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陽出人頭地100招：成功人生必勝寶典 － 觀察、想像、判斷

大學階段，因著對於知識的渴望和了解世界的企圖，大量地博雜地閱讀著各式各樣的書籍，舉凡報紙、書店或是文壇排行榜上的重要經典、人生必讀、十大好書等書單，都不會一一放過，因為這個渴望是如此強烈與瘋狂，也曾經有過一年閱讀百本以上書籍的紀錄，而且是在不影響學業成績和社團活動的情形下達成的，不過大概從離開學校開始，我就走上了自我閱讀和教育的路途，對於自我的興趣和需求有了比較清楚的了解和認知，幾年下來都是延續著這樣的道路努力前進著。

最近因為某種機緣，和以前工作過的研究機構的最後一任老闆JKF碰面，她極力地推薦我一定要閱讀這本書，甚至在那個當下，就要拉著我的手到附近的書店去購買了，回來之後，我也很好奇什麼樣的書值得她這樣大力推薦，因此就上網買了。

大概只花了半天的時間，就把整本書看完了，看完之後更加印證長久以來我心中的想法，那就是可以從一個人正在閱讀的書，或是推薦的書，或是贈送給別人的書當中，除了認知到對方的閱讀興趣、品味和關心議題之外，還可以進一步了解到對方的思想高度和深度，這樣說並不是有貶抑之意，而是可以從這樣的互動過中了解到對方的喜好，找出溝通的方式和切入點，進而達到最終的目的。

這種心理勵志類的書籍，大概是長久以來出版社的最愛，因為銷路通常都很好，而且不同的名人可以有不同的包裝和行銷方法，即使內容大多大同小異，因為人是相當脆弱的，總會有學業上、愛情上、工作上、健康上、家庭上各式各樣的問題，除了到廟裡燒香拜拜，除了和家人朋友訴苦抱怨，必須有人可以作為解決問題的榜樣模範。

不可否認胡立陽有他獨到的成功方法，有他叱吒股市的獨特思維，嚴長壽有他成功的模式，郭台銘有他開疆拓土的稱霸戰略，許多的名人都有著不同的成功經驗，但是這些經驗之談往往沒辦法被複製到另一個人身上，就像我最近發現管理不能稱為科學一樣，因為同樣都沒有可證偽性，也就是沒辦法否定他的結論，卻也沒辦法重複相同的結果。

更不用說，許多民間智慧或經驗之談，本身充滿著矛盾和模稜兩可，然而這些智慧俗諺、經驗習慣卻是在有形無形中，有意識潛意識下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思考和行動，非得要非常用力地專心地才有辦法避免它們的影響。但是也不能因此做出悲觀的結論，好似逃不出一張張開的網一樣，只能任由別人擺佈，或許只要保持開放的心胸，就可以避免大部分的陷阱，或許也可以像薛西弗斯一樣，享受著把石頭推到山頂的過程，不過這樣卻又落入了卡繆的哲學結論之中。

胡立陽說，投資股票的主要目的，絕對不應該只是為了賺錢，是要增加生活的情趣。假通膨純由資金炒作而成，並沒有生產過剩的實質問題，是由假性需求造成的。

做任何事，若是一開始就心存退路，很容易因意志不堅而導致半途而廢。許多人尚未成功，就是因為不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總以自我為中心，博得老闆青睞的三種能力：

• 觀察力：老闆最想達成的目標是什麼
• 想像力：為老闆設身處地地著想
• 判斷力：怎樣才能助老闆一臂之力

出人頭地的八大法則：

• 不要只聽周遭朋友的話，一般的建議只會讓你成為平凡人
• 不要只知道用功讀書，更重要的是要讀對書
• 不要只知道努力工作，更重要的是做對工作
• 不要只結交志趣相投的朋友，否則你永遠只看到一半的世界
• 不要只是默默期待等升遷，要勇於創造自我推薦的場合與機會
• 不要以為機會是只留給準備好的人，它會留給主動向它叩門的人
• 不要以為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只是你必須站對地方接
• 不要只會正面思考，要逆向思考，不正常的人才能出人頭地

《胡立陽出人頭地100招：成功人生必勝寶典》，胡立陽 著，天下文化出版，2010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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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聲漢農史論文集 (2)氾勝之書 － 關中的農業智慧

百榖或五榖、六榖的糧食作物在史前便已開始種植，百果或五果也在史前就開始馴化，油料中，最早的是大麻種子和大豆，還有荏(蘇油)，纖維中，大麻(雄麻)、苧麻，也是西元前5世紀就見於記載的，六畜也是史前遺產，養魚事業，至少在西元前3世紀便已經開始了。

《詩經》所保存周民族的詩歌，顯示著農業生產是周民族的特長，從戰國起，一般只有由關中出兵向東作戰，關中本身很少直接成為戰場，所以關中的農業生產，很少直接受到戰禍。戰國時代至少已有過兩種專門農書《神農》、《野老》，而且，至少在西漢時它們還在流傳。

《管子》中〈牧民〉、〈權修〉、〈立政〉、〈五輔〉、〈八觀〉等篇，所記各種保證農業生產的良好政治措施，如果沒有很先進的技術知識做根據，以很難想像。

《呂氏春秋》共十二紀、八覽、六論共26個部分，六論中最後一論〈士容〉，共有6篇：

第3篇	〈上農〉	專談怎樣以政治措施保證農民能夠及時地從事農業生產操作，凡替統治階級效勞的諸子，所談的農本或重農思想，利用農民熱愛土地的心理，盡可能地不擾亂他們的生產勞動過程，讓他們固著在土地上。
第4篇	〈任地〉	是利用土地的原則。
第5篇	〈辨土〉	即以人力改變土壤現狀，對性質不同的土壤，在耕種時間上做不同的安排，由耕作不良而引起的三種弊害，稱為三盜：地竊(播種過稀)、苗竊(缺苗)、草竊(雜草妨苗)。
第6篇	〈審時〉	討論操作及時與不及時，對作物各方面作了一個總結性的比較。

西元前1世紀初，漢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趙過發明的新式農法代田法，以5頃為經營基準，推廣於關中地區，田作區分相互間隔的甽與壟，甽中播種，育成苗時，以壟土覆甽中苗根，作物成長收根深之效，耐於亢旱害與強風而茂盛，收成較普通之田每畝可增1-2石，甽與壟每年交代互換。三腳樓更是每犁三叉，二牛耦耕而三人操作，播種與覆土同時進行的進步技術，1日可播種1頃，后稷始甽田，甽田是耕種時在田中留出的行道。

《漢書‧藝文志》所載9種農家書，除《神農》、《野老》外，其餘7種中，不知何世的4種後來都已失傳，剩下3種是《董安國》12篇、《蔡癸》1篇、《氾勝之》18篇。漢成帝劉驁時，議郎氾勝之教田三輔，出現了現存最古的農書《氾勝之書》，原為18篇2卷，現存材料則只有3500多字，提出一條基本法則：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獲。

趣時	趕上雨前雨後最合適的耕地時間。
和土	耕、鋤、摩平、消滅土塊，保持鬆軟細密。
務糞澤	極力保持土壤的肥沃與水分，旱農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保存土壤中的水分來供給植物的需要，保澤即是今日口語所謂的保墒。
早鋤	目的一面是消滅雜草，避免草竊，一面有以土壤覆蓋來防止天然蒸發的效果。
早獲	愈原始的品種，種實全部成熟所需要的時間愈長，落粒的現象也愈嚴重，提前收獲，便可以避免落粒的損失。

耕種操作中必須注意土壤條件，特別是水分條件，降水特別是大雨的打擊、涇流的沖動、人類在田間操作時的踐踏，都會使地面變緊密，因此毛細現象水上升快速，增大蒸發。庄稼長高後，耕有許多困難，因此以人工精細地鋤整，便是改良土壤結構最常用的方法，在華北地區，這別是西北，春天乾燥多風，蒸發量很大，這時進行淺鋤，一來可以消滅雜草，減少它們所消耗的土壤水分，在地面造成一層塵埃覆蓋，同時毛細現象上升被打斷，尤其可以保存土壤水分。

治種，也稱糞種，即在種子上加肥料，用一種或幾種混合獸骨煮出膠汁，加上蠶糞、羊糞乃至附子，攪成稠糊糊，把種子泡進去再攪和，讓種子外面粘上多層糊，晾乾，收藏起來，等候播種。

適合於小農經營的集約農法區田法，或稱區種法，是在小面積土地上，做成小窩窩區，向地平面以下洼陷進去，作為區，在防止水分與養分的損失上，都有益處，田地每畝區劃一定規格的多數區(溝)，於溝中定額播種，實行深耕細作，集中地使用灌溉水和肥料，乃應用於零細農地經營，以發揮肥效而提高單位面積上的高度豐產的農作方法，但是人力浪費嚴重，招致大量的水土流失，在當地和下游地帶造成災害。

農業操作的季節性極為重要，24節氣便是一項特創的製作，陰曆或農曆月份的變化參差太大，而要依靠節氣，以至於星躔(星座位置的年週期性變化)或物候(自然界氣候或生物現象)作指標。雌株(麻)是收種子用的，要到霜下實成時才收，雄株(枲)是取纖維的，在夏至後20日，沒有漚以前就要收，要利用雄株的花粉，要等雄株穗勃，勃如灰，才拔之。

崔寔在五原教民耕織，反對讀書與勞動二者的對立，而主張手腦並用，農事已起則勞動，農事未起則學習，這種實際學問，保存於《四月民令》農家月令書，本書已散佚，現在存在的只是從《齊民要術》中輯佚出來，是農家月令書的開創者，也是一種代表作，只是一個熟悉農業生產技術的地方官而不是農業技術專家，農本觀念在《政論》中表現得非常明白，不僅要求不違農時，而且還要以提高生產技術的方法教民耕織。

從後漢初葉起，西域植物成為張騫引入的才漸漸多起來。

葡萄	蒲陶不是張騫帶回，而是張騫死後若干年，另外的十餘輩漢使採取回來的，將引入蒲陶的事歸於張騫，第一次見於文獻的是後漢王逸。前漢以前，中國內地沒有真正的葡萄(Vitis vinifera)，只有薁，在《詩經》中有。
苜蓿	苜蓿無疑是漢代輸入的植物，是張騫死後，漢使從大宛採來，搜粟都尉趙過，發展了很細緻的土地輪休制度代田，引進苜蓿供給著牧草，也增加了土壤中的氮含量，第一次將苜蓿與張騫聯繫起來的仍是王逸。
大蒜	黃河流域原來只有小蒜，大蒜是中亞傳入的，真正野生的小蒜只在準噶爾和吉爾吉斯一帶有，野生大蒜原產於歐洲南部，將大蒜和張騫聯繫起來的第一人仍是王逸。
胡荽	菱、荽、芠、葰4個字相同，將胡荽和張騫合起來，應該以晉初張華為最早。
安石榴	安石榴或石榴這名稱，最早的文獻是《太平預覽》所引曹植的〈棄妻詩〉，陸機稱它為涂林，大概是當時外來語的對音字，張華稍早於陸機，根據當時的傳說將安石榴的傳入歸之於張騫。
胡麻	中國栽培的胡麻肯定非原產，但何時引入，暫無法考訂。
胡桃	胡桃保持萌發力的時間較短，貯藏時間稍長，就會因霉類侵入而敗壞，3~4年以上的胡桃一般很難出苗。飛攘出自南州，胡桃出自西羌，今日秦嶺各地都有胡桃林，很難想像道4世紀以前的漢族，會捨近求遠不從羌族而從中亞去引入胡桃。
紅蘭花	兩漢三國時，中國內地的婦女用來妝點面頰和口唇的紅色顏料，是朱砂或丹砂，即氧化鐵，匈奴婦女則用色彩更鮮麗的燕支，即以紅蘭花製成的色素，匈奴稱妻為閼支(閼氏)，言可愛如燕支，焉支山(甘肅省山丹縣)是種紅蘭花的地方，由甘肅或寧夏等地方引入，但是與張騫毫無關係。晉在晉初到南北朝中原婦女才採用燕支，也就在黃河流域栽培著紅蘭花，作為妝飾品及染料，晉代已用紅花為紅色染料，清代中葉，用紅花染的布，比蘇枋色素好。
胡豆	曾稱為胡豆的應有豇豆、豌豆、蠶豆三種： 豇豆：不是黃河流域原產，在三國以前引入的其他地區栽培植物。 豌豆：在三國時，洛陽及附近已經不把它認為外來植物，但直到明末，仍有人將豌豆稱為胡豆，豌豆原產地是高家索南部乃至波斯、印度北部。 蠶豆：原產於裡海南岸，依西亞至中亞至新疆、甘肅這條路線傳入中國內地的，浙江一帶的蠶豆並非真正的蠶豆，四川從明末一直到現在，稱蠶豆為胡豆，只能證明蠶豆不是四川原產。
胡瓜	原產於印度或喀布爾，通過南疆傳入關中。
無花果	傳入中國似乎不是由西域陸路而是南邊海道，古度應當就是無花果或極近的種。

《本草經》的起源，估計不會早於後漢末年多少，到晉初大概已有定本，萵苣、菠菜、海棠都是北周、隋、唐時代傳進來的栽培作物，隋唐兩代，許多豪家在渠道裡設置水磨(磑子)過多，妨礙灌溉，常常要由政府命令來限制禁止，而且往往無效。由元代司農司主編的農書《農桑輯要》，關中今日是重要產棉區之一，元初便已在陝西取得很好的成績，明清兩代的統治，給陝西農業遺留了一個巨大災害，是罌粟(鴉片)的輸入與栽培。

清初，關中李顒(二曲)提倡躬身實踐以達到修、齊、治、平的理想目標，農業生產受到重視，地方性的農書開始出現。鄠縣王心敬(18世紀前半)有關水利和耕作方法，興平楊屾《豳風廣義》著眼點是在陝西發展養蠶，作為農家副業，同時解決衣著問題，《知本提綱》敘述農業生產實踐，《修齊直指》對於耕作施肥特別注重，三原楊一臣(19世紀前半)《農言著實》。吳其浚《植物名實圖考》刻成於1848年，是中國植物學第二部世界名著。


《石聲漢農史論文集》，石聲漢 著，中華書局出版，2008年01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 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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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 (7)唯物主義 － 矛盾律的應用

西漢興於秦末的陳涉、吳廣大起義，而亡於哀帝以降鄭躬、蘇令與漫延26郡國農民大暴動，東漢興於王莽末年的綠林與赤眉大起義，而亡於靈獻之際的黃巾與黑山大暴動，兩漢四百年裡共有百次以上的農民戰爭，兩漢皆興於農民戰爭而又亡於農民戰爭。

光武帝建武16年(40年)以青、徐、幽、冀四州為中心而漫延全國的度田事件，從豪族引發的農民起義，光武帝一面將激起民便的禍首十餘人皆下獄死，以為和緩懷柔的處置，一面又實行了以盜殺盜的分化政策，以及官吏的補盜競賽辦法，恩威並施，起義的農民，變成了脫離戶口年紀的流民，或失去生存條件的貧民。

