過去,它則徹底灌注想像中的未來,大多數人都無法想像明天跟今天會有天壤之別,而且我們發現尤其難想像的是,屆時我們的想法、慾望或感覺會跟現在不一樣。

當人沒辦法感覺目前的情緒時,它就會變得暫時無法預測自己將來變得怎麼樣。未來事件可能會要求就用大腦的情緒區,但現實事件幾乎總是擁有優先權。我們無法看到或感覺兩件事,而大腦對於要看、聽、感覺什麼以及要略過什麼,也有嚴格的優先順序,想像力的要求經常被拒絕,感官和情緒系統則會執行這項政策,當大腦要想像世界的知覺特徵時,它就會找感覺區來幫忙,當感官系統回絕想像力的要求時,我們似乎察覺得出來,當情緒系統在做同樣的事情時,我們卻看不出來。

由世上的流動資訊產生的視覺體驗叫做視力,由記憶中的流動資訊產生的視覺體驗則叫做心智圖像,由世上的流動資訊產生的情緒體驗叫做感覺,由記憶中的流動資訊產生的情緒體驗則叫做預感,預感經常比邏輯思考更能預測我們的情緒,視覺體驗有一個特徵,我們幾乎必然能分辨其為現實還是想像的產物,可是情緒體驗就不同。憂鬱有一項特徵,憂鬱的人想到未來事件時,無法想像自己很喜歡這些事。

我們每個人都會受限於地點、時間和環境,所以當我們試圖靠心智來突破這些界線時,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以為自己已經跳出思考的框架,卻純粹是因為我們看不到這個框架到底有多大,想像力無法輕易突破當下局限的原因之一在於,它必須借用知覺所擁有的機制。但事實上我們在想像時所感受到的未來多半是在回應目前所發生的事。

當人需要推敲抽象事物時,往往會想像抽象事物像什麼具體的東西,然後改成推敲那樣東西,對大部分人來說,類似時間的具體東西就是空間。以隱喻來推敲事一種巧妙的技術,它使我們利用本身的長處來彌補缺點,亦即用我們可以具象化的東西來思考、談論及推敲我們無法具象化的東西。

生命中有個最殘忍的真相,美好的事物在第一次出現時特別美好,可是重複卻會使它們的美好衰退,心理學家稱之為習慣,經濟學家稱之為邊際效應遞減,時間和變化是避免習慣的兩種方法,當事件在時間上分隔得夠遠時,變化不但多餘,而且還吃力不討好。事物的價值不能靠價格來決定,而要靠它所產生的效用來決定。

起點重要的原因在於,我們結束的地方往往跟開始的地方很接近,當人把未來事件想像成在現在發生,再根據事件實際發生的時間來修正,以預測未來的感覺時,他們也會犯同樣錯誤。由於我們企圖預測未來感覺時,會自然而然以目前的感覺為起點,因此所預期的未來感覺起來會比實際更接近現在。

並排比較最難察覺的問題在於,它會使我們注意到一切使我們所比較之可能事物與眾不同的屬性,價值決定於某樣事物與另一事物的比較,在任何情況下,可以比較的方式都不只一種,當我們以某種方式做比較時所衡量的價值,可能超過以另一種方式所衡量的結果。

合理化
當大腦以多於一種的方式自由解讀刺激時,多半會以它想要的方式來解讀,偏好就如同情境、頻率和近期性,會影響你對於刺激的解讀。一旦我們的潛在體驗變成實際體驗,一旦我們跟它的好處扯上關係,大腦就會忙著尋找能讓我們欣賞這個體驗的方式來思考它。人會找機會以正面方式看待自己,但又要固定排除不切實際的正面方式來看待自己的機會。

我們會花無數時間和金錢仔細安排生活,以確保身邊的人都喜歡我們或像我們,當我們向認識的人尋求建議和意見時,他們多半傾向於為我們偏好的結論背書。為了印證自己偏好的結論,我們會去聽我們要別人說的那些話,這些人已經在事前經過挑選,所以都願意說我們想聽的話。

不管是靠選擇資訊還是資訊來源,調理眼前事實的能力,有助於我們建立正面且可信的看法。當事實質疑我們所偏好的結論時,我們就會檢查得比較仔細、分析得比較嚴格、要求也會比較多。顯然我們很容易相信自己既聰明又健康,卻要許許多多的事實證明才會相信相反的情況。為了確保我們的看法可信,大腦會接受眼睛所看到的東西,為了確保我們的看法夠正面,眼睛會去尋找大腦所要的東西。

