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齊家文化之後，青海東部地區先民已逐漸進入某種形式的游牧生活之中了，農業與狩獵是此種游牧經濟之輔助性生計手段，部分人群聚落因地宜而可能較倚重農業。以三項考古現象－農業工具(刀、錛、鏟、鑿)多寡、豬與羊之比例，以及陶器與隨身飾品之消長為觀察指標，為了能更大範圍的利用植物資源，人們逐漸放棄不易長程移動的豬，而偏愛飼養便於移動且能利用高地植物的羊、牛、馬等動物，人們的財產除了有腿能走的牲畜，以隨身飾物最宜。
卡約文化延續了至少有1600年之久，從西元前1600至西元之初，湟水流域卡約文化先民的貧富差別不大，絕大多數墓主的隨葬品都不多，農業活動及定居的遺跡愈來愈少，陶器製作愈來愈粗糙，整體物質遺存在逐漸消逝之中，畜牧與狩獵是阿哈特拉先民的主要生計活動，牲畜以馬、牛、羊為主，農業生產只佔輔助地位，銅器具濃厚的地方特色，不見中原銅器之影響，與上孫類型相比，阿哈特拉類型的卡約文化未見居住房屋遺跡，死者隨葬器物數量減少，殉牲中無豬，而羊漸多。大華中庄類型是最晚的一種卡約文化遺存。
馬家窯、馬廠、半山及齊家文化遺存多分布於溪谷下游，到了各支流的上游，就只有卡約文化遺存了，藉著馴養草食動物，卡約文化人群能利用更高海拔的環境資源。河湟地區古代居民的游牧化，與內蒙古中南部及西遼河流域人群的游牧化過程一樣，都受氣候上的乾冷化影響而啟動。河湟在戰國時仍遠在華夏資源領域之外，與華夏認同及華夏帝國之形成無關，由西元前3000年至西元之初，陶器體型變化趨勢逐漸變小，顯示人們的移動性逐步增加，不見於內蒙古中南部與西遼河地區。
遠在商代，商人便稱西方有些異族為羌，大約指今日陝西東部、山西南部一帶與商人為敵的人群，西周以後華夏認同形成，並向西擴張，當西方的周人、秦人及西戎等都逐漸成了華夏之後，羌這個華夏心目中的我族邊緣概念便持續往西遷移，約到了西漢中期，羌才主要被華夏用來指稱青海、甘肅之河湟一帶的異族。
作為部落的領袖人名應該不是個人私名，而是一組同父同母弟兄的共名，以母系血緣記憶來強調垂直之母子族系傳承，同時以父系血緣記憶來強調平行之弟兄部落聯盟的一種命名制度，共同的母親或祖母，可讓許多二、三代的共祖(母系)部落凝聚在一起，以父系而言是弟兄叔姪部落，古藏傳說中的七天王譜系記載，其文化淵源或與古羌人有關。
多妻制家庭中，妻子們的地位基本是是相等的，她們的子女也有相等的財產繼承權，在有妾的家庭中，正妻的地位遠高於妾，妻受其娘家保護，而妾與其娘家切斷關係，除非有特殊安排，妾之子也無法享有正妻之子那樣的財產繼承權，在有多妻習俗的游牧社會中，母親與其子女經常為構成該社會的基本人群單位。
羌人豪酋弟兄，都是出自不同母親的半弟兄，在分支性社會結構下，一組組的親弟兄部落與半堂弟兄叔姪部落間常有無止盡的對抗關係，羌人豪酋的母親或祖母確有作為部落精神領袖的地位，顯示迷唐認為聶尚對他祖母的禮遇不夠，認為這是對整個迷吾系部落的侮辱。
| 東號支系 | 迷唐支系 | |||||
| 滇良(♂) | ─┬─ | O吾(♀) | ||||
| O東(♀) | ─┬─ | 滇吾(♂) | ─┬─ | O迷(♀) | ||
| O號(♀) | ─┬─ | 東吾(♂) | 迷吾(♂) | ─┬─ | O唐(♀) | |
| 東號(♂) | 迷唐(♂) | |||||
部落是一種其內部群體間不准相互報仇的親屬群體或社群，羌人的種或種落便是各大小層級的部落，種人應是與豪酋有遠近親屬關係的部落民眾，附落則指與豪酋或此部落主體民眾無親屬關係的他種，其原部落可能離散或衰微，最下層的豪酋(小豪)所領部民大約是10帳左右，這便是羌人的牧團單位。河湟羌人這樣較平等自主的游牧社會中，其各級豪酋的政治社會地位遠不如匈奴王侯與西域諸王在其國內所享有，因此河湟羌人領袖們無需亦無法對內調集物資、對外換得珍稀物品，來強化其政治社會地位。
結盟不是幾個大豪就能決定的事，其下層的各中、小豪都要參與其事，各部落、次部落、小部落間經常相互為敵、為仇，所以結盟前要先解除彼此的宿怨舊仇，對於西羌，或戰或降是每一牧團與小部落自行作的決定，因此經常來向漢帝國投降的是數百個豪酋。對於統於一君的華夏來說，無君的詞意近於野蠻、不文明，因此漢代華夏較尊重蒙古草原上統於單于的匈奴，對於無君的西羌則十分鄙視。
經常影響羌人部落構成或大或小的外敵不是漢帝國，而是其他羌人部落，即使在與漢帝國作戰期間也是如此。羌人各部落牧民的對外劫掠，其對象常是鄰近河谷中的其他羌人部落，這也說明為何羌人各部落結盟來對付漢帝國時，他們都必須先解仇、交質、盟詛，解除彼此仇恨、交換人質、發毒誓以固盟約。