兩漢的正宗思想都負有反對農民戰爭而為漢代統治階級辯護的宣傳任務，東漢光武帝建武2年(26年)，博士范升上疏指《費氏易》與《左氏春秋》為異端，極言不應立博士，此即為異端與邪說同義的開始，東漢初葉的的異端多出於古文經學的左派，多受天人感應說的影響，鄭興也未能免俗，右派的代表如賈逵等，則已投降了讖緯的正宗以致貴顯，光武時代的思想統治，與西漢武帝時代相較，已經更為嚴厲而黑暗，所以異端思想無不帶有鮮明的悲劇氣質。

今古文經學之爭的外表雖表現為儒家經典的解釋，而爭論的實質則為在中世紀王權的思想統治夾縫裡爭取合法的地位，從經學內部鬥爭出發，終於循著由量變而質變的原理，導出了經學自己的炸裂。

王充(27-104)，對於班彪，以信徒而來，以叛徒而去，在背師初期，似有一段京師流亡之苦，家貧無書，常遊洛陽書肆，閱所賣書，生平行事可以終身潦倒、終身戰鬥八字概括。著作《譏俗節義》是對俗人的戰鬥或對社會的批判，《政務》是對人君的政治批判，《養性》是戰鬥生活的晚年自我檢討，《論衡》85篇，20餘萬言，前後歷時凡30餘年，是對於唯心主義和有神論的戰鬥或思想批判。

王充思想的社會根源是代表著農民以及微賤階級的要求，在階級立場上樹起了反抗皇權和豪權，思想的理論根源是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批判方法充分地滲透了矛盾律的精神，普遍地以不矛盾的說法為是，而以矛盾的說法為非，勇於文化批判而怯於政治鬥爭。

單就《論衡》來看：

• 〈問孔〉、〈刺孟〉、〈非韓〉是對於古書及古代思想的批判。
• 〈書虛〉、〈道虛〉、〈語增〉、〈儒增〉、〈藝增〉、〈對作〉是對於當時偽書的批判。
• 〈變虛〉、〈異虛〉、〈感虛〉、〈福虛〉、〈禍虛〉、〈龍虛〉、〈雷虛〉是對於緯書裡天人感應說的批判。
• 〈寒溫〉、〈譴告〉、〈變動〉、〈抬致〉是對於當時俗儒天人感應說的批判。
• 〈講瑞〉、〈指瑞〉、〈是應〉是對於祥瑞思想的批判。
• 〈死偽〉、〈紀妖〉、〈訂鬼〉、〈四緯〉、〈讕時〉、〈譏日〉、〈卜筮〉、〈難歲〉、〈詰術〉是對於當時一般社會迷信的批判。

王充思想雖屬於道家，而卻與先秦的老莊思想有嚴格的區別，王充的道家之義是形而下的唯物主義，是引物事以驗其言行的反自然之說的主驗能動思想與訂其真偽，辨其虛實的認識觀點，王充一面宗黃老之義，一面又拒絕關於黃老的迷信，這正是王充無神論思想的特點，批判的不應為農民戰爭的旗幟，而應為秦始皇、漢武帝以來的帝王長生的妄想。

《論衡》稱引孔孟者凡440餘處，可見王充並非根本反孔，以孔子為人而不以孔子為神，借矛盾律以打破對於孔子的偶像觀念，歸結於暴露讖緯正宗神話孔子的無據，批判孟子，主要見於〈刺孟〉、〈本性〉二篇，主要在批判孟子邏輯概念的混亂與其推理的不合於矛盾律，以及其目的論世界觀，批判荀子，見於〈本性〉篇，但王充從荀子所接受的思想影響，實遠過於其對荀子的批判之深厚。

接受墨家的節葬之義，而反對其明鬼之論，重在揭發明鬼與節葬不能兩立，以暴露墨家的矛盾。對於公孫龍《堅白》之論，純為概念遊戲，而實質上則殊無道理，更不能做實踐的指導，在中國思想史上，有總結性的價值。

通過自然無為的道家思想，批判了漢室的嚴刑峻法的統治與干涉，未必是以古代法家為批判的真實對象，對於韓非的邏輯思想與批判精神，具有深刻的理解與高度的同情。桓譚是王充最佩服的人物，《新論》是王充最稱讚的著作，王充受桓譚的影響是深刻的，以韓非的〈四難〉與桓譚的《新論》評為同類，可證〈非韓〉實際所指乃是非漢的酷吏。

桓譚，字君山，《新論》反對神學目的論的重要命題，為萬物自生，而非天所故生，反對圖讖，只是依據著五經以仁義正道為本的儒家思想，來屏棄奇怪虛誕之事，並沒有堅定的無神論世界觀，本質上與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態度，顯示著常識的健康理性的看法，政治思想以抑商賈防兼併為其方略，《新論》軼於南宋，沈陽、孫馮異所輯《桓子新論》一卷並非本書。

魂為少陽之氣，魄為少陰之氣，精為太陰之氣，神為太陽之氣，精神魂魄既然都是氣，則氣之神祕性就可以明白了，王充提出反對命題，天和地一樣，是體，而不是氣，天地既然是體，便顯著地是物質，把神性的天還原為自然的天，根絕了天的感覺性、意志性，從而否定了它的神性，天與地既然同為體，就其物質性而言，無復有尊卑高下。

破除了體、氣的混淆，根絕了由氣通往神的神祕隧道，在王充看來，氣從屬於體，在氣的這一唯物主義的涵義中，採用了陰陽的範疇，以陰陽為天地之氣，即為物質的體的氣，天地作為具體的有形的東西來說，它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樣，含氣之類，無有不長，是運動的、發展的，體動，氣乃出，萬物即由此發生，但作為整個宇宙的本身來說，則是不生不死，無始無終，陰陽無始終的命題正反對了太初為氣之始的命題。

漢儒的十二肖獸相勝論：

肖獸

鼠

牛

虎

兔

龍

蛇

馬

羊

猴

雞

犬

豕

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五行

水

土

木

木

土

火

火

土

金

金

土

水

王充認為物種的相勝，取決於生理器官的長短利順，萬物的生存鬥爭取決於氣勢，有自然的規律，以個人的切身利益實在是道德的基礎，是古代唯物主義者所共有的，對於世俗禁忌，王充均有批判，其中有一部分思想，到了唐代，曾為呂才所繼承所發展。

王充所謂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之說，後來又被范縝所發展，形成了神滅論的母體，王充的無鬼論的體系，是由宇宙根本規律裡所謂精神依倚形體的唯物主義命題構成其最高出發點，直到了王充的無神論思想裡，才以無鬼為薄葬的根據，使問題得到了首次合邏輯的解決。

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儒意之所失也，儒家之辯護厚葬，完全出於消除不孝獄多的政治動機，仍是有若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西漢大郡太守死，照例收財禮1千萬文以上，東漢數目更大，按照官級負擔長官葬費，最後負擔者當然還是那些死無葬身之地的窮人，而厚葬者卻享孝悌忠孝的美名。

歷史的進展並不是由天在主宰，而且也無關聖王之德，歷史的命定論以為歷史不是人所能控制的，更不是聖王之德所能挽回的，亂世的根本原因只是由於人民的飢寒，而人民之所以飢寒只是由於歲的飢寒，歲的飢寒又是由時數所決定的，這是人所不能控制的，於是歷史就只能在盲目性的自然決定中一治一亂、興廢昌衰相繼地進行著，據自然與無為之義以批判目的論，形式上是在論天道，而實質上則是反抗了漢代的統制政策。

堅決否認生而知之的天賦觀點，知識起源於後天的學習，肯定感覺為認識的基礎，前知與後知乃是邏輯學上的推理之知，而推理則仍以經驗或感覺為根據，否則無由而出，不曾將感覺或經驗視為知識的全部，抹煞理性認識，就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質，在知識論上將感性與理性等同地予以強調，而無所偏廢，與荀子十分類似。

宇宙現象分為可知和不可知兩大類，凡能由學問求出效驗的，是可知的，凡不能由經驗求出道理的，是不可知的，通過實踐的驗證來評價知識的真偽，從諸多事例裡抽出原則，以證明一個命題或判斷的真妄，知識起源於感覺，是以知識連結於實踐，並在實踐中來豐富知識，肯定了知識起源於實踐，特別是起源於耕織生產的實踐。

王充生年正值四分曆與太初曆爭論最烈時期，章帝元和2年(85年)施行四分曆時，王充年59歲，殷朝為適應農業季節，月的朔望周期約29.5日，與太陽年合組的太陰太陽曆骨幹，迄20世紀民國成立以前，本質都無何變化，夏正以正月，殷正以12月，周正以11月，秦朝又以夏曆10月為歲首，漢朝恢復以正月為歲首，自此各朝代曆法，雖有變貌，基準一貫仍係太初曆。

漢朝成立年代最早的數學文獻，係西元前2世紀前半張蒼的《九章算術》，東漢有《周髀算經》，《孫子算經》則是六朝時代完成，觀測儀器自殷朝開始已有表與髀，漢朝更具備了天球儀，2世紀初後漢張衡依此原理發明渾天儀，《九章算術》和渾天儀的出現，也約和王充同時代。

命定論思想是王充思想體系中一個最大的弱點，偶然決定一切，偶然性扮演著必然性的角色，行施著必然性的任務，盲目的必然性、偶然性決定一切，是一個矛盾，命定論的錯誤在於把自然的必然性絕對化，命定論是機械的觀點，而決定論思想確定人類行為的必然性，推翻所謂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話，但絲毫不消滅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對人的行為的評價，唐代的無神論者呂才，特別批判了王充的命祿觀念。

王符《潛夫論》的天道天命觀部分接受了道家的思想，也接受了荀子的學說，採取自然法則說，萬物自化，含有物質自己運動的意義，自然規律都是氣之所為，社會是以自然為最高的樣本，自然有和氣與乖氣，社會也有治世與亂世，人生也有吉凶禍福，順天正者為聖王，逆天乖者為桀紂，存亡既然是沒有一定的，即惡政必亡，天命思想，形式上有二元論的傾向，一方面承認天命，他方面又強調人為，把王充的國命論修改成環境決定論。

多數人的經驗積累愈高便愈善，至於那種以個別人物的獨善來處理問題的宗教思想，是不能作為知識成就的標準的，常把實在之義與虛華之義對立起來，認識的內容要以實際的行為標準，才有價值，反之，以世俗的偶像觀念作為標準，知識便成了偽托的符咒。

虛偽即宗教意識的自我掏空，虛義是衰世的徵候，知識論離開了真實的對象界而延向三代先驗的小天地，聖王經典是最高的範疇，經驗學問往合這種倕心，就成為聰達之明，德義之理，把漢代豪族地主階級的身分性的族位揭破，封建制的富貴階級是和罪惡成正比例的，政論集中於學術和倫理的改造，以政治的開明，只在於賢能的任用。

仲長統(179-220)，字公理，《昌言》所貴乎用天之道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天之道不是別的，僅是自然的規律，人們要懂得天之道不是為了別的，僅是為了有利於生產和工業，是唯物主義的思想，天道是指宗教思想，天之道是指自然規律，以客觀的真實存在為依歸，而反映為主觀的實在把握，天之道即四時之宜。亂源是豪強地主階級的封建剝削，政權之在君長是以財力為基礎，社會的階級矛盾是危機的根源，主張亂－小亂－大亂三個週而復始階段的懷疑論。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 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 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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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 (6)今古文經學 － 誤讀與再發明

經的起源雖在戰國之季，但經被尊崇，則在漢武帝置五經博士以後，經學形式的固定是從漢代開始的，藝的形式是經，漢朝設五經博士而非六數，係因樂經早已散佚。宋代以後乃以四書為中心的儒學，宋朝以前，唐代儒學固較漢朝儒學思想也已變化，但均係以五經為中心的儒學。

借助於傳統的思想材料，改變其形式，進而增補其內容，中國中世紀歷史上的經學箋注主義就是由此產生的，不論秦漢的經學讖緯化、魏晉的經學玄學化、唐宋以來的經學科舉以至八股化和道學化。喜歡臣下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的內法外儒政策，正是漢家歷代皇帝的心傳，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是漢高祖以來的心傳，武帝賜嚴助書，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因為《春秋》嚴上下之分，大一統之治，縱橫便有害統一了。

漢初惠帝4年(前193年)正式命令解除秦朝挾書之禁，由於文字不同，說解亦異，今文經典均秦朝舊儒於漢初所授，傳承系譜分明，代表漢朝官認的學問，今古文經學之爭，以古文學家與今文學家爭立博士始而以綜合今古文學終。

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倉頡篇〉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之前，所謂秦文，即篆文也。

六藝之書，行於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佈於秦，皆以東方文字書之，是六國文字，即古文也，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其源皆出於殷周古文，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由有封鎬之遺，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為近。自秦滅六國以至楚漢之際十餘年間，六國文字遂遏而不行。

在羅馬帝國，儘管拉丁語系被用於各族人民之間的往來，但人們仍然繼續使用著如希臘文、希伯來文、通俗埃及文等其他文字，這樣有助於非羅馬觀念的延續。

秦朝統一前秦國時代，以立國宗周之地，傾向於最能保存西周遺風，直接繼承西周金文而通用籀文(大篆)，天下大定時整理與統一文字，即以籀文為基本，加以簡略化而成篆書(小篆)，乃官方正式字體。較篆書愈益簡化，適用低級公職人員辦事節省時間，方便於竹、木簡上書寫，戰國楚國已常用的實用字體，也被保留由徒隸使用而名隸書，到漢朝實用體的隸書終以普及而正式化，取代篆書的標準地位，漢碑標準字體便是隸書。草書先於楷書發源，隸書追隨篆書，自此單使用為裝飾文字，中國文字書寫系譜，因之便在漢朝告一總結。

毛筆的筆管自殷朝遺址中已有發現，可明瞭中國特有書寫用具毛筆的使用非始自蒙恬，以植物纖維為原料的紙，其製造自1世紀甚至西元前1世紀的前漢時代便已開始，蔡倫須是製造良質紙張而又得以廉價生產的技術改良者，中國製紙術於8世紀時傳向當時的阿拉伯，12世紀再傳播到歐洲。質輕而價值昂貴，僅通行於上流社會，薄而白的縑帛，紙未發明以前便稱之為紙，蔡倫以後今日意義的紙普及，才改稱帛書，帛書約成10公尺常的帶狀，可以捲攏，以便收藏，此型態稱為卷。

自劉歆移書太常為古文竟勝今文之始，新莽篡漢，崇尚古文，東漢嗣興，廢黜莽制，五經博士仍沿西漢之規，而在野巨儒多明古文，一經專門家性格已向廣泛的五經通學者轉換，儒者身通六藝，故今古文學之爭，亦已東漢為最著。

劉向治《榖梁春秋》，詔領校中五經秘書20餘年，乃集合《洪範五行傳》奏論之，與董仲舒不同，序次《烈女傳》以戒天子，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各若干篇，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不僅以陰陽修咎論時政得失，而且引災異推演之術以為政治鬥爭(黨爭)之工具，由虞至漢的歷史，完全用天人感應思想，加以說明，更是世界最古的目錄分類和中國文獻學的創始。

劉向子劉歆，治左氏，傳其春秋，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漢書‧五行志》所載，劉氏父子推演災異者，共182事，言論凡226則。劉向死後，哀帝使劉歆嗣父前業，劉歆乃攝《別錄》指要，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分類〈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伎略〉，〈諸子略〉共輯書10種，187家，4364篇，班固《漢書‧藝文志》即因《七略》之辭，刪存其要而成。