正面看法如果要可信,就必須建立在我們相信是誠實得來的事實上,方法就是無意識地調理事實,然後有意識地消化它。當運氣不好而沒有人可以怪罪時,大家其實會覺得比較難過,負面事件的確會影響我們,可是其影響力通常不像我們預期的那麼大或那麼久。小事情比大事情更容易讓我們的情緒受到打擊、失去平衡。

我們替擺脫不了的事尋找及發掘正面看法時,要比可以擺脫的事容易,只有當我們不得不然時,才會去尋找慰藉,解釋固然會減弱不愉快事件的影響,但也會減弱愉快事件的影響,未經解釋的事件有兩個特色會擴大及延伸其情緒影響力,首先,會讓我們覺得很稀奇,當人沒有完成他們開始做的事情時,會特別容易想到並記得未完成的事,我們特別容易一直想著它們,假如事件缺乏解釋,它就變成謎題或謎團,解釋會使事件喪失它的情緒影響力,因為這會使它看起來變得可能,並使我們停止想到它。

就長期來看,各個年紀和各行各業的人後悔沒有採取行動的程度遠遠超過有採取行動的程度,心理免疫系統在替不作為建立正面可信的看法時,會比替作為建立時更困難。我們比較容易形成正面與可信看法的作為而非不作為,是痛苦的體驗而非惱人的體驗,是我們躲不掉而非躲得掉的不愉快處境。

解決之道
不常或少有的否驗往往最令人難忘,最不可能的體驗經常是最可能的記憶,這點會削弱我們對未來體驗的預測能力。記憶對結局的迷戀,我們經常靠結尾來判斷體驗的愉悅度,體驗的結束方式顯然比我們所得到的總愉悅量還重要,這點會促使我們形成一些奇怪的選擇。

只要見解能增進溝通,即使是錯誤的見解也有很大的機會一再傳遞下去,而錯誤的見解要剛好強化了穩定的社群,那它就很容易擴散,因為抱持這些見解的人多半活在能讓錯誤見解擴散的穩定社群裡。前瞻和回顧顯然可以一模一樣,只不過兩者都沒有正確描述實際的體驗,我們豐富體驗之後之所以這麼常變得一文不值,有一個原因是我們沒有能力回想自己實際的感覺。

自以為比一般人好的偏見,也使我們自以為比一般人沒偏見,我們不見得認為自己比較優秀,但幾乎一定會認為自己獨一無二,我們之所以不願意把別人當成自己的代替者,主要原因在於我們會無來由地相信個人的差異性與獨特性,假如我們相信人的情緒反應比實際多變,那代替對我們來說似乎就不如實際上有用了。當人缺乏想像力所需要的訊息,不得不拿別人來代替自己時,他們對未來感覺的預測便相當準確。


《快樂為什麼不幸福?》,丹尼爾吉伯特 著,戴至中 譯,時報文化出版,2006年12月。(2006)


2010年8月2日 星期一

人文與民主 - 通識修養

王韜首先界定了歐洲三種不同的體制,分別稱之為民主國、君主國和君民共主國,康有為最初可能是受到他的啟發,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論,在中國思想史上導入了一套全新的範式,直到五四前仍成為經學中的主流,《國粹學報》刊登了大量有關這一主題的文章,由此,儒家菁英們逐漸形成了一股思潮,認為中國的民主觀念早在孔、孟及其他聖賢那裡就已經發展起來了,與西方無關,而現代儒家的責任就是要從儒家文獻中將它重新發掘並加以光大,民主觀念被證明對中國菁英富有吸引力,他們不僅接受了它,而且極力想使它本土化。中國的菁英文化雖然有許多不足之處,但它充滿矛盾地證明了自己更樂於接受民主的觀念,而不是拒斥它。

中國和其他高水準文民的人民,其政治思想的特徵總是傾向於道德,而不是法律,希臘與此不同,從一開始他們就將自己的大部分經歷投注於法的創建和執行上。黃宗羲提出有治法而後有治人的觀點,對傳統儒家原則作了一個重要的轉向,1600-1800年間,一些主要儒家思想家強調私甚於公,因為他們認識到個人能比皇帝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利益。在接受西方憲法民主觀念的時候,中國的知識菁英們實際上拋棄了傳統的道德原則而選擇了法律原則,無疑使得做為佔支配地位的政治力量的儒家思想走向了滅亡。