西羌的游牧生計脫離不了河谷，也是他們與侵入河湟谷地的漢帝國發生嚴重衝突的主要原因，漢代河湟羌人並未飼養駱駝、驢、騾等馱獸，而馬、牛、羊都不宜作為長程載運貨物的牲畜，貿易，特別是長程貿易，對他們而言並不重要，或基本上沒有，羌人從未要求中國開關市，他們與漢帝國之間也沒有類似貿易的貢、賜關係。
在兩漢時期，旄牛的尾巴是製造代表朝廷權威之節的主要材料，漢代能供應旄牛尾巴的地區是在西南的巴蜀，也就是接近旄牛羌的地方，旄牛們不會頭尾相銜地走在谷地的小徑上，即使在載負重貨時，牠們仍喜歡擠在一起，因此容易摔下懸崖，因此旄牛強大的負載力，只合用載路較寬闊的高原地區，旄牛不宜被牧養在低於海拔3000公尺的地區，近代青海河湟地區低地居民務農，高地住民放牧，農牧分離現象的關鍵是旄牛牧養，漢代的河湟羌人似乎並未飼養旄牛，似乎沒有如現代藏族那樣的河谷農業、高原牧業二分的經濟型態。
近代青海東部之藏族游牧，基本上也採由低而高的遷徙方式，春末隨著草的生長，他們由低地往高處遷徙，盛夏時節到達牧區最高點，幾乎接近植物生長極限的地帶，位於青康藏高原東北角的河湟地區，農業的最高上限大約是海拔3000公尺左右，這也大致是分隔牧業與農業藏族的人類生態線，以旄牛為特色的游牧以此為起點，游牧最高點大致不會超過4800公尺。
大小榆谷是羌人的亂源，漢帝國為穩固控制，在此廣設屯田34部，以屯田之策對付羌人，始於西漢時的趙充國，表面看來趙充國對羌人不主戰而主張撫，然而他的屯田政策卻造成後來羌亂不斷，可種植的河谷地在羌人生計中是不可或缺的，河西與關隴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關隴移民常隨中原帝國之軍政勢力進入河湟，佔居谷地，造成河湟變亂。
漢帝國對於來降的羌人部落普遍的處置是強迫遷移，將他們遷到帝國的西北邊郡，在這些地方，原來邊郡民眾生活便不容易，一個個羌人部落移入後，本地人群的農牧資源競爭就更激烈了。在許多羌人與漢民的糾紛中，漢地方官員偏袒漢民常是造成羌亂的初因。漢軍來平亂時，不分哪些是亂羌而到處侵擾羌人，使得許多羌部落再度結盟或到處流徙，造成更大的動亂。
在青海東南部黃河上游地區，藏族牧民出冬場的時間約在4月中到5月底之間。由出冬場開始，一年的遷徙最少3次，最多約8次，草場為部落公有，只有冬房冬場打草備冬的地方為各家私有。草生是在陰曆4月，是牧民開始放牧的季節，羌人是有種麥，其對外劫掠多在秋麥收成之後，羌人寇掠各個漢帝國邊城、邊屯據點，並不是河湟羌人本身經濟生態中輔助生計的一部分，而是他們對漢帝國入侵並侵佔其河谷的一種反抗。
西元107年是一個重要的分界點，在此之前，羌人寇邊多發生在河湟，季節多在秋冬，在此之後，寇邊集於河湟之東的北地、漢中、三輔，北方的河西張掖、武威等地區，西元107年以後，羌人寇邊四季都有，顯示參與寇邊的羌人部落在被遷往帝國邊郡後，其原有的生計模式已有很大的改變，或嚴重失調。羌人的牛、羊與馬是分開牧養的，永初羌亂(107-118)與永和羌亂(134-145)後，被遷徙到北地、安定、漢陽、武威等漢帝國邊塞地區後，才開始牧養駱駝、驢、騾。
東漢至魏晉南北朝發生在河湟及漢帝國西北邊郡的歷史，形成一個歷史軌跡，河湟羌人入侵或被移徙於帝國西北邊郡，羌人聚族而居並逐漸漢化，豪強招納流亡、擴張勢力並建立割據一方的政權。西元7世紀，吐蕃興於藏南並北向擴張，發展過程中最關鍵的步驟便是吞併青藏高原東緣的蘇毗、党項、吐谷渾，凝聚泛稱為羌的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利用他們常用於內鬥的武力侵入唐帝國西北疆，以分配掠得的物資來強化此軍事聯盟的凝聚。
吐蕃擴張性軍事行動的核心力量來自其王國東北邊緣的党項、吐谷渾等部，而非來自藏南的拉薩一帶，也因此當入侵唐土的党項、吐谷渾各部與唐及北亞草原游牧部族關係日密時，他們與吐蕃政教中心拉薩的關係也漸行漸遠，這情勢終造成吐蕃一統局勢的瓦解。
《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王明珂 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2009年01月。
《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王明珂 著，聯經出版，2003年09月。
《尋羌︰羌鄉田野雜記》，王明珂 著，中華書局出版，2009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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