先秦學人論述諸子哲學，只將諸子中學說相契合或互連結的作為一類，並不加以學派的專名，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始以儒、墨、名、法、陰陽、道德等學派專名為標準而評騭諸子學說，太史公所說六分法，大體上足以包舉先秦重要學派，六家皆以學顯，西周以前學在官府，而私學開創於春秋戰國之際，賢人作風特徵之一，即是今不如古的退化史觀，劉向、劉歆父子因校理群書感虞編目分類的需要，遂有九流十家之目。

劉歆表現出存古的主張，反對滅絕各家的專己守殘的政策，反對雷同相從的陋習，劉向指出文化史的發展不但與陰陽災異等神學範疇無甚關係，純屬人事以內，而且還主張存異說，反對專一說，黨同門。在托古改制之中，還看出了禮失求諸野的現實危機，二重真理觀或折衷主義的自我矛盾，一方面暗示了一元論神學思想的危機，另一方面表白了對於中世紀社會矛盾之無力解決，劉歆的自殺悲劇，即其明證，對於不相容的矛盾思想，給以相等同的贊辭，正是折衷主義史家論斷的筆法。

今古文經學之爭，不在爭取學說之公開流傳，而是爭取置博士，設弟子員，即官學的地位之確立，博士的官階並不算小，漢初俸400石，其後增至600石，內遷可為奉常、侍中，外遷可以為郡國守相諸侯王太傅等等，弟子員年考一次，如能通過一經就可以補文學、掌故的缺，考得高等的，可以做郎中。

《禮記》自漢朝編纂，所收錄關於禮、樂各篇，也經發現乃是荀子相關諸篇的模寫，荀子天道即自然，與人事全然無關的思想相近於道家，漢朝儒學予荀子思想最大的變貌，乃在六藝中《易經》的地位再估定，《易經》原與筮的關係密切，周朝初年尚踏襲殷朝用龜卜之法，所以筮法乃周朝發明由輔助卜法而中替代了卜法，篇幅擴充與理論建立於上下兩篇基礎上成立十翼，其年代也似多數經典文字完成自戰國晚期以至前漢中期。

就經的內容說，常以爭立《左傳》為其中心問題，即是爭論各派《春秋》說解的優劣問題，今文學家有孔子為漢制法之說，《公羊》和後來《榖梁》能夠久据官學的地位，《白虎通義》即為今文學之結晶，古文學家漢為堯後之說，《左傳》在新莽時得立於學官，到漢末，社會的危機暴露出來，不但今文早已失卻其作為統治工具的功用，就是古文的經典注疏也已不足以厭悅人心。

所以馬融、盧植、鄭玄、許慎諸儒也終於撤廢了家法的藩籬，走上了綜合今古文學的折衷道路，兩漢經學的結束的顯明表現，就是今古文經學的合流，鄭玄刮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說文解字》所收錄文字開始一部首編定，成立今日中國字典辭書原型，脫離本屬《禮記》一篇的原型而擴大篇幅，單獨成立專書的《爾雅》，以最早訓詁之書聞名。

而時代思想的主流，則已經開始向著玄學方面潛行了，馬融洽是這一時代思潮轉捩的體現者，兼注三禮，而且突破經學的藩籬，崇奉老莊，而且於絳帳女樂之中講學，也開魏晉清談家破棄禮教的風尚。

東漢經師以及生徒們，常常用韻語來標榜個人在學術上的獨特成就與風格，通常只是七言一句，在第四字與第七字上協韻，韻語當時稱為謠言，或稱為風謠、諺、語、號、論、歌，謠言或風謠的發生，與漢朝登庸官吏的制度有關，漢朝的察舉與徵辟，所憑藉的品評標準，是出自鄉里的意見，其在太學中，則依據學中之語，乃是一種有力的薦舉狀，採取歌的形式，簡短有力，便於流傳，是延譽上達的利器。在漢末宦官們的權勢膨脹以後，官僚們以及官僚的黨羽們為了反抗宦官，便拿來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不但用以褒獎同類，且用以貶斥奸邪。

採集、整理民謠而配以音樂，以便歌唱的音樂詩樂府，也自武帝時代創始，考風謠謠諺之類，直到魏晉之際，也還在高門名族間流行著，魏晉時代題目品藻風氣之盛，可於《世說新語》一書中窺見概略，然而那時所謂的題目，也還是一種概念的比況，並無具體的內容。題目品藻，本來起於東漢，稱號實為題目的濫觴，稱號本身就直指人物，並不取什麼譬況，是從風謠蛻變出來的，後來題目卻有了重大的發展，從直指變為譬況，從具體說明變為抽象象徵。

風謠與題目，正代表著中世紀名門豪族的一種公論，並沒有什麼廣大的社會性，僅發生於名門賓客之間，當時的各種豪族集團，也都各自有其賓客，各自有其公論，只能是一種地望或名望的標誌，把身分性地主階級的狹義的公論稱為清議，是當時名門豪族的賓客自高位置的一種虛矯表現。

當太學生因為反宦官之故而遭摧殘之後，奉旨的鴻都門生徒與宣陵孝子就出現了，這是對豪族地主施行軟化與分化並進的政策，光和元年正式置鴻都門學，鴻都門連像白虎觀的宗教理論也制不出來，抬出來的是孔子的畫像，鴻都門學的辭賦、書畫、尺牘，以及方俗閭里小事，與太學中的五經是大異其趣的。太學生分裂出來的，則以書畫技藝進，別立鴻都門學，一反傳統的經註學風。鴻都門學的主要工作僅是從書法上刊定五經字句而已。

禁錮了的清議，不得不開始轉向，另求出路，其結果是清議轉而為清談，從是非臧否，到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從空洞無物的綱常名教，到綱常名教的否定而叛散五經，滅棄風雅，以至聖人孔子與老莊將無同，流為純概念的遊戲。魏晉清談，以《易經》、《老子》、《莊子》為三玄。

葛洪把華與實，形與神分開來，指出郭泰的彰徨不定，載肥載臞，乃是客觀環境與主觀願望的矛盾衝突，在無法解決時，生活態度便出現一種忽冷忽熱的兩面作風。

《世說新語》的撰集者不僅目郭泰等為清議轉向清談的契機人物，且直認他們為清談的始祖，佔全書1/2以上的篇幅，漢末諸名士在《世說新語》一書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漢末與魏晉，在《世說新語》撰集者看來，同屬於整個清談時代。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 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 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劍橋插圖中國史：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文明奧秘》，伊佩霞 著，趙世瑜、趙世玲、張宏艷 譯，果實出版，2005年04月。(1996)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錢穆 著，三民書局出版，2003年08月。(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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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 (5)白虎觀會議 － 儒學神學化大成

西漢成帝以降，農民戰爭漸趨高潮，而以王莽時代為最高峰，到了東漢光武末年，方告一段落，宣布圖讖於天下，愈加走上神學迷信一途，但董仲舒以來的一元神學系統之不足以解決問題，產生了劉向、劉歆父子及揚雄的二重真理觀。

到了班固時代，桓譚及王充的異端體系正在形成中，懷疑和批判的光芒更使正宗思想黯淡無光，因而連白虎觀神學集議的主稿人班固也失去了對正宗的信心，變成了二重人格的折衷主義者，漢行以師為吏之策，而從中竟生出了有離於宗的折衷思想，實為正宗危機的標幟。

揚雄是一個不滿現狀而又不敢鬥爭的人，在倫理問題上，將老子與其他諸派的思想，完全捨棄，而獨尊崇儒教，以為宇宙是一元的存在，其根源的範疇，就是玄，作為宇宙最後根據的玄，實際上就是老子所說的道的同義語，雜以陰陽家的曆法，一與六同宗，二與七共明，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而構成了宇宙的間架。

玄在空間上分為一方二方三方，共為三方，每方又各分為一州二州三州，共為九州，每州又各分為一部二部三部，共為27部，每部又各分為一家二家三家，共為81家。在時間上，玄又綜合了方、州、部、家四者，共為81首，每首附九贊，共為729贊，每二贊為一日，共合364.5日，此外，另加兩贊，湊成了一年365.5日之數。以代表每州第一部第一家的首，為一天，共為九天。

玄

空間

時間

一方

二方

三方

一方

二方

三方

3方

一州

二州

三州

...

...

一州

二州

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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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州

一部

二部

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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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

二部

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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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部

一家

二家

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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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天)

二家

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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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首

一贊

二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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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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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贊

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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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5日

人類發展階段：

1 2 3 4 5 6 7 8 9 思心 反覆 成意 條暢 著明 極大 敗損 剝落 殄絕 思之微 思之崇 福之資 福之隆 禍之階 禍之窮 生神 中和 倨勮 貧賤而心勞 富貴而尊高 離咎而犯菑 作息 作消

1 2 3 4 5 6 7 8 9 5 共宗 共明 成友 同道 相守

只要理解了太玄之理，則未來的吉凶禍福，便皆可預卜，無疑地是神祕主義的唯心主義思想，宇宙構成論，剝去了物質性，神化了數字性，宇宙除了數的機械的結合和調和，再沒有東西了，正是宋代周敦頤太極圖的張本。揚雄的世界觀是由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因素所奇妙結合的二元論的體系，揚雄的唯物主義思想，在漢代因了非祿利之學，獨見稱於異端思想家桓譚。

揚雄以孟子自命，所批判的對象，正是一些迷信觀念，具有鮮明的無神論傾向，主張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以加重人為的自我修養的必要性，對董仲舒的性三品說，作出了相反的命題。揚雄並非富於獨創性的思想家，《太玄》全然模擬《易經》而成，《法言》模擬《論語》體裁而成，唯物主義因素與無神論思想，也僅只是一種萌芽的狀態，缺乏體系性。

陰陽五行說神祕主義的原理，原與儒家合理主義鄉拒斥，西漢後期以來讖緯說大流行，讖是符讖、圖讖，是借助於經義附會的一種變相的隱語，乃以隱語預言未來，河圖、洛書便是，從秦代開始利用這種預兆吉凶的符驗，來為王朝統治者服務，史稱秦讖。諱對經而言，是解經家在經的章句以外附會出的一套迷信，利用來為漢代政權編排統治合法化的根據，漢代各經有諱，史稱緯書，如七緯，因此圖讖緯書是神學和庸俗經學的混合物。

讖緯說於漢朝蔚然風行，便以學者幾乎盡行接受而發達為全國上下的共同信仰，伏羲、女媧的人類始源說也於此背景下深入社會人心，讖緯說雖牽涉兩次政治大波折中，卻以光武帝劉秀仍是篤信者，於東漢仍然盛行不衰，7世紀隋朝再統一中國，才斷然禁絕，緯書一律焚毀，載入《隋書‧經籍志》的緯書，數至81種。

光武中興，立14家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1人為祭酒，總領綱紀，建武4年(28年)正月，議立費氏易、左氏春秋博士，中元元年(56年)，宣布圖讖於天下，進一步把經義庸俗化，完成了國教的形式。

漢章帝在白虎觀大會經師，欽定經義，連月乃罷，諸儒所講說的經義，大約都稱作議奏，或通德論，經章帝最後裁決以後，史臣所撰集的就稱作通義，現存的《白虎通義》或《白虎通》，當是班固所撰集的。學校寺院化的宗教思想完成的進程，由董仲舒開其端緒，白虎觀會議集其大成。

白虎觀所欽定的奏議，也就賦予國憲以神學的理論根據的讖緯國教化的法典，親制臨決的欽定的法典形式，企圖使皇帝成為國家的本質，使上帝成為宗教的本質，並使二者的關係固定化起來。作為國憲的欽定經義是集合了大群儒生的奏議而最後由皇帝裁決的法典，在經義統一之後，它是永為世則的統治階級的支配思想，不能再有異議，皇帝是以一個大家長和大教主的身分參與經義的裁決的。

漢代皇帝欽定的宗教天道觀之所以是讖緯式的精義，是因為創造宗教的人是帝王，顛倒的世界意識是從皇帝的角度出發的，不是神創造世界，而是帝王按照他的世界意識創造宗教，才折射出天地日月星辰的宗教觀。宗教是竊取人和自然的一切內涵，轉賦予一個彼岸的神的幻影，而神又從他這豐富的內涵中恩賜若干給人和自然，宗教是人的自我掏空的行為。

如果把緯書列舉的其他陰陽相侵的怪異現象都綜括起來講，那麼漢代社會就經常是處在上帝的譴告威脅之下，成了鬼怪世界了，符瑞表面上看來是怪異妖變的反面，而實質上是另一種怪異妖變，不過把這一些自然現象叫做瑞，把那一些自然現象叫做災罷了。

世界生成理論：
三氣未分別，號曰混沌，上清下濁，號曰天地，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是為五運，始起先有太初，然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約太素，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陽本為雄，陰本為雌，物本為魂，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雌生九月節，號曰太始。

太易 太初 太始 太素 太極 氣之始 形之始 質之始 八月仲節 九月節 物魄 雄 雌 雄 陽 陰 陽

施生精者 = 三光 　　號者 = 五行 － 情性 － 汁中 － 神明 － 道德 － 文章

施生精者為三光，號者為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

明堂是帝王主動和上帝打交道的地方，周旋以水，水以左旋，以象天，其制：

方位	內	南	西	北	東
出	太室	明堂	總章	玄堂	青陽
象	紫宮	太微	五潢	營室	天市

帝王的歷史只是神靈轉化的歷史，三統的命定論不利於為統治階級的時候，就不能不求救於意志論的三教道德觀了，緯書所說的三教，也是一種循環論，夏人之王立教以忠，其失野，殷人之王立教以敬，其失鬼，周人之王立教以文，其失薄。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 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 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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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進攻者的優勢 － 了解極限，採取行動

如果公司內部在技術路線的選擇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就需要構建S曲線，在S曲線上，每一個連續點代表一次性能改進，人們經常犯錯誤，即繪製技術進步與時間之間的關係，然後發現S曲線的預測並不準確。S曲線不需要事後再畫，所提供的更重要的是一種思路，精確性並不太重要，要做出正確的判斷，往往只需要對一項技術的發展路徑有大致的了解就夠了。

公司在決定應用某一項技術的同時確定了效率，效率是所遵循的S曲線的斜率，S曲線最有價值的部份就是它的極限，也就是技術進步率或曲線斜率和它的變化率，在所有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理解現行技術的極限，認識到極限對企業預測改變的時機或者至少意識到什麼時候不該再做無謂的投資是非常關鍵的。

如果一個人懂得背後的科技原理，就可以估計極限值，就可以確定S曲線的預測度，而只有擁有確定的預測度，S曲線才能發揮作用。性能參數是為特定的市場所下的定義，一項新技術可能會改變這種定義本身，可測量的技術因素，就是產品或生產過程的可測量屬性，如果消費者想要的屬性不能用技術術語表達出來，也無法找到技術的極限，雖從生產者的角度看，技術上還沒有達到極限，但從消費者的角度考慮這個問題時，卻可能已經達到技術極限了。

S曲線背後的兩個主要特徵：

學習	在曲線的起點，需要付出重大的努力才能看到進步，一旦完成了學習過程，很小的努力成本就能取得巨大的進步。
收益遞減	80%的技術支出用在產品防衛上，嚴重低估成本是研發所有先進技術的通病，75%的成本差異，是由沒有在生產開始前掌握充足的技術信息造成的。