民主觀念在知識菁英中找到了中國最能接受的人,從19世紀晚期至1919年,民主的主要擁護者幾乎都是擁有強烈儒家文化背景的知識菁英。五四新文化運動侍中國菁英文化的最後一次壯舉,陳獨秀和胡適表面上是站在儒家的對立面,但在意識深處仍保留著儒家的血脈,使他們從一開始就更容易接受民主的思想。

因此,一個高水準的菁英文化是一個根本前提,尋求一個能被普遍接受的政治公正概念,必須從做為承認基本觀念和原理所隱含的共同基礎的背景文化(background culture)或大眾文化(public culture)開始。公認的基本觀念和原則主要是由合理的綜合性學說所提供,做為文化資源的合理性綜合性學說,在民主社會裡會有力地促進大眾接受公正概念的建設。

沒有文化的背景,不容易發展出比較有品質的民主觀念,若沒有很好的文化修養,僅僅操縱選票的數量,那麼民主就變成暴民政治,不是好東西,一切法制,本身的優劣最多不過是相對的,其成敗得失最終仍繫於人怎樣運用它,不要把民主僅僅看作是一種數量的政治,或者僅是一個政治體制,而應該把它看作是一種生活方式或文化型態,是文化狀態決定了政治結構,不是政治結構改變後才帶來文化的新發展。

僅僅做為一種政治形式而言,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民主能使大多數人獲得合理生活的政治制度,但對生活的品質並不能有所保證,民主重量而不重質,要不斷提高生活的品質則不是民主所能為力的。民主體制本身並不是一切,它的運作必須另有一種健全的文化精神與之配合,民主做為一種純政治形式而言,只能保證一人一票的平等,但不能啟人以向上之機,政府必須從眾,大學則唯理是依,有時不惜違眾。

問題只是在領導人的產生不是靠特權,不是靠關係,而是靠才能,這種菁英是一種自然的菁英,民主社會中的領導階層必須通過人文修養以增進其領導能力,將理想付諸實踐,民主社會中的一般成員也同樣需要人文修養,通識能夠培養出關於公共事務的觀察力和判斷力,這是古今中西所共同承認的道理。

知識並無止境,我們永遠不斷在嘗試與錯誤之中向前摸索,如果理論與經驗不合,我們只能尊重客觀經驗,修改或放棄錯誤的理論,能夠證明為錯誤的才是知識的對象,卡爾波柏(Karl Popper,1902-1944)以證誤(falsification)原則取代邏輯實證論者的證實(verification)原則。

一切已普遍流行的理論或假說,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經驗事實上面,因此其有效性終究是有限度的,不能是為天經地義,而且再高明的理論,只要與經驗事實相違背,便不能不作修正。哲學不能只作概念的分析,也要闡述意義。研究是指具體針對問題和目標,如新產品或新程序方法,按不同基本科學知識原理,研究其可能性,發展,從事發展為工業性規模生產的階段,如今,一般人講研究發展,把與字去掉了,使其界線模糊不清。

只有相信人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可以創造或改變文化時,談、說或相信才有意義可言。文化本身是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領域,世俗的功利觀念是現代文化的一種根本病痛,在文化問題上,人的主觀努力是必要的,我們不能把一切不好的文化現象完全解釋為社會、經濟,以及政治各方面變遷的結果。

三代的禮樂秩序可能及源於五帝時代,巫是中心人物,擁有神權;甚至軍權,因為除了琮以外,還有鉞的發現。春秋、戰國的士是游士,游不但指周遊列國,也指他們從以前封建制度下的固定職位中游離出來,取得了自由的身分,心靈不再為現實所局限,因此發展出一個更高的超越世界-道,用之於反思和批判現實世界。有兩個共同點:
  • 將道,一個精神實體,代替了巫所信奉的神
  • 用心的神明變化代替了巫溝通天人或神人的神祕功能
哲學突破在中國是以心學取代了神學,中國的思想的一項主要特色由次奠定。

由於士的人數愈來愈多,這一群體也開始分化,一方面是上下層的分化,如勢族與孤門,門第制度由此產生,另一方面則是地域分化,士的個體自覺超越於群體分化之外,發現自己具有獨立精神與自由意志,並充分發揮個性,表達內心的真實感受,名教與自然之爭並不限於儒、道之爭,而應擴大為群體秩序與個體自由之爭。