從S曲線中可以看出，當技術接近極限時，進一步研發的成本將迅速提高，如果想要業務繼續增長並取得進一步的成功，那就必須期待技術外的功能性技巧，例如營銷、生產或採購，如果已經達到了一項技術的極限，成功的關鍵就在於業務的變化了。

把從一組產品或流程跳到另一組產品或流程這一期間稱為技術斷層期，在老的S曲線走到盡頭和新的S曲線形成之間有一個突變過程，新的S曲線不是以老的S曲線的知識為基礎，而是以全新的知識為基礎，每次新的技術浪潮來臨時，S曲線往往變得幅度更大，可能是由於新一代的技術建立在前一代技術所積累的知識基礎上，技術變革引起的不光是單一產品生產線的死亡，也可以是整個產業的消亡。

技術變革發生時，需要重大變革組織來適應它，領導層和經營路徑會發生變化，會產生新的勝利者和失敗者，先前的預期會被破壞，要想改變支撐一家企業或一個部門的技術，需要改變它的文化，技術斷層過程中的主要文化難題在於技能的轉換，不管資產有多雄厚，企業的實質是員工技能的總和。職能型組織最擅長利用現有技術，通往成功的必經之路在於職能型部門。

常見的自大錯誤：

• 認為在技術領域，改進方法就足夠用
• 假定如果理解了當前技術、客戶需求和經爭，就能足夠早地預見即將到來的斷層
• 企業確信自己理解客戶需要
• 錯誤地界定市場
• 企業覺得自己了解自己的對手
• 企業認為他們反應足夠迅速，進攻者的產品在消費者看來經濟實惠之前的一段有限時間內，變革是逐步發生的，在那個時間點上，演進結束，革命開始

一項新的技術取代老的技術通常要花5-15年的時間，決定轉換速度的主要因素是防守的技術和進攻的技術之間的相互經濟性和技術推進的速率，研發這場博奕發生的地點不是實驗室，而是市場。

切入點	時機	進攻產品		防守產品
毫無防備的攻擊點	防守者開始遭遇挑戰	可變成本	＝	總成本
保守式切入點	防守者預期到進攻即將開始	總成本	＝	總成本
自殺式切入點	預期最先進攻結束的點	可變成本	＝	可變成本
殺手式切入點	預期最終進攻結束的點	總成本	＝	可變成本

轉型開始之前，價格將傾向隨著防守產品的總成本變化，轉型開始之後，除非市場需求增加，否則價格就會隨著進攻產品的總成本變化，因為進攻產品的成本更低。如果市場需求增加，那麼在轉型結束之前，價格會降到等於防守產品的可變成本，如果還有額外的市場容量，價格還會一直下降，一直降到與進攻產品的可變成本相等。

研發收益率 = 研發技術進步率 x 研發產出率
研發產出率，或研發總收益率，也就是技術投資產生的總收益率，等於投資產生的技術進步率(研發技術進步率)乘以技術進步產生的收益率(產出率)投資已經達到極限的科技項目，就像投資於潛力很大但對消費者沒有價值的技術一樣，沒有任何意義，我們希望研發技術進步率和研發產出率都是正的。

價格下降的幅度與新增生產能力成比例，生產能力增加得愈多，價格下降得愈嚴重，比例係數由行業的成本結構決定。價格下降僅僅與新增的生產能力有關。與這些已經在行業內投資，並且需要保護這些投資的公司相比，沒有投資因而不需要保護的公司具有更高的產出率，進攻者擁有較高的產出率，就會感覺具有優勢。

資本收益率 = 研發收益率 x 研發乘數
乘數愈小，資本收益率愈低。預算不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與銷售潛力和機會成本相比，預算根本不值一提。

防守者有三種還擊進攻者的手段：

跳躍到一個新的S曲線上	在跳躍前進時期，或隨著不斷增加的競爭公司湧進市場，價格就會承受下降壓力
增加現有S曲線的斜率	防守者可以通過投資來爭取研究的時間
增加財務能力	為了把新技術引進公司，收購可能是最快的方法，但是成本太高

如果防守者察覺到自己即將受到其他公司的攻擊，就可以把產品價格降低到低於進攻者的可變成本，進攻者的虧損期通常很短，而防守者在此期間必須迅速採取行動，進攻者為了彌補虧損，必須動用儲備資金或貸款，或發行股票，但是在虧損的時候，後兩種方法在資本市場上可能都沒有什麼吸引力。

進攻者經常犯的錯誤就是試圖把過多的新技術融合到自己的產品中，會產生很大的風險，以致於在開發或生產過程中出錯，還須耗費大量資金進行補救，過早進入市場是進攻者的另一個錯誤。新技術還不夠成熟，舊技術由於老化而需要改進，混合產品不失為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可以通過市場，而非通過研究，迅速而廉價達到目的，既可縮短產品研發時間又廉價。

技術斷層意義深遠，它的核心就是公司改變其技術基礎，技術改變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完成，成功的關鍵在於預期轉型的需要，以便企業有足夠的時間通過退休和再培訓手段對現有工作人員進行改善。進攻者的關鍵在於技術優勢，而防守者的則可能要求營銷優勢，進攻者做決定的速度通常要比防守者快，進攻者的公司要比防守者的公司小，以便採用不同的管理控制方法。

高級管理人員為實驗室中的事情而感到不安，可能是重要的早期預警信號，進行更多的工藝研發和更少的產品研發是技術老化的信號，開發成本和開發延遲不是逐漸降低，而是逐漸增加，因為收益遞減，所以成本愈來愈高。投資額沒有任何區別，如果技術達到了極限，那就是達到了極限，市場分割可以增加利潤，但分割市場無法解決基本的技術健康度問題。

管理技術斷層的能力對企業生存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由技術人員或銷售人員領導的公司，與由財務人員領導的公司相比，業績要好得多，技術長的任務就是把執行長的思想和決策轉化為研發計畫，技術長不一定非得是最優秀的技術人員，必須有能力把執行長的想法轉化成科學研究的內容，研究可行的替代方法，並找到它的極限，估計每種替代方法的成本和收益，並且評估替代方法會為可持續的競爭優勢提供怎樣的基礎，還必須知道獲取技術的最佳途徑，並會運用這些技術，必須能夠理解效能和效率的含義，以及兩者之間的差別。

管理程序和制度可能出現技術斷層的評估問題：

• 是否已經確定了每類產品的關鍵購買因素？
• 在購買因素和關鍵設計變量的關係上，公司內部是否已經達成共識？
• 關鍵設計變量的極限是什麼？
• 是否已經確定了直接或間接的競爭對手？
• 知道競爭對手的生產方法的極限嗎？
• 研發技術進步率是上升還是下降？
• 公司或競爭對手推出新技術後，知道它帶來的經濟後果嗎？
• 公司的哪項業務最容易受到技術攻擊？
• 如果公司受到威脅，有遏制威脅的計畫嗎？
• 技術、銷售和生產部門之間是否有開放而頻繁的交流？
• 技術長是執行長的密友嗎？

公司的目標並不是定位於在技術上和業務上取得持續成功，成功是間斷式的，而不是連續性的，一定要學會同時身為進攻者和防守者。

《創新：進攻者的優勢》，理查佛斯特 著，王宇鋒、韓麗華 譯，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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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 (4)鹽鐵論 － 儒法之爭

漢武帝元狩4年(前119年)，鹽、鐵由課稅制斷然移向專賣制，目的便在剝奪商工業暴利，中央大司農之下置專管鹽鐵之事的丞，鐵官44處，鹽官32處，酒也一度自天漢3年(前98年)加入專賣之列，即所謂確酤，昭帝始元6年(前81年)起廢止。元封元年(前110年)均輸平準法定案施行，由官買入量多價廉地區物資轉輸物乏價昂的地區賣出，或者，市場低價時收購而高價時拋出，目的在調節物價，宣帝時設立榖物統治機關常平倉，調節年歲豐歉與榖價。

由於向外擴張經濟的可能性小，無海外市場與殖民地，所以必須採取內生式的成長策略，從提高內部的經濟效率著手，藉平準均輸同時達到兩項目標：

• ‧控制全國的經濟資源，以便帝國統治，並提供軍事物資糧餉
• ‧藉鹽鐵專賣來增加稅收，以應付行政與救災的開支

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地位等差意識成立，以及商被壓制到最低，都自漢朝而始，也都出發於扶本必須抑末的經濟思想。至西元前1世紀中所見，充實國庫的目的固然達成，卻除了激發與育成中產階級以上奢靡風尚，增大社會消費慾望之外，彈壓商人未能成功。

武帝時代財政政策的性質及其結果，不但沒有使土地國有制及中央專制主義鞏固起來，而且也沒有抑制了豪強，反而由於官商溝通，產生了大豪強階級的法外富貴。漢武帝利用酷吏和商人，對豪門地主階級施展出一系列的打擊，以期鞏固中央專制主義的皇權，反而擴大了矛盾，形成社會的危機，財官與酷吏的結合，是漢代法家變質的原因，抑商政策反使中產以下者破產，財富更向特種身分性的貴族集中。

一切著於律，是漢代內法外儒的法典性質，漢代是蕃刑與縟禮並進的，本質上則是相反相成的，法律通過經義的庸俗化，更加成為封建主的專制工具。作沉命法，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

從蕭何作《漢律九章》起，武帝時律令359章，其中大辟罪409條，細目1882項，例13472項，成帝時大辟罪，1千餘條，律令1百萬餘言，昭帝以降，每年平均殺死罪囚1萬人以上。

天漢2年(前99年)的漢代初期農民起義，並沒有使法度退伍，相反的，宣帝中興，更發揚了武帝待詔金馬門的合法制度，創出了欽定的稱制臨決，宣布了石渠閣的統一五經同異的思想，中國中世紀皇帝統一了教權、皇權，石渠閣的會議可為代表，這是吸取並復活中國古代學在官府的傳習而復轉變為中世紀的制度。

貢禹(前124-44年)是宣、元之間的博士賢良，和王吉並為世所稱，奏議指出封建的濫費，造成人民的貧困，封建的享樂，造成人民的死亡，漢武帝的法度內容，不是法律，而是以其捨法度而任私意。

昭帝始元6年，詔丞相田千秋與其下屬丞相史，以及御史大夫桑弘羊與其下屬大夫，代表朝廷來和代表民間的儒生文學、賢良60餘人，辯論鹽鐵酒專賣和均輸等措施的存廢。

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凡為御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十五位御史的官俸是六百石。賢良應有八人，文學是文學高第的簡稱，是學經書的儒家，約四十餘人，由各郡國推薦。

《鹽鐵論》，分10卷60篇，〈雜論〉是作者桓寬的跋，記載編著此書的經過、參與者以及桓寬對鹽鐵會議的人事評論，桓寬的文體，恐怕與西漢的經學傳統有關，博士傳經，本期於致用，往往多方收集例證，不嫌雜廡，元帝以後，各家博士皆有章句，往往動輒至數萬言，用之於應敵逃難。

其餘59篇大約可分為兩個階段，1-41篇可稱為本論，主題是在爭論是否要罷鹽、鐵、酒榷、均輸，42-59篇的主題移轉為匈奴與法律問題，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這兩類都沒出現，與鹽鐵本議無涉，所以是餘論，以段為單位的分類法，較能突顯鹽鐵論內政治議題的重要性，秩序井然的現象則大幅減弱。

會議中發言次數比例：

篇

丞相車千秋

丞相史

御史大夫桑弘羊

御史

賢良

文學

本論

1-41篇

4次

2%

12次

5%

77次

32%

11次

4.5%

59次

24%

79次

37.5%

餘論

42-59篇

缺席

0%

缺席

0%

36次

41%

8次

9%

0次

0%

43次

50%

總計

329次發言

4次

1%

12次

4%

113次

34%

19次

6%

59次

18%

122次

37%

丞相車千秋的發言次數最少，一方面是他的政治成熟度與個性，二方面因為他是會議的主席，發言的次數少也合乎會議常情。車丞相的四次發言，幾乎全都在配合賢良的論點，表面上是在關心時政和民弊，但更深沈的用意，卻是在使桑弘羊難堪：車丞相在政治上陰黨霍光，但在鹽鐵會議上又不便直說，就利用這種單句挑撥法借刀殺人。

丞相史和御史都是隨從，他們的發言立場有兩種形態：

• 幫上司解危
• 緩和爭論的場面。他們對政策性的議題較少觸及，可論性較低

《鹽鐵論》談論經濟問題的篇數，在比例上7/59最低，而意識型態(儒法之爭)則佔19/59將近1/3，所以鹽鐵之議是名目上的，隱含在背後的是對政治權力與經濟政策路線的爭執。以鹽鐵之名，行儒法之爭，武帝以來，儒法相爭，而實相成，故詰辯是形式，而他們之間的相互表裡，又表現出漢代的文化政策，宣帝所謂王霸雜之的漢家法，即是說，陰法陽儒的矛盾，由皇帝御而用之，可以頭頭是道。

法儒混合的根本原因在於統治者喜歡法家，法家的統治信條是，厲行法治以獎勵農業，強化君國駕乎家族之上的地位，官僚們卻喜歡儒家，儒家不涉鬼神的現世精神，以人而不是神為宇宙中心的穩健人文精神。統治者可以用賞罰為有形的誘因，有形到可觸可感的地步，來管理百姓，官員們卻不是僅靠獎賞與威嚇就能夠鞠躬盡瘁的，儒士認為，統治者遵循禮制以身作則便是有德，效能、潛力(Potency)能引動他人接納、支持，甚而崇敬他的統治地位。

儒者言古不考今，重聞不貴見，閒言而無實，華辭而無方，發出儒者言行的表裡恰是兩樣，大夫與文學的詰難，各持有古代學術的招牌，大夫裝成法家，文學號稱儒家，文學眼中的法家，已經是統治人民如禁盜賊的酷吏，賢良文學又是在陰陽五行之徒，推本董仲舒，極言讖諱式的宗教，儒林的世界觀是僧侶主義的目的論，特別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而酷吏的世界觀是庸俗的命定論，特別具有顯著的附和命運來宰割人民的思想。

文學與賢良的言論顯得冗長反覆，在有限的論點內循環，鹽鐵論內60多處引用《公羊春秋傳》，《榖梁傳》的蹤影也可見到，春秋學的影子在後半部相當明顯，而在1-41篇中則少見。

《鹽鐵論》所述的文學曰部分，凡古之云云，大都是儒林的空想，凡今之云云，大都針對國家財產所有制的結果，不是性質，反映出一部分身分性地主階級的不滿，文學所批評的話，是受打擊的豪門地主階級的意識而與寄生於皇權勢力的富豪的思想相詰難。文學的人數和發言次數相當多（1-59篇內共122次，37%），但立場大致相似：反官營、反獨佔、反奢靡、主寬刑、反對討伐匈奴、反對社會性的所得不均，儒家是重農主義的強力擁護者，但對統治經濟確持堅決反對態度。

關於國有財產的問題，賢良文學對於國有財產的政策的責難，是根據儒林的道德觀點而出發的，特別採用董仲舒對策的思想而出發的，他們和酷吏的權力思想相反。大夫們的統一主張是建築在土地和其他財富的國有，其政策的打擊對象實為郡國諸侯和豪強地主舊時所享有的財富權力。文學在形式的原則上，雖不反對專制主義的統一，但他們主張有本以統之，禮義以一之，即從思想上從事於專制的統一，而反對從國家財產的所有上統一。

大夫主張平準的最大理由，除供給邊費以外，是為了通有無，文學則以為這樣的通貨不是為了通有無，而是為了皇族的享樂。文學賢良乃以小生產的散不足的地主階級的意識，而與利在勢居或聚不足的皇權集中的意識，相為詰難，文學們所主張的散不足和所反對的聚不足，好像有均貧富的思想，而實質上所謂均貧而寡富的小所有制正是豪族地主階級兼併的溫床，完全是為了反對以損有餘而補不足為理由的人君統而守之的財產政策出發。

上官桀用假造的燕王旦上書來傾害霍光，昭帝開始懷疑上官桀那批人，昭帝和霍光想鏟除桑弘羊的政治勢力，逼得桑弘羊想利用召開會後會討論伐匈之事，希望文學和賢良，能支持他要討伐匈奴的主張，來挽救政治危機的壓力，如果能夠把全國的注意力，轉移到討伐匈奴上面，若有小功，說不定還可以藉機翻身重導國政。

因此，丞相和丞相史並未出席會後會，出席者有御史大夫桑弘羊、他的屬下御史數人、文學50人以下、賢良8人或更少，1-41篇中談論匈奴問題的〈憂邊〉、〈地廣〉、〈備胡〉，篇名都是防衛性的，這和昭帝時對匈奴採取防守和平的路線相符，42-59篇的篇名則較積極主動，42-52篇中的主題單一是伐匈問題，53-59篇的題材是次要的，是輔助性的言談，不是桑弘羊的主要訴求。

在漢朝統治的頭一百年間，私營商業的繁榮使城鎮林立，加速了貿易與製造業的專業化，但當官府插手糧食貿易並接管冶鐵爐、煮鹽井時，這些行業便不再有活力了，東漢時，對工商業的自由放任主要有利於大地主而非商人，中國經濟於是完全依賴農業，延續貫穿於整個中國歷史中。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 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 著，允晨文化出版，2010年08月。
《綠野仙蹤與中國》，賴建誠 著，三民書局出版，1998年09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 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劍橋插圖中國史：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文明奧秘》，伊佩霞 著，趙世瑜、趙世玲、張宏艷 譯，果實出版，2005年04月。(1996)
《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費正清戈德曼 著，薛絢 譯，正中書局出版，2003年03月。(1998)
《兩漢思想史論‧卷3》，徐復觀 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1993年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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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 (3)春秋繁露 － 儒教的誕生

漢代賤商人的法律主要指其沒有土地所有權，然而事實上商人因交通王侯，而取得富貴，以至於和郡國諸侯相利用，威脅了皇權。為了削弱諸侯王國的叛逆的基礎而厲行工商業(煮鹽、冶鐵、鑄錢)的國有政策，表現在文化思想上，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學術的統一政策。

在中國古代社會，所謂非我族類不在祀典的民族特點，在各國之間是有嚴格區別的，宗廟社稷的祭法在各國之間也是不同的，上帝不止一個，而是五個，在諸神中的地位略高了些，反映秦漢之際還沒有真正實現封建制的中央集權主義與天子至上威權，因而在超現實世界中上帝和諸神也還沒有統一。

當漢武帝實行土地沒收和鹽鐵國有，並真正開創了大一統的局面時，以一個統一的宗教來補足統一的帝國是必要的，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五帝之上至上神正式誕生，新上帝的發現者不是別的學派，而正是陰陽家與儒家的混血種，五帝早已列入五行範疇，太一本身又成了陰陽五行系統的最高的冠石，董仲舒完成了天的目的論，主宰五行之理，使五行之理成為天的目的的外觀，這樣的天就有了意志，有了主動性。

富裕只限於領主豪強官吏以及宗室的貴族階級，而農民大眾的痛苦生活不但並未從與民休息裡減輕分毫，與民休息實質上只是暫時對農民採取安定的政策，以爭取統治階級所支配的編戶齊民歸戶籍以從事生產，暫時對諸侯權力採取妥協的政策，以確保地方與中央的和平共處。農民的流亡，是通過了豪族地主階級才成為現實，不是單純的商人所能驅使的。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作於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董仲舒又為當時黃老與儒家思想鬥爭的發動者，其天人三策在此一思想鬥爭裡時有發端的意義。從漢室定鼎起就不斷地向農民解說，漢之代秦是出於天意所屬，企圖從天的意志裡找到自己統治世界的不變的根據，統制思想乃所以絕篡弒而求統一，至儒學博士乃借以向農民說教，使山澤之民仁行而從善，義立而俗易。

《春秋》一書，自孟子以來即為儒家所推崇，但過去儒家，只從政治觀點以推崇《春秋》的微言大義，自董仲舒起，《春秋繁露》始援陰陽家之言解說《春秋》，始為天道人事相互影響之說開拓了新土，始使《春秋》成為天人感應的神學經典，始使其政治範疇的微言大義兼有了哲學神學的內容。

《漢書‧藝文志》中《易經》已被尊為六經之原，《史記‧太史公自序》論述六藝要旨，則以《春秋》為主，西漢學風特重《春秋》與漢朝政治密著，董仲舒的公羊學代表了儒家立場發揚陰陽五行思想登峰造極的境界，以大一統秩序的範式求諸自然界秩序而建立其理論根據。將孟子所倡導民本學說昇高為天人感應的天心即民心、天意即民意的原始民主主義思想，災異說展開係以董仲舒為第一人，儒家傳統的天命思想也以災異說而得補強。

子思－孟子學派儒者以天命意識溝通而受到陰陽家的重大影響，普遍性的氏族宗教氣氛，取在於以神化先王為前提，以天人感應為內容，這就是搢紳先生和儒者的職業的構成部分，天人感應的宗教思想，在兩周是國民階級思想發展的桎梏，而在秦漢則是神學思想建設的源泉。

把自然的天加以目的論化而使之成為宗教的天，與其說是為了神化天，毋寧說是為了對俗事的皇帝暗示人主所應遵守的天啟的道德誡令。從天的目的意志中找到了人主所應遵循的道德法，並且從人主所需要的道德法中窺見天的目的意志。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譴告論是西漢神學思想中重要的構成部分。

歷史的發展，王者的興廢，不是由於天的自由意志，而是由於五行相勝克之理，天對於帝王必須不早不晚，只能在五行勝克的轉折點上來降祥瑞。天是最早的主宰，同時又是根據於五行之理的最高主宰，天是五行勝克的指示器，天是機械的、被動的，是神秘化了的五行法則的體現者，天既然隱在五行之理的背後，所以只有被指定的場合下才現出一些奇蹟來表明它的存在。

天人感應論，在宗教上是天的神權的最高證件，而在俗世中則是皇權的最高護符，天瑞與災異皆以人君是否彊勉行道為轉移，與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同屬一型。天既然是宇宙的主宰，則宇宙的構造及其運動當然也出於天的道德與意志。宇宙圖式是自然的而非意志的，是機械的而非目的的，要把這一宇宙圖式的天與宗教的天調和起來，那就必然須把這一整個圖式目的論化，董仲舒理論的歷史任務便是如此，把鄒衍的宗教思想和儒家的庸俗哲學混合起來，使統治階級的德治主義取得了神學的證明。

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陰，刑氣也，陽，德氣也，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天的四時安排，既然對萬物都具有刑德的目的性，同時又具有道德的動機，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當也。

陽以南方為位，以北方為休，陰以北方為位，以南方為休，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大寒凍。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

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木居東方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土居中央，謂之天潤，土的位置是突出的，中央這一職方有是突出的。有兩種想反的法則，即比相生與間相勝。

春 夏 秋 冬 暖 溫 清 寒 愛 樂 嚴 哀 生物 養生 成功 喪終

水 北方 後 冬氣 金 土 木 西方 右 秋氣 中央 天潤 東方 左 春氣 火 南方 前 夏氣

比相生 生 生 生 生 生 ╭╮ ╭╮ ╭╮ ╭╮ ╭╮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木 火 土 金 水 木 間相勝 ╰──╯ ╰──╯ ╰──╯ ╰──╯ ╰──╯ 勝 勝 勝 勝 勝

人類的存在，是宇宙自身完成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構成部分，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任，人之德性，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天，按照自己的構造，創作了人類，使之靈長萬物，代行自己的意志，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人的實質所指即是統治世間的天子，天人感應的人，不是一個自然人，而是人的頭腦的領袖又是所謂的聖人，而聖人的位置又是三代聖王，是最高統治者。

根據著天之道終而復始的循環論，建立起黑白赤三統說的相互交替循環的歷史哲學，根據王道任陽不任陰，陽尊陰卑的世界觀，建立起三綱五紀的倫理學，真，乃天意的別名。把王者規定成為承天命統治人民而完成天的意志的最高地主，董仲舒不同於孟子者，在於他的王道觀以強幹弱枝的國之元的人君為發動的樞紐，而配於天之元，復由此導出天子之賦和人君之權。

人性的上中下三品，聖人之性、中民之性及斗筲之性，董仲舒三品說從人性理論上抬高封建主階級的地位，以鞏固支配階級的統治和消除社會的矛盾，中民之性只有在聖王教化之下才可以為善，而不可以教化及於聖，古代自由人平等思想同被否認，以屈民而伸君為根據，使社會的階級秩序絕對化，使社會等級制度宗教化，以隱蔽階級的對立

理性(智)的極在於奉天而法古並向先王看齊，以不訕上和不危身為判斷是非的尺度，一切知識活動都在諱忌敬畏之中，規矩是最高的戒律，認識的目的不在暴露真實，求得真知，而在於向政治及道德的要求屈服，認識在於密察神祕的本體，而不就事物內在的聯結，無類的比附邏輯，承了天人感應神學在認識論上的依據。主觀的無類牽附方法，必然導出客觀世界為主觀自我的外化，客觀為主題的所生，正是唯心主義的基本命題，董仲舒的邏輯以無類的演繹比附及神學的概念起源為最大特徵。

漢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召五經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榖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議30餘事，多從《榖梁》，由是《榖梁》之學大盛，周慶、丁姓皆為博士。甘露3年3月，修武帝故事，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共議，宣帝親制臨決，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榖梁春秋博士。

黃龍元年(前49年)增五經博士員12人，博士弟子倍百人，宣帝時代，由親覽賢良策到親臨決五經同異，說明思想統治更進一步，石渠閣的神學會議更為神學奠定了欽定的基礎。由中央深入於郡國，五經博士及博士弟子員而外，又增設了五經百石卒吏，及六經祭酒，正宗而又加以正宗化，不僅儒外無學，儒內亦不得有派，宗教思想的統治至此以漸臻極峰。

董仲舒復興並發展了天命論，其思想成為帝國意識型態的關鍵成分，在以後歷代王朝中從未受到公開挑戰，共同的思想、價值觀和歷史淵源，有助於官僚的內部一致，也加強了官員與受過教育並且數量不斷增加的地方菁英的聯繫。在漢末，雖然全國各地的士紳遠離京城，大多關注於地方事務，但他們不再僅僅以地方領袖自居，而認為自己也是全國性的學術文化及政治事務的參與者，儘管這種參與是邊緣性的。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 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 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劍橋插圖中國史：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文明奧秘》，伊佩霞 著，趙世瑜、趙世玲、張宏艷 譯，果實出版，2005年04月。(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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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 (2)司馬遷 － 獨立批判精神

《史記》編纂方式以孔子編年體《春秋》為模範的傳統，由《史記》而突破，全書103卷，分五大部門，缺亡10篇，為元成間褚少孫所補，所缺亡的有〈孝景本紀〉、〈孝武本紀〉，〈孝武本紀〉與〈史記自序〉相違，少孫所補，則係全取封禪書下半篇所述武帝事，《史記‧封禪書》實質便是武帝神仙迷信篇與諸方士的列傳。

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和當時絀黃老的而章六經的合法思想，實不相容，思想傾奪之風已成，使他不能不直說理不可據，智不可恃，然而他的激於義理的思想，正表現出反抗精神，主張一道不可遍循，而要省察時變，應物咸宜，百家之旨，都是務為治的，欲用之在我，不干涉之意，正是司馬談崇尚道家的內心隱處。

漢初文景武三世，儒道爭霸相當厲害，文景雖立博士，但並不甚好儒，似在道家政派氣壯之時採取折衷政策，直到武帝初，和竇太后鬥爭，開始由兩面而倚重於儒，竇太后死後，才清算了道家。《淮南子》與《呂氏春秋》同係雜家巨擘，但基本思想則是道家，寓有以道家之道統一諸子百家學問的意味，正是漢初黃老之學風靡的結局。

淮南王劉安在主觀上用陰陽五行之說合配於道家，以總統百家自居，淮南王的野心是通過政權爭奪的實質而展開學術的鴻烈旗號，持陰陽道家的聖學和通學，與儒者的俗學和文學相抗，漢初統治階級之間儒道之爭是各以外道互詘，以遂其政爭的目的，淮南王劉安的道家旗號，與司馬談的道家要旨不同，司馬談是托重言以全百家，而劉安則是托黃老以統一百家。

劉安以陰陽道家之旨為超乎時空而居於百家之上，大聖終始之德的總道理，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和漢代統治階級的宗教思想沒有多少差別。陰陽消長和五行變異是教人測譏祥的，漢代從武帝待詔金馬門、宣帝正五經同異於石渠閣，都是在國教形式之下，把古代的思想加以庸俗化、宗教化，劉安的野心也不例外。

淮南王非議申、韓、商鞅，實際上是針對了漢廷來施行攻擊，重人治，國之所以存者，非已有法，以有賢人也。分割、不相干預的調和思想，又導出對於智能的輕視和對於思辯的抹殺，依此反對名、墨諸子，以齊俗觀念出發，對於百家，主用黃老的道術來駕御，從精神上的齊俗，要求實際上不使習俗相反，所謂有術以御之，這樣就可以稱王稱霸了。黃老之術貴因循，尚權變，從漢代起就給了中國官僚政治的作偽裝假以一套法術。

司馬談評儒，重指末流，而非籠統地反儒，似以陰陽家與孟子有源流關係，荀子反對當時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並開啟營於巫祝，信禨祥的風氣，以荀子為戰國學術之綜合者。

荀學到了漢代和墨學首先衰微，賈誼思想中的荀學餘緒實在是有價值的諸子遺產，對人民的同情，主觀上要求統一矛盾，而客觀上卻暴露出封建制的殘賊公行制度中的矛盾，以為做皇帝的，從小孩做人起就積習禮義，長大了便是積禮義的善人，皇帝是善人，施布正義，天下人臣就全是向禮義的善人了。

漢代異端思想，起於賈誼，賈誼通過屈原的〈離騷〉路徑，繼承變〈風〉變〈雅〉的悲劇思想，客觀上從人格的矛盾來說明制度的不合理，和現實的俗人俗政不可兩立，屈原因以自諭，與司馬遷之借晏嬰以自況是相同的，辭句多出《莊子》的〈齊物論〉、〈養生主〉等篇文意，從自然天道觀的相對無窮，到知識論的相對無真，以至人生觀的死生齊一，結論為莊子的委命知命。

戰國儒墨互絀，被漢初儒道互絀所代替，墨家在此時首先遭絀，墨學的愚民之欲，墨俠正是游俠，其後轉為民間的宗教。柳宗元辨《晏子春秋》，論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者，皆出於墨子，斷為墨子之徒所做，司馬遷之重視晏子，頗有以墨反儒的暗示。漢代墨者轉化為游俠，與儒者轉化為博士，兩相對照，其流變顯示出時代的學術鬥爭演化的顯明痕跡。