商人已肯定自己的社會價值不在士或儒之下,明代專制黃泉對商人的壓迫是很嚴重的,由於士商之間的界線愈來愈混而難分,往往看到士階層的人起而與商人聯手,對皇權作有力的抗爭。送名兩代理學之間的斷裂遠過於延續,宋代皇權是特別尊重士的,因此宋代士一般都抱有得君行道的期待,但明代自太祖開始,對士抱著很深的敵視態度,雖深知治天下不能不依靠士階層的支持,但絕不承認士為政治主體,更不肯接受儒家理論對君權的約束,明太祖洪武13年(1380年)廢除相職,從此士在朝廷上便失去了一個權力的凝聚點,代宰相而起的內閣大學士,不過是皇帝的私人秘書而已。

致良知之教以喚醒社會大眾的良知為主要的任務,成為覺民行道。從乾嘉到晚清,考證是和四部之學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1898年,嚴復在通藝學堂講西學門徑功用,第一次對西學做了比較全面的介紹,西學在中國知識人心中的重要性開始從自然科學轉向人文研究,西學從自然科學到人文研究的轉向便發生在嚴復譯書流行全國的時候,嚴復在這一重要轉折點所發揮的影響力是決定性的。

清末民初是國學興起的階段,構成了現代中國人文研究的主流,以實質內涵而言,國學自是中國本土的學術系統,但它自始便要求與西方學術互相溝通,並且在概念化方面受到了西方的影養,不能簡單地視為乾嘉考證學的延續。

第二階段的國故研究,是直接繼承清末民初的國學運動而起的,五四以來所出現的國學大師m儘管治學途徑個有不同,整體地看,都是在各門專史上做出了重大貢獻的學者,前後兩期的國學研究都在尋求如何打通中國原有學術系統和西方現代學術系統之間的隔閡。

在20世紀初年,王國維代表了西學在中國的最高水平,無論就廣度或深度而言,都當之無愧,王國維已將西方人文修養融化在自己治學的整體方式之中,中國的國學家,除王國維外,對於西學雖不免淺嘗而止,但他們的視野卻因之而大開,中國人文研究的現代化便由此發端。從1920年代到1949年,第二期國故研究是在新典範之下進行常態的工作,創獲極多。

西學不應再被視為科學之律令或普世的真理,它將做為參考比較的材料而出現在國學研究的領域之中,做為參考比較的材料,國學家對於西學則應只嫌其少,不厭其多。


《人文與民主》,余英時 著,時報文化出版,2010年01月。


2009年9月3日 星期四

引爆趨勢 — 尋找連結者跨越鴻溝

雖然史蒂芬李維特在《蘋果橘子經濟學》中,對於紐約市,甚至擴大到全美國犯罪率降低的原因,否定了破窗理論,或是說紐約警察局的努力影響其實十分輕微,反倒是因為墮胎的合法化,讓會淪落街頭、成為幫派份子的問題人物,無從出生在這個世界上居功甚偉,不過,還是可以來想想怎樣才能創造流行,了解iPhone或Facebook致勝的關鍵所在。

非裔美國人遷入某社區的比率達到20%後,原有的白人幾乎會立刻搬出這個社區,引爆點就是,數量已經達到關鍵水準,跨越了門檻,達到沸點,在引爆點的世界中,任何匪夷所思的事情都能成為意料中事,天翻地覆的變化不只是機率問題,反而是常態。


社會流行病學(Social Epidemiology)現象具有三個特點:
  • 具有傳染性
  • 小動作也會產生大轉變
  • 轉變並非逐步形成,而是在很短的時間內物換星移,流行風潮的興衰生滅都是在一夕之間。
引爆點的三大原則,對應流行病三大因子:
少數原則散播傳染原的人在特定過程及體系內,少數才是關鍵,大部分的工作是由極少數的人所完成的,社會流行風潮散佈的方式也和流行病一樣,都是一小撮人使力的結果,不是根據個人的性傾向區分,關鍵在於他們是否容易親近、在同儕之間是否顯得精力旺盛、博學多聞或具有影響力。在社會上要掀起一股風潮,成功的關鍵在於主事者必須具備特殊的條件。
我們其實不是到處找朋友,只是自然而然就和同處一刻小空間的人交起朋友。六度分隔並非指每個人經過六次轉手,就能與所有人連結,它的意思是,及少數人可以靠幾次的轉介,就能聯繫到所有人,其他人則透過這極少數的人和世界鄉連結。交友圈其實不是圈子,而是金字塔,金字塔頂端只有一個人,我們透過這種人和外在世界接觸,引領我們進入自己的交友圈,我們對這種人的依賴遠超過自己的想像,他們天賦異秉,能夠結交三教九流,稱為連結者。
連結者的特質就是必須人面很廣、三教九流都認識,各行各業都有一小撮人很會交朋友,他們就是所謂的連結者。歷來關連度最佳的演員是羅德史泰格(Rod Steiger),在演藝圈和所有人都合作過,因為他文武全才,生旦淨末丑各種角色都難不倒他,在現實生活中,能夠扮演不同的角色,任何人透過幾層關係輾轉就能找到他們。
一般人不是靠朋友找到工作,靠得是一般的泛泛之交,無論是找新的工作、新資訊或新觀念,泛泛之交永遠比親密好友更重要,畢竟,親密好友和你屬於同一個圈子,掌握的資訊,恐怕比你多不了太多,泛泛之交本質上和你屬於不一樣的圈子,比較可能知道一些你完全不了解的事物,泛泛之交的能耐(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代表一種社會力量,你認識愈多的泛泛之交,力量就愈大。
市場專家就是對許多產品、價格或地點都瞭如指掌的人,市場專家其實就是情報仲介,和別人分享及交換他的專業知識。雖然幾乎所有人都會屈服於同儕壓力,但同儕壓力不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得先有人向同儕施壓,才會出現同儕壓力,在社會風潮中,市場專家就是資料銀行,他們提供資訊,連結者則是社會黏膠,負責散佈資訊,另外還有一種人-推銷員,他們具有特殊技巧,能夠說服我們。
同步互動(interactional synchrony),人類不僅姿勢會協調,對話也有一定的節奏,兩個人說話的時候,他們的音量及音調也能彼此平衡,不但語速能夠平衡,甲停止說話到乙開始說話之間的時間,也能配合得很好。小動作能夠造成大轉變,非口語的暗示和口語的暗示一樣重要,甚至有過之而不及,我們說話時周遭的環境,可能比我們說的話更重要,說服他人的方式往往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情緒感染的方式也可以由外而內。情緒也有帶原者,他們很善於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也有人特別能夠接納別人的情緒,情緒感染並不是一種疾病,但是感染的機制卻和生理疾病一樣。
定著因素傳染原本身定著代表這則訊息發生作用,它留在你的腦海中,揮之不去,是產品、觀念能夠異軍突起的關鍵,除非消費者記住生產者的訊息,否則他不會改變自己的行為、購買廠商的產品。有特殊的方法可以讓大眾記住一則訊息,只要簡單改變表達的方式、重新調整訊息的結構,產生的衝擊就可能截然不同。我們都以為,影響他人的關鍵在於我們傳達訊息的內容,然而略微改變這些訊息的傳達方式,就讓這些訊息蔚為風潮。
廣告業有則金科玉律, 一般人至少看過六次,才會記住一則廣告,在兩分半鐘的電視廣告時間中,只要出現四支以上的各佔15秒的廣告,每一支廣告的效果幾乎是零。仔細注意節目內容的結構和模式,才能大幅提昇觀眾的定著程度。
廣告奏效有三大法寶:
  • 幽默
  • 誇張的圖表
  • 名人推薦
兒童如果看不懂節目的內容,他們就不會再看下去了,看得懂的時候,會津津有味地看下去,看不懂的話,目光也會轉向,想要了解兒童能否從電視節目學習,以及學習了哪些內容,只需注意他們是否再看電視就知道了。相互排他性(mutual exclusivity)原則,就是小孩子很難認同一個東西有兩個名字,兒童不太能接受擁有兩個名字,或者會改變名字的事物。學齡前兒童的動力來源不是尋找新事物,而是設法了解及預測周遭環境,重複對幼兒相當寶貴,他們需要一再重複動作。說故事是兒童接受外來事物最核心的方式,他們只有利用說故事才能組織周遭環境,組織自己的經驗,無法依照因果關係組織事物,因此,只好把發生的事物變成一則又一則故事。
環境力量傳染原活動的大環境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 Theory)說,犯罪絕對是失序的結果,末因惡小而姑息,這些小奸小惡正是暴力犯罪的引爆點。特定處境的力量相當大,能夠超越我們與生俱來的人格特質,只要改變他們的處境,立刻能夠強烈改變他們的行為。目擊者是否會伸援,居然和在場的目擊者人數最有關係,身處團體之中的個人,把採取行動的責任分散到所有人身上。
誠實不是一個人的基本特質,或者不是所謂的一致性的特質。人類內心有一種過濾閥(reducing valve),縱使觀察到實際行為已有改變,我們仍然會創造及維持情況未變的假象。個性不見得符合我們所認定或希望的模式,個性並非一組持續不變、容易辨識的特質,個性比較像是一組習慣、癖好及興趣,在特定的時間、條件及環境下相互結合依存。
基本屬性偏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FAE),人類在解釋別人行為時,往往會高估個性的重要性,低估處境及背景的重要性,我們總是以人格特質,而不是背景條件來解釋發生的事情。雖然是一樣的問題,一般人在團體中作答,和捫心自問時的答案恐怕非常不一樣。
大腦新皮質比,就是大腦新皮質和大腦容量的比率,可以推算出動物所屬團體最大的規模,人數維持在150人以下,似乎是管理一群人最好、最有效的方式。團體賦予每個人特殊的職責時,就必須提升效率,每個領域都是由最少數的能者領導,這項責任不是因地制宜、時有時無,而是一直都存在。這是流行風潮的矛盾之處,要引發一場大流行,必須先引發許多小型風潮。
轉譯謠言,從三個角度扭曲:
  • 簡化:部分事實略而不提,原本有些細節可供外界了解整件事件的真正意義,卻在有意無意之間受到忽略。
  • 強化:部分事實經加油添醋、特別強調。
  • 同化:這則謠言的內容經過修改,使得散播謠言的人也能認同。
有些事物雖然能夠帶動風潮,但無法躍居為主流文化,通常是因為這個觀念的根基不夠紮實,流行趨勢要成為主流,必須像是條條大路通羅馬,創新者周遭每個層面都可以看到它。掀起一股風潮必須集中資源,全部投入少數幾個關鍵領域。我們可以改變現狀,只要給予正確的刺激,人類可以大幅扭轉本身的行為及想法。