劉敬和叔孫通合傳，劉敬的和親獻策開中國封建制皇朝屈辱政策的創例，叔孫通的創禮儀，創對內的獻諛。叔孫通止於看到漢高祖要羈馭群臣的心裡，而面諛禮儀，董仲舒更看到武帝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依據春秋大一統之義，配天下之常經，立古今之通誼。

朝廷的威儀與紀綱，也悉本法家的宗旨，叔孫通所定的是朝儀，不是制禮作樂，是秦的朝儀之延續，期間頗有增損，以適應時代的需求。叔孫通能夠在大時代終打滾，歷事十主，全靠他見風轉舵的識時務本領，出言吐語，雖然自以為不是鄙儒，但為正宗儒生所不齒。叔孫通的一套禮儀佈置，董仲舒的一套春秋大義，除了反映封建制的不周於用的浪費外，更是虛偽的宗教儀式。

中國地志《尚書‧禹貢》名義上記夏禹時之事，實質內容係戰國後期地理知識集大成，反映中國九州劃一統治與統一國家構想的成熟。中國周邊的地理書《山海經》與《穆天子傳》，考訂同自戰國時代編定。

班固承襲了劉向、劉歆父子人文主義的傳統，〈藝文志〉完全抄襲了劉氏的《別錄》與《七略》，〈藝文志〉乃《七略》的節本，所謂《別錄》繁矣，《七略》從簡，班固裁為〈儒林列傳〉，編為〈藝文志〉，則簡而又簡，班固其正宗思想之細意委曲在乎擁漢，正是班固、司馬遷同異的核心，以後各朝代正史的編寫體裁，基準直接便是《漢書》。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 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史記的故事》，司馬遷 著，鄭樑生 編譯，志文出版社，1977年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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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 (1)封建階級矛盾 － 皇權與豪族地主的鬥爭

秦廢的封建，指的是宗子維城的古代城市國家，把中國中世紀封建化的過程劃在戰國末以至秦漢之際，這不是說秦統一六國以前沒有封建因素，更不是說秦代便把封建制完成了，經過漢初的一系列法制形式，如叔孫通制禮、蕭何立法、張蒼章程等，到了漢武帝的法度，封建構成(Feudalism)才典型地完成，秦漢制度為中世紀社會奠定了基礎。

社會的統治階級的利害關係，總是要使現狀當做法律，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並且要把它的由習慣和傳統而固定化的各種限制，當做法律固定下來。古代法律上有四民不雜居，這種官手工業的制度沿襲到後期封建制社會，成為國家土地所有制的附屬物。

自然經濟沿襲到中世紀社會便成了統治的形式，表現出的主要方式是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農業的耕和手織業、手紡業的織，結合在一起，成為廣闊的基礎，雖然在商鞅變法中有了萌芽，然而更明顯的是表現於秦漢之際。食指農業生產，貨指手工業生產，食貨即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

租課粟米，調輸布帛，文獻上也稱課調，西漢制度的田租是以粟帛兼輸，東漢的租調繼承西漢制度，利用著農村公社的組織，使耕男織女或人戶匹庶盡其所能地輸納剩餘生產物，因而就成為東方專制主義的基礎。倉，謂貯粟麥之屬，庫，謂貯器仗綿絹之類。

西元前4世紀中，戰國秦國商鞅變法，廢公田，開阡陌，一方面最終打破世襲貴族的身分制，另一方面，對一般人民強行單婚家族分家政策，自封建制下國已可由不同姓的氏族合組此一型態，承襲秦郡縣制下的漢朝社會，構成單位純已係家而非族，社會基部也已非氏族共存的血族集團，而乃分解了的一個個家所聚居。

秦代起始僅是小生產制度的建立，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佔之田，以制賦。秦孝公12年(前350年)開始建立縣鄉亭長制，秦孝公14年初為賦，是裂地名官在法律上的必然典式，裂地名官改變了氏族宗子國食於鄙、野的古代經界制，即古代制的一國不過這樣裂地分官的一縣而已。

商鞅變法以宗室有軍功者始得為屬籍，氏族宗室有戰功的就可做領主，秦始皇26年(前221年)統一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由國有土地的公田中賞賜的，秦人創有爵制20級，以賞戰功，新設定20等軍功爵的授予對象，非限舊貴族而廣泛容納了國民全體，庶人同得躋身爵等稱號的士、大夫之列。

1	公士	2	上造	3	簪梟	4	不更	5	大夫	6	官大夫	7	公大夫	8	公乘	9	五大夫	10	左庶長
11	右庶長	12	左更	13	中更	14	右更	15	少上造	16	大上造	17	駟車庶長	18	大庶長	19	關內侯	20	徹侯、列侯

由一級至二級得列戶籍，有一定的田宅或份地，爵第一級至第八級的下級爵位賜庶民，對象均編戶戶主，以到達第八級的公乘為極限，東漢制度，如有超過，其超過的部分且准移賜其子或兄弟，或兄弟之子，爵位允許買賣，且等於贖罪符意味，得以抵消減免刑罰，爵30級得免死罪。第九級以上的高爵賜秩六百石以上官員，得享受被賜田宅之權，關內侯已賜有食邑，最高級徹侯，又稱列侯，具封邑，以其租稅為收入。

漢相蕭何承秦制而創作的九章，承秦六篇律，後加廄、興、戶三篇，為九章之律，漢代以下各代法律都是根據九章律而增益的，迄至後周，皆名戶律，北齊以婚事附之，名為戶婚律，隋唐循而不改。

漢初，郡國人民逃亡，戶口不過以前的2/10~3/10，須仰賴賜爵復身，以誘人民，故至文景之世，戶口大增，公士與上造乃社會勞動力的最大來源。賜民爵，西漢時代53次，王莽時代1次，東漢時代36次，平均每4~5年便有1次，無籍者、流民與奴隸除外，無此權利，等級的賞賜與贖買是基於超經濟的報償法則，建立不以商品的人格化，而以身分的隸屬關係為基礎的官僚制度。

漢景帝分散其權以封諸侯子弟，各國都被裂封，所謂眾建而少其力，東漢大體上也仿領主制，但削小了郡國的統治權。景武以後，法律規定，領主只能衣食租稅。漢代郡國諸侯王原有政治權支配郡國，但其後逐漸失掉統治權力，僅許有領主的經濟支配，與富室無異，與地主階級並無甚大差異。

食封的土地和戶口都是皇帝所封給的，以區別於不經法律認可而佔有土地的豪強地主的素封，財產所有權應是皇帝所獨有的，而地主階級的土地只表現為佔有權。專地盜土和六條問事的科條，都是武帝所制訂的，土地國有制的法律是武帝26272條法律中的主要項目，也利用這些法律和身分性的豪族地主展開鬥爭，隨著土地國有制的所有形式，在主要的手工業生產方面實行國家管制。

秦漢社會存在著大量的奴隸，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或庶人無氏，漢代時常發佈免奴之令，但奴婢制度依然存在，甚至高祖以來買賣奴隸是合法的，官奴婢也盛行，武帝時沒入奴婢，分與諸官，光武帝禁止殺害奴隸等一系列立法，奴隸地位才起變化，奴隸可悲嘆的生活條件才獲得緩和。

漢代大將軍營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部曲是由家族屯墾產生的，平時生產，戰時服役，漢時，徙齊楚富族至諸陵，以彊京師，賤族則多徙邊，部曲是從奴婢家族變化而來的。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古語匹庶或匹夫匹婦之匹，指一對勞動男女。

假豪族土地耕作，變換身分為佃農，假田者謂之客，或者淪為奴隸，奴隸於漢朝稱奴婢，概括了女性的意味，奴隸價格在1-2萬錢之間，顯係高價，主家又須為之負擔加倍人頭稅算賦。漢代有耕當問奴，織當訪婢，到了魏晉時代還見於史籍中，漢代奴婢從事生產，不限於僕役的工作，而養奴之數至萬人，也非家侍的職務所可容納。

漢世以名義上稱為自主的良民齊民以至所謂編戶，作諸種課稅的對象，僅登戶口眾寡之數的編戶齊民，便是通過了家族的血緣及人身隸屬關係而組成的，對地主提供無償的勞動，領客、賓客、宗部和部曲，就是以家族的血緣關係作為紐帶，而束縛於土地。

漢代農業有所改進，新技術包括實行農作物輪種和精心計畫種植時間，農民食不果腹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家產由所有兒子均分，這一繼承方式確立於漢朝，在周代，爵位、官職以及祭祖的義務傳給一位後裔，一般來說傳給長子，小農在農村人口不斷滋長壓力下貧窮化，因而典賣土地，因而愈陷貧窮的惡性循環，乃注定土地經濟的農民致命傷。豪族面目本色，係土地私有制成立後，陪伴土地得以自由買賣而必然產生的地主。

當時政府田租很輕，只需繳收成的1/10-1/30，農民每年一個月的徭役逐漸都改為繳錢替代，而且農民一直必須繳納人頭稅，但是農民卻得繳收成的一半的私租給地主，漢代豪族的地租，大約是勞動生產物的5/10，即100%的剝削率。

漢高祖徙諸族10餘萬口於關中，在政治上謂之強本抑末，企圖利用他們成為封建政權的支柱，然而客觀上卻使他們變為身分性的豪族地主，漢代豪族地主雖然有了功勛和勞績，也可以上升為封建諸侯，因而與皇權有時妥協，但他們始終威脅著漢代皇朝的政權，漢代一直是以身分性的地主階級豪族的土地兼併，為社會最大問題。

漢代選士，是依據身分或財產為標準，漢代任子制度是從氏族制的殘餘而建立的官僚集團，西漢韋平再世宰相，尚屬僅見之事，東漢則有歷世皆為公者，魏晉門閥之來源，實源於漢代的以族舉賢、以閥閱為選，雖然利用了酷吏、宦官閹寺和外戚乳母的集團，以保衛皇權，但結果產生皇權的削弱並造成皇權的新威脅。

閹寺群嚴格地講來，是皇權對付豪權的工具，如果說在西漢最高統治者用的是酷吏以對付豪強，那麼在東漢末年，強宗豪族威脅中央集權專制政權的時候，宦官就取得了生殺予奪的大權。皇族最高地主為了削弱豪族地主，既利用了閹寺群的力量，又培植起外戚群的強宗豪族與宗室群的強宗豪族。官僚群的強宗豪族、儒學的強宗豪族、關隴的強宗豪族實力上不夠強大，集團的傾向也不分明，常常依附著外戚或者閹寺以為進退，階級形勢的變化，不但沒有如皇帝的主觀願望，反而更加削弱了皇權的地位。

閹寺群在順帝陽嘉4年(135年)才由詔許中官養子襲爵這一形式宣告，取得了政治上世襲的合法地位，在桓帝永壽2年(156年)，才由出聽中常侍行三年之喪這一形式宣告，取得了禮俗上的尊崇儀式，世襲制度是強宗豪族之所以確立的政治上的保證，禮俗上的三年喪服制，是強宗豪族之所以被法定的社會地位的標識。中官權勢極盛之期，前後達20餘年。

順帝接受左雄的意見，取消了明帝以來九卿捶扑之罰，相對地提高了官僚的人格地位，限年試才，並不是解決社會矛盾的根本辦法，從主觀倫理方面出發，把改革社會的方案立基於改變人類道德的基礎之上，左雄的言論，和王符相似，並不希望上世理想的治道，而僅以追配文宣中興之軌，苟安垂祚而已。

質帝時，官僚勢力大盛，太學生增至3萬餘人，太學生都是從天下各處來到京師的，所以稱為太學游士、京師游士，或游學，數量尤其眾多的，是郡國學以及私人精舍中的學生，隱居教授的經師們，自立精舍，或稱精廬，以便招致遠方來學之士，讀書的人，便不遠千里，負笈尋師，全國各地，到處有經師講學，到處有生徒聚集，以至分爭王庭，樹朋私里。

如果沒有豪族地主作為背景，那就不會有這樣的盛況，如果在經濟上沒有附徒萬千的依附農民作為豪族地主的物質基礎，那就也不會在社會勢力上有門生故吏萬千的閥閱形式，漢代以閥閱為選的舉士制度正是魏晉九品中正的先行制度。太學生不但是豪族地主的子弟，並且是官僚的後備軍，自後太學生屢次上書，攻訐宦官，譏議時政，品覆公卿，裁量執政，大大發揮了所謂清議的力量。

在學生數量發達了之後，為了支援外戚以及官僚的抗宦官行動，交游活動更有政治實際的需要了，一方面，以朋友講習，加強了自己的陣線，一方面，以正人無有淫朋，來相攻擊，分清了敵我的壁壘，與漢代傳統士風不相同，傳統士風是在皇帝親臨裁決同異之下而埋頭章句，今卻結交而擇正黜邪，明明分出邪與正的兩個壁壘，由交游而發展到政治的鬥爭了。

浮華與交會是一件事的兩面，為絕對皇權所深惡的，而浮華交會之所以興起，正證明豪族地主力量的強大而皇權最高地主權力的削弱。自桓帝永興元年(153年)至延熹2年(162年)這10年間，太學生曾三次上書，第一次上書訟朱穆，第二次上書議鑄大錢，第三次上書訟皇甫規，除第二次外，其餘兩次，都是針對宦官。

東漢末年，張綱、陳蕃等的政平吏良的寧民政治主張，對官僚群的強宗豪族最有利，是排除宦官勢力、保持本身地位的好辦法。止役的目的在使農村的必要勞動力得以保持，禁奪的目的在使農民的生產所獲，還能留下必須的生活資料。《太平清領書》雖由御用的方士宮崇、襄楷之流，極力推薦，而一度走上了朝廷，但終於成為禁書。

對羌人的征討，是東漢王朝極力從事的對外戰爭，東漢政府消耗於羌人的戰爭中的錢，共390餘億，這筆錢等於東漢政府6個年頭租稅歲入的總數，皇甫規不但指出長期對外戰爭，則以加深內憂，並且指出外患之來與內變之起，同出一個原因，即郡將的不清平、不奉法。

捧住了綱常名教和神學教條作為護身符，理論淵源是《白虎通義》一書，然後向敵對的一面肆意攻訐，是漢末論壇的一個特點，因為有這樣的護身符，表面上的是非臧否是分明的，但又因為這個理論的敵對雙方都可得而利用，所以實際上的是非臧否是很淆亂的，漢末的清議，形式與內容極相矛盾的本質，言行不一的人格分裂，反映社會危機的自我掏空。

黨錮之禍，乃是漢末統治階級內訌的表現，是權勢漸衰的外戚，官僚黨附外戚，與權勢鼎盛的閹寺，各自聯結了其他的強宗豪族，之間劇烈內訌的爆發。在豪族對宦官的鬥爭中，實質上是身分性的豪族地主和皇族最高地主的鬥爭，所謂共為部黨，誹訕朝廷，就說明其中的階級意義。

第二次黨錮共16年之久，直到中平元年(184年)黃巾變起，才赦免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

三君	竇武、劉淑、陳蕃	君者，言一世之所宗
八俊	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	俊者，言人之英
八顧	郭泰、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勛、蔡衍、羊陟	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
八及	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	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
八廚	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	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