未來預測最迷人的地方,就在我們似乎看到了什麼,可是看到的同時卻又發現,原來還有一片從沒注意到的天地。


《引爆趨勢》,葛拉威爾 著,齊思賢 譯,時報文化出版,2005年06月。
《Laughter: 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Robert R. Provine 著,Penguin USA出版,2001年11月。
《承諾的策略》,湯瑪斯謝林 著,王永欽、薛峰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07月。
《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Mark Granovetter 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出版,卷83,期6,頁1420-1443,1978年05月。
《6個人的小世界》,鄧肯華茲 著,傅士哲、謝良瑜 譯,大塊文化出版,2009年08月。
《Emotional Contagion》,Elaine Hatfield、John T. Cacioppo、Richard L. Rapson 著,劍橋大學出版,1994年01月。
《Categorization and Naming in Children: Problems of Induction》,Ellen M. Markman 著,麻省理工學院出版,1991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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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法效應》,菲利普金巴多 著,孫佩妏、陳雅馨 譯,商周出版,2008年03月。
《Studies in the Nature of Character》,Hugh Hartshorne、Mark Arthur May、Julius Bernard Maller、Frank Kayley Shuttleworth 著,Macmillan出版,1930年。
《The Person and the Situation: Perspectives of Social Psychology》,Lee Ross、Richard E. Nisbett 著,McGraw-Hill出版,1991年。
《教養的迷思—父母的教養能不能決定孩子的人格發展?》,茱蒂哈里斯 著,洪蘭 譯,商周出版,2000年06月。
《Introduction to Personality: Toward an Integration》,Walter Mischel 著,John Wiley & Sons出版,2003年08月。
《哈啦與抓虱的語言》,羅賓鄧巴 著,洪莉 譯,遠流出版,2002年11月。
《Transactive Memory: A Contemporary Analysis of the Group Mind》,Daniel M. Wegner 著,Theories of Group Behavior出版,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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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擴散-為什麼有些好觀念、好產品會一炮而紅,有些卻流行不起來?》,埃弗雷特羅吉斯 著,唐錦超 譯,遠流出版,2006年10月。
《蘋果橘子經濟學》,史蒂芬李維特、史特凡杜伯能 著,李明 譯,大塊文化出版,2006年0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