三君大致是指三公以上的大官，八俊大致是指次一等的卿尹，八顧大致是高名的游士們，八及大致是郡國的名流，這次第也大致依據名行德操的高下而排列，唯八廚以財見稱，雖附於末，而實不與於排列的次序，是當時反宦官集團中公論的結果，也是當時反宦官集團中鬥爭方式的表現。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 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 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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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文明之光 (9)漢邊疆與外族 － 漢文明圈的形成

秦始皇的長城純粹是一種防禦的性質，但是漢武帝的長城，乃是作為大規模的前進政策的工具，長城路線之選定，特別重視控制水利，隨著兵威西移，漢朝開始自酒泉至玉門關修建長城初基，西極於疏勒河盡頭。

過去的額濟納河在瓦窯托來流向東南，成為一個月形的湖泊，繞著黑城，即居延縣治，居延不是郡，只是縣城及都尉治所，可以不在長城之內，居延至郡城，要經過一個關，而居延以外，還自設邊塞，在居延與張掖或酒泉之間，尚有一個重要據點，即肩水城，而在肩水外城，設有一關，稱為肩水金關。

建築的方法，是蘆柴相見的泥層，葦桿束一致長8呎，厚約8吋，全部經過鹽滷滲透之後，堅固異常，有湖澤處即以湖澤代替了城牆，不可通過的沼澤為它作為一道天然防禦線，這樣作為天然的防禦，又可省去許多哩建造的工力，秦城並河為塞，大抵亦如此，直抵額濟納河全長400哩以上的長城，是西元前101年幾年以內興建的事。

軍力弱的時候，也就是大部分時候，漢皇帝用的是和親政策，即是款待匈奴單于，以公主下嫁，再贈以厚禮，特別是多贈絲緞，匈奴漸漸明白，他們若到長安來進行一種儀式，在儀式中承認漢的宗主國地位，便可獲得厚贈，過一陣快活日子，這種安撫策略乃是以後宋代與晚清承認孱弱的不平等條約之始。中國的貨品是游牧生活中必需的，中國統一時，草原部族較願意接納一些與中國有交流的單于為霸主，是中國替他們造勢才壯大的。

自元光6年(前129年)至元狩4年(前119年)十年之間，衛青、霍去病大出塞凡6次。征和三年，李廣利戰敗的責任應該歸在武帝，憑一己的喜好選將，憑一時的衝動出兵，又在大軍已出之後，因巫蠱案收李廣利之妻子。輪臺之詔中，武帝把責任推給卜卦，而看不出一點悔禍之心。

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間，檀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漢武帝為隔絕胡羌開置河西四郡，漢安帝永初年間轉為胡羌所隔絕。曹操分南匈奴為五部，處今山西省內，又並烏桓移入內地，值三國戰亂，胡族繁息，至晉武帝，羌胡猖獗，郭欽請徙胡族於塞外，以漢人實邊，帝不許，晉惠帝時，諸王亂後，元氣損弱，無力挽滔天之禍。

通古斯種族係今日中國域內，除漢藏語族外分佈最廣的阿爾泰語族(Altaic Family)一支，滿、蒙、回三族，分屬阿爾泰語族三系統通古斯語系、蒙古語系、突厥語系，通古斯種族名詞的由來，與兩條通古斯卡河有關，貊或貉乃泛稱意味，對象便是中國東北森林地帶通古斯語系諸種族，松遼平原狩獵人民多同時從事低度榖物栽培，實際係半獵半農的生活。挹婁已非貊人，自俄羅斯沿海州方面，向黑龍江下游與松花江流域活潑進出，發展為勿吉－靺鞨－渤海－女真的東北歷史的全新路線。

古代中原居民移住，非只陸上通過山海關走廊至為方便，自山東半島北端經廟山列島而抵達遼東半島南端的海上交通線也已利用，西元前4-3世紀左右，遼河谷地、大凌河流域土地由漢族中國確定支配的歷史開始，置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

朝鮮半島自東北地方延伸形成，長白山(韓國稱白頭山)貫通半島內外，切斷東北地方的歷史關係，朝鮮歷史便無從解釋，奉箕子為始祖的簊氏朝鮮，係中國人建設的朝鮮第一個國家，朝鮮史上第二次國家建設，衛滿攻滅簊氏朝鮮準王而變換衛氏朝鮮，都王儉，滅亡於漢武帝原封3年(前108年)，遂定朝鮮為四郡。

夫餘族推定自四郡之勢成立以前，已由遼東郡支配外側，以今日哈爾濱東南阿城附近與長春西北方的農安附近為中心，結合周圍諸氏族集團形成貊人最初的階級社會部族國家，王以下，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四部族長，各別支配所附屬小族長。

高句麗歷史分三期：

• 沸流時代：設定於西元32年
• 丸都時代：西元210年，漢末大分裂，東移遷都鴨綠江中游丸都(安東省輯安)
• 平壤時代：西元427年再遷都樂浪郡故地平壤，迄西元668年覆亡於唐朝

西元前3世紀後半，中國經由秦朝統一的非只是地(中國)，也是人(漢族)，建設的非只是統一的民族國家，也是統一以農業為表徵的民族國家。漢水－長江中游的楚國，淮河－長江下游的吳越，長江下游文化背景，屆臨西元前3世紀，尚不能與中游流域的進步性相提並論。

秦始皇33年，50萬人守五嶺(大瘐嶺、騎田嶺、萌渚嶺、都龐嶺、越城嶺)，即珠江流域與長江流域的分水嶺，新南方四郡開闢以前，須其地漢化成熟才承認之為中國範疇，而南方四郡被軍事征服而吸收入中國，乃是預先劃定了中國預定地，南方則依天然的海洋為界，然後加以拓殖與開發。

百越總括的稱謂內涵，又各依自東向西大遷徙到達方位而名：

• 山越：就越國領內位遷移而就近在會稽郡境隱匿入山區
• 甌越、東甌：最鄰近舊越國，在浙江省南部甌江流域溫州方面
• 閩越：以閩江流域福州一帶為中心
• 南越：住居廣東省支流縱橫的珠江流域
• 貉越、甌貉、西甌：於廣西省與今日中南半島越南北半部廣泛分佈

南越獨立勢力以番禺(廣州)為中心而興起，文帝時去帝號，事實上只在對漢朝宗主－藩屬關係，於自國仍然稱皇帝，以後越人自建越南國家時也被踏襲，乃是中國所有屬國中，少數以中國外臣身分，接受中國王的冊封，向中國稱王，而國內又是帝的特例。越南廣和省，漢為日南郡之象林縣，漢以後為林邑國都，唐以後為占城國地，越南輯要滿喇加國，馬援征交趾時之西屠夷也，後又改號哥羅富沙。

武帝建元3年(前138年)，東甌請舉國徙中國，元鼎6年(前111年)，南越國獨立歷史終結，漢朝大軍壓境下傳世5王93年，元封元年(前110年)，閩越追蹤被攻滅。以當地原住民相背移向中國的反移民運動，東越、閩越被安置到淮河平原，接受強迫改造，空虛了的土地則移民漢族填補。元始2年(2年)，交趾郡的74萬人，多過南海郡達8倍，交趾三郡的發達，足以表現漢朝開拓新南方重點與特徵所在。

以獨特型式的青銅製斧與短劍、獨特型式的小船為特徵，推動定著地中南半島東北部文化向急速發展階段的、以孫梅河右岸為中心的東山文化主人，由中國東南部移住而與先住民混血形成甌越，便是今日越南民族的直接祖先。文字自近代法國統治期間，20世紀初強迫轉換羅馬拼音的越南語之前，向用中國所移植的漢字，關於語言，原與廣西方言相近的越語，迄今仍都保存中國統治時代吸收的通用漢語成分。

武帝元光5年(前130年)，最接近中國，四川、貴州兩省接界地區的夜郎國首先服從漢朝統治，置犍為郡，元封2年(前109年)，最遠的滇國投降，一舉增開6郡。

前漢之末的漢族人口分佈，係70%集中到全國1/3面積的北方黃河流域，其2/3面積的大南方淮河－長江－珠江－紅河流域僅居住30%人口，但相隔一個半世紀，北方與南方間人口分佈差距以縮小到57%與43%。南方方面人口相對增加的趨勢，前漢只長江上游蜀郡、中游南陽、下游會稽三郡超過百萬，後漢荊州南陽郡自原194萬人一躍超過240萬人，取代前漢汝南郡而登全國第一大郡地位。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 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中國歷史地理‧下冊歷代疆域形式》，王恢 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1978年02月。
《中國歷史地理‧上冊五大古都、長城與運河》，王恢 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1976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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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文明之光 (8)漢 － 霸王道雜之

漢、唐興起之前，分別有一段明顯的知識蓬勃發展期，漢以前有東周末期的哲學思想家，唐以前有道教、佛教的興盛。西元前206年建立的漢朝，先於西半國土設置14郡治理，又於人口較稠的東半邊分封了10個王國，大封了一百多家功臣為侯，各有封邑食稅，以便收稅自足而成為地方上效忠漢君的貴族。

漢高祖皇帝大位乃由諸侯推戴，退回到封建制與郡縣制併行的態勢，已封的英布等諸王一律加以正式承認，東方共楚、韓、燕、梁、趙、淮南、長沙等7王國並峙，王國所領多者百餘城，少者三四十縣，準漢朝中央的政治組織而各別獨自紀年，皆令自置吏，得賦歛，享有充分的自由權與獨立權，包括徵兵與擁有各自的軍隊。

漢高祖在位8年，迄好友與新封燕王盧綰聞其崩而逃亡入匈奴的期間，諸王先後已盡被消滅，僅餘的異姓小國長沙一國，也至漢文帝末，以無嗣而國除，東方以分9國的齊、楚、吳、淮南、燕、趙、代、梁、淮陽諸王國，全經變換以帝系子弟為王，以及斷然立下非劉氏不王的嚴格制度，所謂諸侯王。

漢高祖庶子，而以仁愛敦厚得人望的代王恆，被迎立為漢文帝(西元前180-157年在位)，以國王入嗣帝位。除嫡嗣承襲外，也借多封已故國王子孫為王的美名，分配原領地為多數小國，晁錯在朝廷內外壓力下被殺犧牲，七國的叛亂也在漢朝大將周亞夫兵鋒前徹底失敗，西元前154年，諸王或誅或自殺，漢朝大臣，普通例不受審與服刑而命自殺，以示不辱，七國大內亂平定，乃漢朝結束中央與諸王國對立鬥爭時代的一大標誌，也以決定性勝利的贏得而徹底穩固中央集權。

漢景帝在位期間連續立法，諸侯王於其領地已無支配權，中央對諸國行使直接政治，王國行政制度向郡劃一，官員任命令自朝廷，丞相貶低地位為相，與郡太守同級，王的權利，惟限徵起領地租稅收入，以維生活，漢朝獨自創始了郡國制，國與郡，自此已無實質區別，皇族、功臣受封時改郡、縣為國，國除復為郡、縣。

漢初序爵王、侯，王以封皇子，侯以封功臣以及外戚恩澤，自此侯的受封推展至王子身分，文帝時創始的酎金律，每年八月宗廟祭祀，皇族、功臣受封王、侯者均有義務參加，也蓋應繳納定額黃金補助祭祀費用，而所納黃金成分不足一定標準時，依不敬罪削奪的立法執行。皇帝可以做出衝動自發的、無理性的、不可預測的行為，臣子的行動卻是循常例的、可以預測的，中國政治理論從不提權利二字，階級分等的原則強調本分，而不強調權利的理由。

漢朝發源於天子皇后(妻)或皇太后(母)的外戚勢力與政治相結合，原係其傳統，文景之治相續的動力出諸竇太后，女子再婚無歧視，與具有家族擴大為國家發言權的古代社會遺習，通漢朝均強烈表現，非前漢後期特有現象。

置左、右丞相時，漢尚右，右為尊，王莽時代改大司徒，漢武帝登位十餘年，由公孫弘開始而丞相選任一變傳統，身分直接是平民，不必經由立功封侯的途徑。太尉不常置，平時總括於丞相職務內，武帝時省此官職，武帝以後置大司馬，時或加將軍之號，時或不加，非實官，無官屬，而係皇帝宮廷行走，王莽時代大司馬，不加將軍號，改實官，位大司徒上，正式列三公之首。御史中丞為御史大夫實際首長，王莽時代改大司空。

郎制係漢朝基部官職補充方式一大特色，來源頗廣，任子、富貲(一定財產標準者)、通過選舉者、獻言蒙賞識者、低級官員考績優等者，以及武帝時始置的太學優等畢業生，都具資格。任郎乃是榮譽，人數無定額，多至千人，分屬諸中郎將而統轄於光祿勳(原名郎中令)，擔任皇帝侍衛，由而熟習宮廷、政府事務後，分配出任公職。由地方推介的選舉制度，係漢朝堆廣闊登用之途。

中央任命所謂長吏的郡、縣長官(太守、縣令與尉、丞)，而少吏或掾吏的各種性質多數佐理官員，均由長官從土著平民間自由任用。佔官吏大多數的地方郡、縣屬員，分曹辦公的諸曹負責人稱，輔佐人稱史，非中央任命，係郡、縣長官直接由土著的當地籍人士中補用，豪族興起後，以其對地方的影響力而方便取得此等職位，必須經由中央任命的官員，通過鄉舉里選選舉制度，由地方長官採納鄉里輿論，向中央推薦登用的方式，有利條件都指向了豪族。

鄉吏，以嗇夫為主體而配置若干輔佐吏員，由縣直接派遣，系統上便是縣的屬吏，擔當責任乃一鄉的戶籍編定、租稅徵收、兵役與司法的總括，設三老一人，非官吏，掌教化，免除其徭役與兵役，各鄉三老中的一人又為縣三老。

兵役年齡期每人一年的衛士役，京師成立的南軍與北軍，係國家正規的常備軍，軍事系統方面，軍政官員乃都尉，校尉則是部隊長，出征時司令官加各類將軍名號，事畢而罷。

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為西漢最盛之期，時有郡國110，除畿輔7郡(三輔、三何、弘農)外，皆以13刺史部分察之，即監察區而非行政區，而後終成為較郡國更高一級之地方官，光武帝以司隸自關中移置洛陽，降其地位與諸州等。政府的驛站，可往來通消息，地方監御史的設置，監察官監視自己轄區內的地方官員，每年向長安朝廷呈報。

漢昭帝時，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錄尚書事，十餘年間集中大權於一身，努力於武帝政治的收拾整頓，與民休息，昭帝以來，外戚以大司馬錄尚書事，領導出入宮廷的所謂內朝官制度化，權勢的保障乃又加大穩固。原屬少府，職務係皇帝秘書處長意味的尚書令實質地位抬高，皇帝意志可毋須必定通過丞相而直接下達，以後外戚專權，權力來源便在領尚書事。

漢宣帝便是昔年巫蠱事件致死，事後冤獄獲得平反的衛太子之孫，父母同告屈死的孤兒，自幼受苦難，成長於民間，所以深體民情，18歲登位，6年後便隨霍光之死徹底彈壓威權過分龐大的霍氏一族，新立為皇后的霍光之女也被廢，乃其處事魄力的最初表現，在位26年，政績有中國最初具有調節榖價功能的常平倉之創設，和名將趙充國平服羌族諸集團。

建立儒學國家學術權威的同時，對百家之言祇是貶抑而非禁止，以儒家立場修飾法家，乃係武帝以來漢朝的獨特政治原理，宣帝所明言的霸王道雜之，大轉捩便是元帝繼位，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迭為副宰相，正是宣帝亂吾家預言的應驗，元帝次代成帝如同其父，也是位學問皇帝，儒學被承認為權威學問固係武帝時代，政治基本方針的忠實追隨儒學理論，則至元帝時代以後，前後經歷約一個世紀時間。

元帝王皇后，由皇太后而太皇太后，長期在位，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響國六十餘載，外戚專利的大司馬官位，便於哀帝時代一躍而居取消丞相制改立的新制三公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首位。自我暗示行為確實對於朝代更替有所影響，由於道德上的崇高地位是王朝建立的最重要基礎，如果在某些事上失了顏面，就有可能引發意識型態與當朝對立，繼而加速其衰敗。

王莽祭祀稱假皇帝，平時稱攝皇帝，年號便是居攝，王莽竄漢的另一面，乃元帝、成帝時代政治順應儒學原理後的巨大迴響，儒家思想對政治的矯枉過正不容漠視，政治家非祇對當代情勢純依經典理論的解釋以作判斷，個人立身處世也極端化相古代聖人君子言行模仿，才認定係真正人格的實踐而受尊敬。

聖賢以禪讓方式繼承地位的儒學思想，決定主權者地位非以武力，由異於攻伐革命的和平革命達成目的，此例之開，終對其後的後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各朝代轉換，樹立了禪讓現實模式，包括其前奏曲九錫的同開先例。漢朝最著名學問家之一的宗室劉歆，其為王莽皇帝演出作舞台裝置特殊熱心，為歷史界所共知。

漢朝最大社會問題，是土地集中與工商業資財累積過速。主要納稅者的小農民之數因之漸漸減少，而佃農增多，債務奴隸制增大，吏民中強者陪伴自耕農大量沒落之勢，形成豪族，以及豪族不斷抬頭，又逼迫國家土地兼併與集中。王、侯多已無力化，甚或沒落，非始封或非爵位繼承者的絕大多數皇族，祇空具載在牒譜。

後漢罷郡國兵，變更前漢制度而地方平時不維持軍隊，乃是國家財政緊縮政策下節儉政治的最主要環節。自郡分割漢、夷混居諸縣直接統轄，屬國都尉的分縣、比郡，是後漢制度特色之一，三公分立的變制續加繼承，不立丞相，而三公又以太尉、司徒、司空為名，而去其大字，以尚書六人從宮廷直接傳達命令，加大削弱三公的宰相之任，秘書政治的強化，自光武帝而成立決定性傾向。

關中得失，最關國勢強弱與成敗，實為首都之上選，光武帝棄關中都洛陽，惑於五運說，改洛為雒，西北失其營衛，遂至羌禍頻仍，洛陽居華夏之中，只以四面受敵，財賦仰給東南，又乏水道交通，實不宜建首都。

漢代從武帝以來75次改元，改元等大事的詔命多出尚書之手，年號元字有20個，初、始二字有14個，永字有12個，建字有12個，和、平二字有16個，在五經中有根據的，三公博士要用千言萬言，訓詁得成為名號，條陳得失，以符徵驗。漢代年號，大量出現元、始、初等字，所謂與民更始，就是說從頭來一次，不合目的者不算了，更始就要都合目的了，然而一次一次的更始，無異是一次一次的諷刺，目的論的主觀形式與非目的的客觀形勢，發生背離，且愈到末世表現得愈發利害起來。

建元年號集中地表現出統治階級的道德名譽的形式，從漢武帝以至清末，各代建元有750餘次，扣除了僭竊等年號400餘次，一般的年號都採用經書，特別是諱書的形式，年號重出者有119個，而用此119個年號的帝王有310次，說明漢武帝的封建法度是後代的範例。

1代

2代

3代

4代

5代

6代

1

高祖

劉邦

－

2

惠帝

劉盈

－

3

少帝

劉恭

202-195 BC

195-188 BC

188-184 BC

3&4

呂后

呂雉

－

4

少帝

劉弘

187-180 BC

184-180 BC

－

5

文帝

劉恆

－

6

景帝

劉啟

－

7

武帝

劉徹

－

衛太子

劉楔

－

史皇孫

劉進

－

180-159 BC

157-141 BC

141-87 BC

－

昌邑王

劉髆

－

9

廢帝

劉賀

74 BC

－

8

昭帝

劉弗陵

87-74 BC

－

長沙王

劉發

－

舂陵節侯

劉買

－

鬱林太守

劉外

－

7代

8代

9代

10代

11代

12代

10

宣帝

劉詢

－

11

元帝

劉奭

－

12

成帝

劉鷲

74-49 BC

49-33 BC

33-7 BC

－

定陶王

劉恭

－

13

哀帝

劉欣

7-1 BC

－

中山王

劉興

－

14

平帝

劉衍

1 BC-5 AD

－

楚王

劉囂

－

廣戚侯

劉勳

－

廣戚侯

劉顯

－

15

孺子

劉嬰

5-8

鉅鹿都尉

劉回

－

南頓令

劉欽

－

1

光武帝

劉秀

－

2

明帝

劉莊

－

3

章帝

劉烜

－

4

和帝

劉肇

－

25-57

57-75

75-88

88-105

－

清河王

劉慶

－

－

濟北王

劉壽

－

－

千乘王

劉伉

－

－

河間王

劉開

－

－

13代

14代

15代

16代

5

殤帝

劉隆

105-106

6

安帝

劉祐

－

8

順帝

劉保

－

9

沖帝

劉炳

106-125

125-144

144-145

7

少帝

劉懿

125

安樂王

劉寵

－

渤海王

劉鴻

－

10

質帝

劉纘

145-146

蠡吾侯

劉冀

－

11

桓帝

劉志

146-167

解瀆亭侯

劉淑

－

解瀆亭侯

劉萇

－

12

靈帝

劉宏

－

13

少帝

劉辯

167-189

189

－

14

獻帝

劉協

189-220

《黃河文明之光》，姚大中 著，三民書局出版，1981年04月。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 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04月。
《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費正清戈德曼 著，薛絢 譯，正中書局出版，2003年03月。(1998)
《中國歷史地理‧上冊五大古都、長城與運河》，王恢 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1986年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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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潭紙湖古道－三字坑山－三尖山、蘆薈花園雲南食府

在較大的地圖上查看獅潭紙湖古道、三尖山

紙湖古道，又名挑紙古道，位於苗栗縣獅潭鄉百壽村，是早期村民將生產出來的粗紙運往苗栗頭屋的一條產業道路，然後再轉運至竹南，竹南自古以來為金銀紙的重要製造地，竹南中港老街在繁榮時期，曾有三百多家的金銀紙加工廠，百壽村也成為竹南金銀紙的重要生產原料粗紙供應地。隨著時代的變遷，竹南的金銀紙產業趨於沒落，獅潭百壽地區不再生產粗紙，只空留下紙湖地名而已。 百壽村，舊名紙湖村，造紙業發達，製紙過程中，須挖闢湖塘，灌注石灰水以浸泡竹子，將竹子纖維分解，製成紙漿，再經過曝曬處理，以製成粗紙。這些用來製紙專用的湖塘，日本人稱為紙湖，因而成為地名的由來。紙湖農場主人彭文淦關心當地的人文歷史，曾在台灣登山研究所負責人林宗聖協助下，探勘紙湖當地的古道，林宗聖並於登山雜誌發表〈苗栗獅潭挑紙古道〉一文，使紙湖古道更為外界所熟知。

從台3線省道109.6K百壽隧道北端進入，紙湖一號橋跨過紙湖溪，此橋是興建於日據時期昭和3年(1928)的糯米橋，過橋後左轉，古道沿著紙湖溪溪岸而行，由於獅潭川下游興建明德水庫，再加上126縣道的開闢，古道路徑大半湮滅，又乏人問津而逐漸被人遺忘，雖然近年來經過地方人士整理而重見天日，但是在非油桐花季節來訪，也沒有路線標示，再加上採筍農路的開闢，使得古道非常不易辨識，最後古道中斷於獅潭川邊，長度約1.4公里，昔日古道尚可跨越獅潭川接上126縣道，如今溪岸都被芒草遮蓋，而且無法跨越溪流。

紙湖古道約1公里處是三字坑山和三尖山的登山口，由南稜線陡上竹林，再轉為雜木林相，沿路均有清楚路條，並有繩索補助，三字坑山(10-42)，海拔411公尺，殖產局三角補點，基點立於路中，僅可見到殖字和三角二字，是三尖山前一個山頭，沿北北東方向前行約3分鐘即登頂三尖山(10-43)，海拔418公尺，二等三角點1058號，三等三角點6649號，基石是由三等三角點6649號改刻，下方加刻1058號，磨除痕跡仍依稀可見。

2010年9月11日，和LSM相約先走紙湖古道，前幾日的午後雷陣雨，使得古道到處都是爛泥，而在一處岔路，依照登山路條續行會繼續進入山區，而最後路徑會消失在一片雜木林中，並且在附近看到了赤尾青竹絲，只好趕忙撤退，沿途因為採筍農路的開闢，岔路非常多，但均不是古道正確的路徑，最後回到岔路口，往溪岸方向走，確實就可以到達獅潭川河岸，不過沿岸盡是芒草，阻擋了親近溪水的機會。

回到三尖山的登山口，十分擔心LSM的狀況，這可是她第一次走這麼陡的路線，不過且戰且走，在拉著繩索，手腳並用的狀況下，翻閱了幾個小山頭，最後成功地登頂三字坑山和三尖山，因為坡度太陡，不打算原路下坡了，沿著稜線繼續前進，會進入一座軍方的基地台營區，必須向營區士兵借道才能從大門離開，還好正好是午休時間，連營區的老狗都頭昏追錯了方向，擾人清夢下快速地離開營區，開始踢2公里的產業道路和舊台3線。

產業道路沿線盡是有著山豬和捕獸陷阱警告招牌的圍籬，圍籬內種滿檳榔樹，沒看見山豬，倒是看到藍腹鷴脫落的羽毛，最後會接上台3線省道108.5K新莊隧道南口和源笙竹碳竹業園區，再踢1公里的回到百壽隧道。百壽，與客語「柏樹」音相近，因為以前村內有一棵柏樹供往來行人打尖休息，因而得名。

台3線省道112K獅潭鄉永興村有一個開了將近60年的雜貨店接興商店，被苗栗縣政府選列到老店風華專書中，客家阿公黃章森以純手工，一鍋一鏟熬製的薑汁花生糖，稍微辣口、不甜不膩的風味，飄香到美國、中國、新加坡，一週只能供應130包，不見得每回都買得到，我們買了一包和一支5元的枝仔冰消暑。

爬完山，時間尚早，在獅潭老街上的蘆薈花園雲南食府享用雲南美食，木造仿古客棧造型，十分明顯而別緻，不過遊客大多被隔壁的仙山仙草給吸引過去了，但是上次走北長城古道和蕃子寮山，在仙山仙草的仙草冰只有一小口的碎冰，讓我對這家50年老店十分感冒。

我們點了雲南粑粑絲、手工破酥包子、雲南花生甩餅和雲南奶茶，粑粑絲是純粹的在來米做成，米干則會添加玉米粉，口感較硬，湯頭含有雲南花椒，但是老闆娘已將花椒心拔除，因此充滿香氣卻不會麻辣，破酥包子有兩種，甜的包豆沙，鹹的包豬肉，特殊的千層派般酥油外皮，吃起來鬆軟間卻有著豐富口感，雲南奶茶並不是用紅茶調製而成，而是用陳年普洱茶加上煉乳調製而成，味道不甜而有普洱茶的味道。

老闆娘一家8個姊妹，有4位嫁到台灣，但也只有她一人開起了雲南菜餐廳，餐廳還有蘆薈養生餐飲和各式雲南料理，實在值得遊客好好來品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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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 － 差異化策略

管理工作的一個難題在於，作業程序的建立，是為了讓員工以一貫的方式重複同樣的工作，建立這些程序，就是不想改變工作方式，如果必須改變，得透過嚴密控制的程序，用以創造某種能力以執行某個工作的程序，同時也會缺乏執行其他工作的能力，創辦人通常對員工應該如何作業、組織的優先順序，有強烈的看法，如果創辦人判斷有問題，公司當然可能一敗塗地。

在組織初創階段，大部分成就來自資源，特別是人力資源，經過一段時間，組織的能力重心會逐漸轉移到它的作業程序和價值觀，文化是力量強大的管理工具，它使員工能夠自動作業，同時也使他們用同樣的方法一成不變地做事，衡量優秀管理作業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明確而又一貫的價值觀是否貫徹到整個組織。

浪費時間與資源使用率之間的關係不是直線，排隊理論(queuing theory)顯示，等待時間通常會隨著資源使用率提高而逐漸延長，可是等到資源使用率達到70%左右，拖延時間會突然暴增。執行長如果只是把分出去的組織當成一種工具，希望藉此不必理會巨變形成的威脅，幾乎必然注定失敗。

解決問題最大的障礙，經常不是無知，而是明明擁有必要的知識，卻無法在適當時刻找出來使用。失敗與錯誤絕不可混為一談，錯誤無法提供新的或有用的知識，因此沒有價值可言，成功會帶來苦樂參半的結果，其中一項就是公司規模一大，就失去進入新興小市場的能力。

像創業者一樣，利用想像力彌補資金方面或有的不足，在真正緊要關鍵超越競爭對手，成功的差異化策略：

• 描繪消費鏈：涵括顧客對某種產品或服務的整個經驗
• 分析顧客經驗：體認消費鏈每一步展現的相關活動，以瞭解顧客的想法，顧客隨時都在與各種人、地、事或活動互動

企業傳統上是用兩種方式支付社會部門：

• 貢獻員工的時間，讓他們從事義工活動
• 用金錢和餽贈支持社區計畫

不要把社會部門當做慈善對象，應該把它當成學習和發展企業的機會，由研發和作業基金支持這種活動，而非由慈善款項撥付。在探討與自己的功能類似的產品或服務時，檢討不只一種替代行業時，最好把眼光放在使用量和交易額最大的一些行業。

擁有重要資訊的領先使用者，通常處於其他領域和行業，即使透露他們的研究心得，也不會感受競爭影響，領先使用者發展創意是出於需要，而不是為了爭取競爭優勢。

改變策略焦點：

傳統競爭領域	硬碰硬競爭	創造新市場空間
行業	專注於本行內的對手	探討替代行業
策略群組	專注於本身策略探討本行各策略群組	群組內的競爭勢態
顧客群	專注於加強服務顧客群	重新界定本行內的顧客
產品和服務範圍	專注於盡量擴大本行範圍內的產品和服務的價值	超越本行領域，探討各種輔助產品和服務
行業的功能和感情定位	專注於根據本行的功能或感情定位來改善價格或表現	重新思考本行的功能和感情定位
時間	專注於適應正在發生的外在趨勢	參與塑造長期外在趨勢

《創新》，金偉燦、芮妮莫伯尼、艾瑞克馮希培、史蒂芬湯克、瑪麗宋內克、安德魯哈格頓、羅伯蘇頓、克雷頓克里斯汀生、麥可歐佛朵夫、伊安麥克米蘭、莉塔麥奎斯、蘿莎貝絲康特 著，應小端 譯，天下文化出版，2002年10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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